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荻晔
采访者：许荻晔
受访者：张庆善
专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
记者：许多学者批评了目前市场上许多“歪解”《红楼梦》的产品，但这是不是存在另一种理解：在学术成果进入大众的过程中，因为红学会这样的学术机构没有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催生了这样的结果？
张庆善：大家对红学会有一定误解。红学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不是文化主管部门，而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群众社团。它是一个学术性团体。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不可能隔绝社会，面对社会存在的文化需求，我们也应该从学术角度提供理论支持、艺术指导。如果《红楼梦》要拍影视作品、搞美术创作，甚至做成动漫，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的。但社会上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很多人也并不是那么严肃地做学问，而是追逐名利，对《红楼梦》的解读胡编乱造，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红楼梦》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可能只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做这些文化产品的人，让他们引起重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传达正能量。经典要走向当代，不可回避的就是传播问题，理论如何进入操作问题。现在人们接受经典的渠道很多，不仅看书，还可以通过电视、动漫、多媒体等。
记者：但在公众感觉中，红学会反而一直打压一些“民间红学”的观点？
张庆善：我真是无可奈何。红学会是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跟作协不是一回事，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国家编制，入会退会也非常方便，只要你喜欢《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并有一定成果就可以入会。而且我们是欢迎各种各样观点学术争鸣的，最简单的例子，红学会的顾问周汝昌老先生就非常支持刘心武先生。其实，没有人是代表中国红学会去参加讨论，都是以学者个人的身份参加讨论，就是红学会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从不去压制谁的观点。
记者：外界对红学界的批评，还包括浪费国家投入做一些在大众看来过于琐碎的研究。
张庆善：这种说法可能是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我刚才说到，中国红学会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就是《红楼梦学刊》也是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国家拨款。学者自己搞研究、写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就发表，读者爱看就看，不爱看就算了，不存在国家投入的问题。我不知道说浪费国家钱财从何谈起。
至于说到具体的学术研究，要尊重专家学者研究的权利和个性，有的专家一辈子研究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这是他的学术兴趣，理应得到尊重，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人家。而且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有成果的。大众对《红楼梦》研究的需求，可能更渴望得到普及性的阐释，帮助他们去理解，事实上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最多的。但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读者也不读，媒体也不炒，大家喜欢关注“曹雪芹的头发有多少根”之类的话题，媒体一宣传，造成了红学界专门在做这样的事的感觉。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往往这些炒作，与红学家们毫无关系。“曹雪芹的墓石发现了”，“《红楼梦》手稿回归祖国了”，这样的事情反而一窝蜂，但红学界真正在做什么反而没有人关心。
记者：外界对红学界的不信任可能还基于一定的观察方式，比如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红学家不为大众所知。
张庆善：事实上，中青年红学家里还是有很多优秀人才，但他们没有那么有名，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先生们在他们的学术发展阶段，往往会由一些历史机遇造就，比如胡适在1921年，李希凡在1954年，而且以当时的学术环境，一个新材料的发现就可能使一个年轻人名扬天下，但现在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二是时代变化了，现在的学者要保持专心致志在一个方向钻研太难了，他会面临学科设置、考评要求，要面临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不可能像周汝昌先生那样一辈子主要做《红楼梦》研究，像那样他就要失业了。比如一个教师在大学里就不能只开《红楼梦》课，而是要开好几门课，不可能专一。我觉得中青年学者的知名度不够高，不代表成就不高，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合理，不仅懂古代文学，也懂西方理论。我们相比老先生，差的是治学精神。我们许多年轻人晚上去唱卡拉OK，老先生们却在秉烛夜读，所以他们唐诗宋词朗朗上口，这样的功底能不出成就吗？但这也不是妄自菲薄，否定掉一代人，只是需要看到中青年学者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