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晋瑜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王小妮
“我是／我狭隘房间里／固执的制作者。”诗人王小妮曾在《应该做一个制造者》中，发出“固执”的声音。她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让我的意义只发生在我的家里。”（《工作》）
但是很显然不止如此。她的意义通过大学的讲堂影响到她的学生，通过微博扩散到网友，通过作品传达给接触到的所有读者。
冷静而节制，内敛而优美。无论是艰难苦闷而压抑的知青岁月，还是单调迷茫又充满生机的校园生活，都能从中读出王小妮的诗意、深邃和藏在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悲凉。
悲凉。甚至还有绝望。当然，她传达的不仅仅是这些。在她眼里，诗是一条活灵灵的深河，小说是精工制作的钢筋混凝土桥梁，天然和人工的区别。知青小说《方圆四十里》中，风景秀美的锦绣公社中知青与农民的生活在她的笔下纷至沓来：劳作、打架、偷狗、对回城的期盼、招工、投毒、告状，零碎而又完整成一体系的事件里，有青春的苦闷，也有生动的快乐。小说将人与土地、自然融为一体，“万物有灵”的信仰贯穿其中，看似随意不拘，却凝聚她对特殊年代的反思。
此前，她在《上课记》和《上课记2》中记录、写作，同时审视反省，并不断地自我调整修正，由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王小妮说，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她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年轻人，并得到他们的友情，由此发现这些新生命身上蹦跳出来的干净纯洁。崔卫平因此评价，王小妮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她的作品，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
其实在王小妮的眼里，苦难也可以是诗意的。她不把诗意只理解成优美浪漫。
记者：诗歌、散文、小说……不同题材的创作您都比较擅长，但是好像诗歌得到的认可更多一些。多数印象中，诗歌创作是需要激情的，很多作家自诗歌创作起步，但后来却改弦易辙，您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小妮：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只是在各个形式之间走，像在一个长廊里来回转一转。没有设定，心里积存各种各样的感觉，哪个可以写出来了，就写，是随意的。你说诗需要激情，我觉得诗更多的是灵光一现。
记者：非常喜欢您的诗歌，也看了些诗评，非常受益。您的诗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这么多年的诗歌创作，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王小妮：建议不用看诗评，很多都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诗是离不开人本身的，所有的经历都反馈给了诗，这不是选择的结果。很多的感受都改变人。
如果我不是个写诗的，不会有《上课记》，感激敏感吧。
记者：如果说《上课记》比较纯粹自然的话，《上课记2》里，有些“目的”了，话题更为开阔，视野也从课堂走进了学生家庭，走向了农村。您自己如何评价？《上课记2》关注的一些层面，翻到后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您是否注意过《中国在梁庄》？
王小妮：两本《上课记》是从偶然到清晰的过程，走向农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愿意讲述的多是来自乡村的学生。我始终都在被动的位置，没有主动去找他们问询，而有大约三个城市出来的学生的讲述太过隐私，不想公开在文字上，所以客观地形成了似乎偏向于乡村，其实城市孩子成长的故事同样不容易，更细腻微妙和被他们耿耿于怀。
第一本的角度更多的是写作者本人，第二本更多的是在读大学生，看过《中国在梁庄》，写作时倒是都没想到过。
记者：90后学生什么样？从哪个层面去了解他们？我觉得《上课记》至少搭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和他们打交道，肯定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走近一个人的内心很难。这本书这么真实描写他们生活与生存现状，是否付出了很多？您能表达一下自己眼中的学生吗？您对他们如何评价？
王小妮：任何种族任何文字，都不会忽视自己内部20岁的群体，他们才是正生长着的，必然引领未来的，尽管这个引领还不会一下子清晰和明确。他们不是不被了解，而是生命本身都要有对于自我的本真的表达。如果对他们的兴趣仅限于老师父母和他们自己，显然不是他们的问题。近两年来，有默默无闻离世的年轻人的微博被人“发现”了文采和诗性，如“走饭”。他们敏感也真实，惧怕未来的社会，有少数愤愤不平，有少数选择犬儒。但涉世未深的他们给我的温暖信任是我的幸运。
记者：《上课记》里，有对学生的失望情绪，但是在《上课记2》里，这种情绪变化了。您认为呢？那么这种变化缘自什么？
王小妮：他们本身的错小于周围环境反压给他们的，要责难他们之前，先该责难的多了。
记者：“悲哀”“无助”是游荡在《上课记》中的另一种情绪。您对于教育是否已经绝望了？作为老师，您希望传达给学生怎样的信念？
王小妮：是的，是无望的。跟学生一直在强调的是你有责任使你这个生命生活得快乐，使你的家人活得比过去好，你起码有这个责任，然后，选择担当。
记者：您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了和学生们相处的细枝末节，大学生不同的心态和自身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您怎么评价教师的经历对您的影响？
王小妮：在大学八年，上课七年，和大约1000个学生有见面，过去的生活里从来没这么久地接近这么多人，要再三感谢他们的友善、单纯和信任，我变得更理性更愿意倾听。我不按某一代人这样分类，更强调每一个独自的个人。
记者：您总是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随意地生活，真诚地写作。”这是您的追求吗？
王小妮：没追求，跟随自己的内心就算追求吧。写什么怎么写都是随性的。你看《上课记》的第一页和《上课记2》，好像不是一个人写的，体例语境都不同，都是随意的结果，没想到返回去重新更改协调什么。
记者：您对中国教育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现在的学生和当年您的大学时代比，有怎样的区别？
王小妮：各层次的教育最终结果都把是一个个天真的孩子分离成言不由衷的不同角色，最后受害的是社会体系本身。现在的大学生会迷茫了，这是最大的进步，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正在和原本的自己痛苦地分裂着。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混沌地昂扬激奋，似乎就要领受“天降大任”。
记者：《人鸟低飞》早在1994年就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过，这次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和先前那版，有何区别？
王小妮：没区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把萧红自语部分的黑体字取消了，这样读者要转换叙述角度，读起来有障碍吧。
记者：您是否看过电影《萧红》？国内很多颇有影响的研究萧红的作品，在黑龙江省的萧红故居收藏的“萧红传记”有近40种，您也会关注吧？您觉得这本《人鸟低飞》有何独特的价值？
王小妮：没看过这部电影。对中国电影没期待。也没再关注过萧红的传记。那是大约20年前吧，我只是想写一本有关萧红的小说。它的特殊就是它不是传记，是虚构。
记者：写知青生活的《方圆四十里》，也是再版。这部作品描写70年代中晚期的知青命运，有何特殊的意义？
王小妮：任何一个时代的亲历者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很难体会平凡的日子有什么特殊，很难有人能跳出日常生活本身去提炼它的特异和怪诞。写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确，把力气用在细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来还原贴近那个年代的真实。动感，画面，方言，群像，随机性，让“死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来，相信特定时代的荒诞和超越会被不起眼的细小们缤纷地带出来。
所有本该存在的东西，那个时候其实都不缺，善和恶，快乐和悲哀，时尚和落伍，都以它当时特有的方式延续着。
有人认为写诗的人不会写故事。我想中国的读者只是习惯了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稍有变化就觉得没故事和不好看。可惜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为了谋求故事的完整和悬念，不都是仅服务于读者的阅读需求的。
记者：您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小妮：看书，处理邮件，看微博，做家务，常出去走走。近来，正在整理短篇系列小说《1966年》，12篇，正好一本书。讲讲在动荡中可能存在的很多极易被忽略的人物和细节。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