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玲玲

    采访者：邓玲玲

    受访者：野夫

　　野夫简介：土家野夫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代表作品：《江上的母亲》《父亲的战争》等。

　　新京报：你曾经评价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野夫：就是性格吧，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天生比较自由散漫。打个比喻说，就像没有完全驯化的动物，身上有很多野性。我们从小生活在那个野蛮年代，从小看三国，看各种侠客小说，喜欢的是江湖的道义，喜欢的是兄弟感情。我们小的时候，男人们说的话就是，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我们受的是这种用今天来看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

　　新京报：有句话说少不看水浒。

　　野夫：对，我很小就看《水浒传》，大概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从小崇拜的是这种男人社会，喜欢的是这种江湖社会。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大人在武斗，孩子也打群架，需要兄弟义气才能在一个地方上不受欺负，慢慢把朋友看得很重。我很少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在朋友中算是口碑比较好的。

　　作为二流情人，就是我们做情人，一定不是像那些有钱人的情人，买房买车，我们都做不到，甚至给人买礼物，去别人的生日聚会都做不到。情人节是哪天，我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显然这不是一个女孩心中的好情人。

　　至于说三流的丈夫，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两次婚史，并不是人家女人有多么不好，显然是我不好，人家觉得我不配做老公，做不好丈夫。

　　新京报：你的女粉丝很多。你有女朋友吗？

　　野夫：肯定，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女朋友，我一定是同志。

　　其实，我的兄弟更多，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女读者太多了。我通常不称为粉丝，我总觉得那是不恰当的说法。也许是有很多女读者愿意表达，愿意说出来，但是比如把微博上的读者做一个分析，肯定男性远远多于女性，生活中也是一样，哥们多于女性。

　　新京报：最近《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和德国的学者在帮助“文革”心理创伤的人进行治疗。你的文章中写了很多时代给你造成的伤害，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心理创伤者吗？

　　野夫：我肯定是一个“文革”时代的心理创伤者，但是我从小喜欢文学，文学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赎。我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我在生活中是活得特别健康的人。我可以这样吹牛，我算是活得特别的真和善的人，我不愿自我表彰自己做了多少善良的好事，我只想说我在生活中是处处与人为善，跟我打过交道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作证的。

　　新京报：没有因为创伤而去伤害别人？

　　野夫：我并没有从小因为受到野蛮待遇而反过来野蛮地对待这个社会，并没有从小家庭受到的迫害怀疑整个社会，整个他人。并不是像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我从来不这样看。但是有没有创伤，肯定是有创伤的。这个创伤都有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自我治愈的过程。

　　新京报：其实你大量的散文是在2006年离婚以后，才开始写出来的，你之前一直怀着这样的创伤吗？写完以后就觉得释放了？

　　野夫：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最终写完的时候，是一种还债了的感觉。比如我母亲的遭遇很惨，已经失踪十年了，我都不想碰这个话题。我是一个写作者，甚至是一个做书的出版者，母亲如此悲惨的人生，你放了十年，都不碰这个话题，你是有愧的。当她离世十年的那一年，我终于把她写完了，完成了这样一次祭奠。就像安魂曲一样的，就像道士做道场，完成了一个仪式。你的心也觉得可以告慰在天之灵。

　　我认为其实中国人，尤其像我这代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很悲惨的经历。很多人选择了不说。

　　新京报：李爽（一位“星星”女画家）也写了自己七十年代的回忆。她说，她这一代人很多都有心灵残疾，尤其是童年，“文革”时候留下很多的伤害，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说出来。可能更多的人会带着这样的残疾去世，离开这个世界。

　　野夫：对，还有很多人心理不健康，生活抑郁。还有人在深深地忏悔，到今天还活得很胆怯，这都是后果。

　　新京报：你的文字里面有太多的忧伤，但是生活中你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的内心是不是跟外界有一个调适？

　　野夫：我们的内心一定是有非常非常悲怆的一面，也有很庄严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全部外化为我们的表情。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能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传递仇恨，不是为了传递你的悲剧的，你是为了传递爱，写出这些是为了告诫后世，我们不要再发生这些了。

　　新京报：有很多人不理解你。

　　野夫：但是，我认为更多的人是理解的，不理解的是极少数。不理解的人里面，有人是故意不理解，有人确实是不理解。我们今天的世道已经被改造得很寒心的，明明是白的非要说成黑的，明明是善的要说成恶的，明明的恶的，要说成是善的，美的，这种颠倒黑白的人、事确实大有人在，但不是社会主流。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