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晶 祁斯韵
王十月,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无碑》、《米岛》等,小说集《国家订单》、《成长的仪式》、《安魂曲》、《开冲床的人》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学作品被译成英、俄、西班牙等文字。美术作品及美术评论见于《美术报》、《中华画刊》等。
采访者:记者
受访者:王十月
他曾是从湖北来广东谋生的打工仔,却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自由投稿到凭借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的写作历程听起来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湖北石首人,继《国家订单》之后,他历时四年写出了新作,长篇小说《米岛》。这回他写的不是打工生活,而是故乡。或许跟小说题材有关,他说新作受到了老乡的热捧,家乡的企业老板几十上百地买下这本书送人,并为身为作家的王十月感到骄傲。
我写作
经常反反复复地折腾
羊城晚报:长篇小说《米岛》的写作过程似乎不那么顺利?
王十月:这本书写到半路拐了个弯。因为找到叙事的腔调很重要,前面写了几个开头不满意,写到两三万字就废掉了。终于找到一个开头觉得不错,写到十五万字之后,才出现《米岛》开篇的那棵树,我一下觉得这棵树是非常好的叙事者。于是把前面的全部推翻,从头再写,后面写得比较顺一点。
羊城晚报:废掉那么多会觉得可惜吗?
王十月:不会,这些东西迟早会在你别的作品中以另外的方式呈现出来。一次成功的写作,肯定会有失败的尝试作铺垫。比如四万字中篇《寻根团》,事实上我写出来至少有19万字,我可能在写到五六万字之后,又删成一万字。我的写作经常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
羊城晚报:你对故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王十月:我到了城里,但从不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跟城里的生活还是有点格格不入。可事实上我热爱城市,我跟很多认为“乡村美,城市恶”的作家不一样,否则我不会到城市来。城市确实给人生长的空间更大,农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可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我回不去,我在那又没户口,又没有土地。
小说为什么叫《米岛》?米是中国人的主粮,农耕文明的象征。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反思工业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不可逆、不可阻挡的潮流,一直怀念过去没用。甚至写到环境污染时,我也不是一味批判。现在很多高污染的行业为什么存在?因为有存在的必要。手机上的塑料、芯片都是通过会污染环境的冶炼技术生产,现有条件下,如果要做到不污染环境,成本会非常高,大家都用不起。人类只要攫取资源,一定会对地球造成毁坏,但只要人类不想回到原始社会,这种污染就是不可逆的。
对“打工作家”这个标签不介意不拥抱
羊城晚报:你还介意“打工文学”这个标签吗?
王十月:从头到尾我对这个标签不介意也不拥抱。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打工作家”这四个字就是我的胎记。这块胎记长在我身上,不能把它洗掉,那就是你的精神烙印。但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说我这有块胎记,所以我出去介绍从不会说我是“打工作家”,别人介绍我是“打工作家”时,我也不会反驳。但那与我的写作无关,我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就行了。
羊城晚报:你对现在的生活有危机感吗?
王十月:所谓不真实就是有危机感,我永远都有危机感,所以我说自己是飘在空中的人。危机感还来自于,现在连回家都回不去了,土地都没有了,我在城里生活,现在能写,版税能养活一家人,突然有一天不能写了呢?怎么办?而且到时候我年纪也大了,也失去了吃苦的能力,工厂也进不去,我还能干吗?
羊城晚报:最近你新出了画册,对国画兴趣很浓,这是不是一个转型?
王十月:我现在画画的兴致还是很浓,但画画不可能成为主业。我的画也能卖,但还是想在文学上更努力,还有很多想法。哪天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到头了,没有提升的空间,也没有可写的题材了,那才可能认真地画,现在就是闹着玩的,心思还是在写作上。
羊城晚报:你以前学过画?
王十月:是,我十六岁跟老师学,出来打工的企业是画布的,在丝绸上画手绘,牡丹、兰草、荷花这些,流水线生产。这一阵画荷花,我就拎着红颜色专门画荷花,画杆子的就专门画杆子。那时我们的老板是画家傅泽南,85新潮的领军人物,他对我很好,他自己画画的时候我在旁边当助手,他教我一些东西。但我1993年离开那家公司后就没有机会画画了,一直到作协安定下来,才重新开始画。
长篇小说应以一定长度和密度为尊严
羊城晚报:之前你写故乡有烟村系列、困兽系列、野兽系列。这部《米岛》也写故乡,不同在哪里?
王十月:“烟村系列”是我对故乡的美好想象,写了以后有人说,哎呀我想去那玩,写得这么美。我那时的想法有点像沈从文说的,创造一种优美的生存方式,但事实上那种生存状态是我想象中的、渴望的方式,在我家乡是不存在的。
后来写的“野兽”系列中间有部长篇叫《活物》,那个小说想象力很丰富,写到楚文化、巫鬼文化的东西,它是个大的预言。但那个小说我不满意的是,它太天马行空,跟我们的生活对接得不太紧密,离现实有点远。《米岛》是在这基础上的调整,保留想象力的同时,力图扎根真实生活,相对来说,在我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这点。
羊城晚报:算是你写故乡的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
王十月:对,我的想法在这部书里贯穿了。但本来计划要写50万字,写到后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我为了把它写完,请了两个月假,时间有限,编辑催书又催得紧,身体也吃不消,所以在原计划上略打了折扣,现在看是个遗憾。不过,一部书写到50万字,对读者也是巨大的考验。
羊城晚报:计划写这么长的篇幅是这个题材决定的吗?
王十月:对,我从开始就摆出这个姿态,从1949年土改开始写,要展现这么宏观而庞杂的60年历史,一定得有这样的篇幅。我的长篇一般都比较长,我喜欢写很长的历史,《无碑》接近40万字,内容跨越三十多年。长篇小说应该有这样的尊严,应该有一定的长度和密度。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写得比较薄,结构比较简单,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长篇,觉得不过瘾。
我想做的是所谓“宏大叙事”
羊城晚报:你非常关注现实问题,但有的作家不是。
王十月:对。有的作家说:“我的写作为我的灵魂负责。”我说那是扯的,你的灵魂写出来放在电脑里,就是为自己负责,干吗要拿出来给别人看?拿出来给别人看就不仅要对你的灵魂负责,还要对你的读者负责。如果你的灵魂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呢?也值得别人去尊崇吗?我实际上看不上那些玩花招的。卡尔维诺伟大吗?我觉得伟大。博尔赫斯优秀吗?我觉得优秀。但在我的心中,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些人统统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托尔斯泰。
要我写那种小情小调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我也不欣赏。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我想做的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虽然宏大叙事经常不被人看好,特别是我们70后这代作家,基本上没什么人这么写。这是贾平凹、余华他们那代干的活,他们那代作家关注的问题跟70后不一样,但我是老古董,关注点比较像他们,喜欢浩大的东西。
羊城晚报:谢有顺给你的评价是现实主义者,但又非常理想主义。
王十月: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准确,现实主义者是因为我从现实中来,我的经历决定了我逃不开,必须直面这些东西。但作为作者,我的写作肯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像《米岛》、《无碑》,都有理想主义色彩在。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