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永熹

    采访者：记者

    受访者：王敖

　　王敖 北大中文系1999届的毕业生、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卫斯理大学教师、安高诗歌奖得主、《读诗的艺术》的编译者、吉他手。

　　一个诗人从写作初期的试探，带着加速度的突破，到建立起个人的诗歌空间，这期间要面临很多选择，包括放弃。不论你尝试过多少写法，有过何种机会，采取过什么路径，都需要找到一个音色，它属于你，你也忠于它，造就诗歌内部无形的签名；它也很像一种流动的能量，支撑起诗性自我的骨架。让你在站起来并壮大之后，有能力与不同时代的诗歌意志进行对撼，并接续一个重新定义过的堪称伟大的传统。而且，不论走到了哪一步，成败在所不计。最终，你写的诗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这是无法预料的，也许完全湮灭，也许不。

　　在读诗和写诗的人中间，王敖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读过他早期的诗集《朋克猫》、地下出版物《黄风怪》，并遭遇了后来的《绝句与传奇诗》重击的人，一定能够明白，“王敖出品”意味着怎样的一种诗歌景观。

　　初读王敖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作品相当令人费解。例如，在他写下的许多同名《绝句》的一首中，他问到：“为什么，星象大师，你看着我的/眼珠，仿佛那是世界的轮中轮……”在这里，读者或许会问，谁是“星象大师”，而眼珠，又怎么可以被比作“轮中轮”？

　　再比如，“在我的两次/轻轻的崩溃之间/有一扇窗，一捧啤酒花，还有一位千变万化的朋友/用宝石色的眼睛，染着我身上的各种光，我不停地爱上/从我身体中扯出，一丝丝向前飘移的血……”此处，如果“两次轻轻的崩溃之间”尚算得上接近日常生活经验的修辞，那边“一位千变万化的朋友”，以及一个不停地爱上从自己身体中扯出的“一丝丝向前飘移的血”的人，就不能不说是某种超出日常经验范畴的，花样翻新的想象。正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串联起天空和宇宙的想象力定义了王敖诗歌的特殊性。正如安高诗歌奖的授奖词中所说的：“王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审美殊异性。”

　　用想象力将自己和读者带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幻之境，这让王敖的不少作品读起来像童话，或者像神话。读王敖的诗，有时就像在读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罗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只不过，王敖赋予了自己的“爱丽丝仙境”以诗歌的形式，它们更快速、在某种程度上更离奇，并加入了现代音乐般的节奏感。

　　王敖并不忌讳谈到卡罗尔，以及另一位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影响，他说，“我所有的诗都是对刘易斯·卡罗尔微不足道的引申，也是对第一次读布莱克的遥远回应”。“我可以是零也无所谓，只要我能短暂地跟他们同在。”

　　写诗就是要给你使用的语言带来荣耀

　　不是说要诗人们去做语言游戏，无视生活经验，推卸现实责任。而是说，如果不能给你眼中的世界赋予一个诗的形式，你本来就不必写诗。

　　新京报：我感觉，你的诗是以“词语”为基本受力点的，它依靠词语各自携带的不同的画面、质感、温度，依靠它们之间的冲撞与摩擦而产生极大的张力。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诗会呈现出如此高的密度，并极度专注的原因。相比之下，更多的当代诗主要依赖生活经验、依赖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解、依赖意象或画面。你会认同这种看法吗？

　　王敖：不完全认同。写得好的诗人都会在每个词上用力，转动并把握方向。不仅是驱使它们去表达什么，还要看你为它们做了什么。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具体写什么题材，经验和思想都是附庸风雅。借用奥登的话说，写诗就是要给你使用的语言带来荣耀。这不是说要诗人们去做语言游戏，无视生活经验，推卸现实责任。而是说，如果不能给你眼中的世界赋予一个诗的形式，你本来就不必写诗。

　　实际上，只要有点写作才能，谁都能看着新闻写首诗。写得好可以当新乐府，写得不好，一本诗集就是点缀了感慨的故事会。说到底，生活经验和思想是什么呢，在进入诗歌以后它们都属于一个意义发生的过程。它们并没有在写之前就完全定型，也不会在写完之后立刻停止。如果有人把这些东西绝对化，就容易在诗歌里自缚手脚。写诗会变成给僵化的诗歌习气站桩，无论他如何号称先锋，活动范围都不超过20公分。

　　这些年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制造出一种语言景观，让可感的意义在里面展示它形成的过程，开花结果，或者，创世毁灭。我不想去问哲学家或者其他人，而是想问自己，为什么会有意义，它怎样化身成几句话，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给人梦想和启示，然后脱手而去，并继续向前，难以捉摸，但又真切地存在——这既是我的想象，也是我对现实的发言，并包含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换一个角度看，它们在我的作品里到处可见。

　　我所有的诗都是对卡罗尔微不足道的引申

　　在我没法进入诗歌状态的时候，我会去读最初让我想写诗的诗人。他们的召唤就像少年时代醉酒的感觉，让人眩晕虚脱，同时希望无比强大。

　　新京报：你过去曾不止一次在文章和访谈中说，“有些诗我现在还写不了”。你认为写诗的突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对其他诗人的阅读、理论的准备、周围风景和生活环境的转换、生活中其他的刺激，以怎样一种机缘最终激发出某种风格上的顿悟？在你有意避开某些写法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为迎接某种新的技艺或裂变准备？

　　王敖：有两种情况。对一个诗人来说，尽量多接触各种类型、风格的诗是必需的，包括动手去写。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很多诗也不难实现。

　　就像一个爵士演奏家，给他其他类型的音乐，他也能胜任，并且可以融合进自己的理解。但他真正擅长的，仍然是自己发展多年的音乐类型和表现方式。读某些作品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也会不自觉地预演自己在那个方向上的行进，如果没有多少挑战性，有时候都不会读完。即使你也能写，也不代表那是真正的进展。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诗接近某一个时代语言的最大值，蕴涵异常丰富，就像会活动的城堡，从各个方向进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观。那些伟大诗人的顶峰之作，不要说现在，将来也写不了。但它们会提示你，它的某一个维度，就像从木星的光环里抽出了一束异彩，可以带你飘去另一个你向往的地方，让你去另求新声，并重塑自我。如果你能大概看到那种境地，但还达不到，这时候还是冷静一点吧。

　　在我没法进入诗歌状态的时候，我会去读最初让我想写诗的诗人。面对他们，仿佛透过他们可以看到上帝，他们的召唤就像少年时代醉酒的感觉，让人眩晕虚脱，同时希望无比强大。对我来说，他们是站在大师们斜上方的人物。我所有的诗都是对刘易斯·卡罗尔微不足道的引申，也是对第一次读布莱克的遥远回应，我可以是零也无所谓，只要我能短暂地跟他们同在。

　　诗歌理想是一个投影仪，过热会把里面的灯泡烧坏。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手里的长诗写完。其实能写诗，已经是一种自我肯定过的理想状态。这是任何赞誉和现实利益都无法兑换的成就，继续写作是最大的奖励。

　　写诗是需要高度自律的极限运动

　　散落的残篇，背后是无数的文化赝品的浪潮在合唱。某一首诗磨损的躯壳，也许曾经无比精美。

　　新京报：在你看来，诗歌与当代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文化以及当下现实的支离破碎无力滋养高妙并具有强大精神感召力的诗歌，你怎么看？你认为诗歌对于建构当代文化又背负着怎样的使命？

　　王敖：一个时代的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诗歌的力量，短期内没有直接用处的诗歌，或者不易整合的作品，会受到莫名其妙的待遇。关于诗歌的衰落，小众化，脱离时代的指责都会定期地制造出来。即使是一些读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会附和这种不假思索的抱怨，导致无意中接受了一种文化市侩的逻辑。

　　在我们的时代里，高质量的，精确而有韧性的诗歌语言为什么还存在？因为最大的混乱，最彻底的无意义，随时出现的深渊，给诗歌提供了蹦床。

　　就像杜甫在诗里说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写诗是需要高度自律的极限运动，很多东西并非一时可以看清，并获得一个什么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大诗人在文明的瓦砾间的身影，散落的残篇，或者本来就没写完的作品，背后是无数的文化赝品的浪潮在合唱。而某一首诗磨损的躯壳，也许曾经无比精美，现在就像一个空罐头盒子，以时速五十公里的速度，在某个高速公路附近随风飞行，偶尔磕碰出几个音符。你听到了就听到了。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