作者：何映宇

　　采访者：何映宇

　　受访者：杨炼

　　依然长发披肩，潇洒不羁，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大海的第三岸》新书发布会及杨炼、宋琳诗歌交流会上，诗歌迷们欣喜地看到，上世纪80年代呼风唤雨的大神级人物杨炼又回来了。

　　熟悉当代诗歌的读者对于杨炼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以一首长诗《诺日朗》震惊文坛，与北岛、顾城、芒克、多多等人一起成为朦胧诗派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他的长诗，对海子写作《太阳·七部书》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杨炼前往澳大利亚访问一年。之后，他的足迹遍及欧、美、澳大利亚各个角落，在旅居海外的过程中，他写诗、散文和文论，参加各种国际诗歌节，声誉日隆。1999年，杨炼获得意大利PLAINO国际诗歌奖；他的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2012年，杨炼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成为在海外最有影响的中国诗人之一。

　　而摆在记者面前的这本《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正可以说是杨炼扮演中西方诗歌交流的一个媒介角色所创造出的成果。2005年以来，主编杨炼与威廉·赫伯特成功策划了中英诗人若干次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基础，是中英诗人互译项目，诗人们坐在一起，通过讨论，切入原创诗作的一切内在层次：人生经验的、诗歌观念的、形式创造上的、语言学实验上的，并用对原创的理解，激发译文的创造性能量，从而产生了一大批精彩的翻译诗作。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英国著名的Shearsman出版社，在互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联手推出《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在中国和英国以中、英双语同时出版。王小妮、西川、萧开愚、于坚、臧棣、翟永明，以及安敏轩、托尼·巴恩斯通、波丽·克拉克等重量级诗人的加盟都让这本书显得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如果说，全球化像汪洋大海，文化像一条船，那么，诗就是船底的压舱石，让我们稳稳穿越惊涛——登陆“大海的第三岸”。

　　80年代：诗歌的神圣感

　　记者：1974年高中毕业后，你在北京昌平县插队，之后开始写诗，怎么与北岛、芒克、多多他们结识的？

　　杨炼：我和你提到的诗人有所不同。我插队，喜欢文学，尝试写作，纯然是个人爱好，不知道、也没接触过“文革”中所谓北京地下文学圈。认识上述诸人，都是看到《今天》杂志之后的事。那时要认识他们很简单，按照油印本上写的地址，自己找去就是了。我至今记得那个夜晚，和顾城一起，冒着小雨探访《今天》编辑部东四十二条76号。破旧的门楼，昏暗灯光中的堂屋，赫然一架油印机（那些神奇的诗歌就是从这儿诞生的呀！），而“大师”芒克煞有介事地指点着顾城颤巍巍掏出的习作。这种神圣感，直到大家都饿了，才随着一盆面条的热气烟消云散。

　　记者：长诗《诺日朗》在当时轰动一时，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对之后包括海子在内的很多诗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83年你是怎么写作这首长诗的？

　　杨炼：《诺日朗》的诞生，有80年代作为一种精神乡愁的内在逻辑。“文革”创痛，带来追问的能量。“寻根”即反思。我们的幸运，是那时代有种生命和思想的天然吻合。年轻的生命力，猛烈冲撞着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的结构，要突破它们，还原鲜活的能量。正是这个潜意识冲动，让我们走出城市，从中国乡野或偏远蛮荒，借得大自然的原创力，并将其注入诗歌的形式创造，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甚至逆反于）中国数千年抒情诗传统的路。今天看来，《诺日朗》的语言，仍是稚嫩的。它有意思的是，用多重声调建立的空间结构，去呈现一种有深度的诗意。它抛弃了意识形态式的“反对”什么，而整体“打开”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条思路，也直接延续到了现在，你不满意周遭的现实或文学吗？别抱怨，就去创造让你（和别人）满意的东西吧！

　　记者：怎么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人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并编辑首期《幸存者》杂志的？

　　杨炼：《幸存者》之名，自有其根据。从1978到1987将近十年，一边兴奋而刺激，我称之为“以每月、每天甚至每小时计算着变化”；但另一边，这也考验着我这一代人的真正质地：我们真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吗？抑或，那历史的激情，其实又是幻象？一个反证，当我们从“地下”到了地上，一番出名、出版、出国后，诗的深度力度，却越来越弱，重复因袭，平面滑动，比比皆是。这活死亡，是不是比真死亡更恐怖？所以，“幸存者”的宗旨，就是对抗这种精神之死。我们对其成员的筛选准则，也如同后来我参与的一系列项目（如主编英译当代中文诗选《玉梯》），只论作品，不管名声。为此得罪人（包括朋友），在所不惜。那种主动返回“地下”的感觉真好。我记得和唐晓渡酷暑中浑身大汗地在我北京家里喷绘首期《幸存者》封面，吸入的化学剧毒气味，直接就像诗意之甜美。因为，这里有我们珍视的真人生之意义在。

　　传统与长诗

　　记者：1993年顾城去世之后你开始写作《大海停止之处》，对于生命的无常是否有更深的体悟？

　　杨炼：《大海停止之处》写于1993年6-7月，而顾城夫妇于10月去世。新西兰的朋友们一个电话打到我所在的悉尼，告知噩耗。那晚，我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痛惜之余，也有自责，我觉得倘若当时我在奥克兰，顾城可以像当年追谢烨时那样，来我这儿说说，或许不会极端至此。再进一步，我痛感对于我们这一代，历史和个人的悲剧何其残酷的绞缠！生命何止“无常”？它更可怕的“正常”——逻辑性地毁灭着生命！这种感受，在我后来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中，被概括成一对句子：大历史如何卷入个人生活；由是，个人内心如何成为历史的深度。海外漂流，真是对一个人质地的检验。你是喋喋抱怨那种“无根”，还是由此辨认出人生漂泊的本性？并建立“没有不残忍的美”的信念？1993年，是一个坎，一种决定时刻。你要么被压碎，陷入彻底茫然，要么整个重建自己的人生结构、写作结构，从此活在另一个境界上。对于我，《大海停止之处》画下了这个标点。

　　记者：长诗《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和你早期的《礼魂》、《西藏》等作品都关注中国传统神秘文化，都从中国神秘文化中汲取写作的素材和灵感，你是以此尝试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

　　杨炼：我为自己很早就关注“传统”感到幸运。因为，那恰恰不是“神秘文化”，而是一种深层思维方式，蕴含在我们的生活里，甚至操纵着我们的现实。反思中国现实，而不深及传统，等于没反思。反思传统，同时就意味着现代转型的创造性。它的着眼点，绝非“过去”，而是当下，甚至将来。《礼魂》、《西藏》，剥开时间幻象，暴露出人的根本处境。《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更让诗歌回返“人类唯一的母语”，通过建构诗意的空间，囊括一切时间，最终，以语言的（甚至语言学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这当然是我的个人诗学，但它也从中文获得了深刻的启示，例如汉字的非时态性，以及它形式、结构的空间性。我得说，中国现实和文化上的困境，以及我们对此的意识，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它不仅激发出我们对自身的自觉，也在全球化语境中，激发着世界追问自身的能量。

　　记者：韩东说他对所有的当代长诗都持怀疑态度，你怎么看？

　　杨炼：怀疑一种诗歌形式，犹如怀疑母鸡为什么存在。我认为，每种诗歌形式，内在设定着诗人挑战自身的方式。而当代中文长诗，诗学本质上内含着对三千年中文抒情诗传统的挑战。大一统观念禁锢下，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处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地处决了屈原的个性、先秦的力量，以及后来历代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当代中文长诗，数量众多，质量不差，这里有内在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得不重新发出自己的天问。当然，要说清楚，长诗不仅仅等于“长”，它的核心是深。它要求诗人人生经验、哲学思维、语言创造力的整体成熟。

　　漂泊海外

　　记者：怎么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的？

　　杨炼：这其实很简单。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思是作家，更是我的好友。他家的晚会，经常是北京艺术圈朋友们最疯狂的聚集之地。当时有个澳大利亚——中国作家交流项目，周思认为中国官方作家什么也“交流”不了，还不如让我去见识那片土地。一个小故事：我接到邀请后，在单位办护照遇到重重阻挠，领导不乐意看见这个小年轻跨出国门，幸亏周思每天一电，追问“为什么还不发护照？”这坚持到在艺术节开幕前几天，领导叫我去，把一本护照扔在桌上：“出去说话小心点！”我打开一看，出生地是错的——写着“北京”（应为瑞士伯尔尼）——管他呢，反正一年后就回来。结果，这一错直错到现在：我今天持有的新西兰、英国护照上，出生地都是“北京”。外国正式文件，只能延续原来文件的内容！这也算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小注脚吧。我在中外所有出版物上，和我自己的证件上，是两个人！

　　记者：怎么会主编这本《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的？选择诗人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杨炼：这本书几乎是自然生成的。我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以源自中文的思想，和外语诗人碰撞，并时时感到互相理解的畅快。也因此，我们互译的动力，是更深了解对方的渴望，尤其是，不依赖教科书上的人云亦云，而是凭自己的发现，去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文化，进而了解自己在今天世界上的位置。《大海的第三岸》，是对过去十年中英诗人深度交流的一个小小回顾。我希望，它也为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能够如何交流，提供一个范本。基于此，入选的诗人无一例外，都是活着的。不仅活，而且还是各国当今创作的中坚力量。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英语诗人，来自不同国家：英国、美国、新西兰、南非、尼日利亚等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浸染，把一个“英语”变成了许多英语。由此，这大海可远远不止有一个“第三岸”呢。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