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宇
骆玉明，生于1951年，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博士生导师、辞海编委，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采访者：李怀宇
受访者：骆玉明
骆玉明教授出新书《诗里特别有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引起一阵热闹。人们或许还记得，前些年他和章培恒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经名震一时；还有一本《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则是一直受人追捧而市场上找不到的书—据说有些奇怪的原因。书写得好或者说受人欢迎是常有之事，但是看骆玉明写的东西，往往彼此间跳脱得很远，在现下讲究专业分工的大学里，多少有点特异。
借翻译小说看世界
骆玉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赞叹不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资格的名教授许渊冲在他的一本随笔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节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网络上曾经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60分。如果低于60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用：1966年“文革”热潮中，骆玉明和大批中学生一起去北京串联，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上百万人组成了狂热的海洋，人们疯狂般地呼喊、蹦跳，骆玉明却不知怎么沉静了下来，有几分不明不白的沮丧，感觉到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他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和读了很多翻译小说有关系。”
试图走出蒙昧的下乡6年
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中乱糟糟地又过了二年，然后是“上山下乡”，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因为害怕说梦话会泄露什么，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骆玉明深深体会到现实的荒诞，逐渐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能走出这一荒诞的笼罩。多年后他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状态和蒙昧力量的钳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这样说。他在乡下待了6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他们。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的，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的力量，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自己有个长处，“能够把完全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中国教育史上的“怪胎研究生”
到了“文革”后期，一度政策松动，个别高校试招有限的研究生。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文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文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的，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生源混杂，但没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 “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骆玉明刚进复旦大学不久，“批邓”就来了，政治形势变得混乱，所谓“研究生”更没有人管。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没有任何人管”。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很有系统的阅读了。
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怪物。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事实上，骆玉明留校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有些老师甚至对他夸赞过当。最初，朱东润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润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用了杜甫的两句诗—《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
不久，朱东润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指导，同时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回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文革’过后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本身对我已经足够”。
骆玉明与章培恒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一个是看完就忘的”
《中国文学史》的“个性解放”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跟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
骆玉明：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私交的关系吧，我有一段时间跟章培恒先生关系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很多问题思考的方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很喜欢鲁迅，我也喜欢鲁迅；章先生比较喜欢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我也曾经比较费劲地读过一些马恩的东西。马恩的逻辑是钻破“文革”时代没有逻辑的迷雾的一种力量。
章先生对文学史的问题思考很久，他也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以前的文学史很不满意，因此希望我和他一起来做。
时代周报：章培恒先生谈《中国文学史》时，表示这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性这些东西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增订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
骆玉明：我和章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找到近似的表述方式。章先生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实来看历史；赞扬个性解放和个体精神，对中国来说首先是最大的现实要求，它也是跟社会的蒙昧力量的最大冲突。而这一理论，他认为基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养方面不能够跟章先生比。我觉得文学史首先需要设定一种历史模式，这里面一个基本的理论核心，就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这个自我实现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来达成的。试图用这种历史本质来描述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也就构成一个文学演化的线索。
时代周报：你觉得中国文学里面的个性解放，从古到今会慢慢放开吗？
骆玉明：如果说不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看到：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情感世界，扩大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这种要求相关的社会条件也会不断增长。最初被表达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要求，比如讲魏晋文化，是一种纯粹贵族的东西，到唐以后，个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欲望的满足，这种要求会延展到社会的中下层。当然要把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线索来看，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很多东西。
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代文学的读者会出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骆玉明：恐怕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越来越小。
艺术是人们自我表现的途径，是生命创造力的表达。那么，从古代社会来说，音乐、绘画、雕塑之类，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技艺，传播范围又很受限制，所以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而文学创造，特别像诗词之类，使用的材料很简单，传播起来却很方便。所以人要把他的创造性体现出来，会比较多地体现在语言中。语言本身，也就在艺术化的运用中变得越来越精致。
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内容本来就丰富，人的创造力的表达途径也很多，做生意成功也是创造力的表达。即使在艺术范围内，比语言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也很多，像影视，像流行歌曲。语言的创造变得既不方便也不重要，同时，语言所内含的智慧和活力也随之降低。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渐渐变得只能理解直接、粗野、夸大的语言表达。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笼罩也导致整个社会的活跃性下降。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长，首先是需要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政治压力导致社会本身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总量降低，大量人是没有创造性的，创造力在教育的过程中被消灭掉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萎顿。1980年代以后，社会变得活跃起来，文学的活力也得到恢复。但是，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干涉的意志，同时，随着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急促、粗糙和庸俗化，文学的生存空间还是越来越小。
时代周报：你对当代小说研究多吗？
骆玉明：谈不上研究，但是还看过一些，像王安忆、莫言、叶兆言、贾平凹等。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努力的。至于现在的作品最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评价，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看王安忆的作品，觉得她就很努力，她总是忠诚于自己对文学的信仰。
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
时代周报：你对武侠小说很感兴趣？
骆玉明：对，看了很多。金庸的看得最多。古龙的也看过不少，金庸的有一段时间看到没法再看，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一打开来看到这句话就知道下面是哪一句话，就没法再看。
时代周报：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
骆玉明：纯粹消遣，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看武侠小说是你觉得烦躁的时候忘记生活的一个方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一段时间，就是不想说话、不想写文章，什么也不想做，那么忘掉现实的方法就是读武侠小说。
时代周报：从文学史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吗？
骆玉明：有一定的地位，但不会很高。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现生活和给人以压力感的东西。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很多压力，纯粹作为文学的创造性的表达，武侠小说也不会很高。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让人觉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绪的影响。而且武侠小说从写作过程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像金庸这样的作者，也不是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欲望的人。
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喜欢读和从一个理性的立场上去评价它在文学史的地位，还是两回事情。喜欢读，是因为它好玩，很活泼；特别是在经历过长期的沉闷之后，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社会，是一个大惊喜。
时代周报：后来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说，你怎么看？
骆玉明：他改过的东西，我没对照过。邓小平说他喜欢看金庸小说，看的时候是很好的休息，看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看完了就忘掉了，它会追着你，它会让你整天不得安宁。因为它是在发掘生活，在质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么，它会充满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会让你看完了就忘记的。
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不可忽视日本
时代周报：你一度到日本去讲学？
骆玉明：对。在1996年至1997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教过一年，不过是用中文教的。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学了半年的日语就开始翻译，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就认为已经懂日文了，从此就没有学好口语。
时代周报：你翻译过吉川幸次郎的书，对他研究得比较深？
骆玉明：也谈不上研究，我比较喜欢他的东西。当时在日本学界，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其中一种类型的人物是有传统的汉学修养，能够以接近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的学问，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人。当然同时他们也有一些西洋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吉川幸次郎在日本学者当中是一个思路比较开阔而中国学问基础比较扎实的人，他也是一个对中国比较有感情的人。
时代周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他们的视角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会产生启发？
骆玉明：从中日学术关系史来说，当中国学术转向现代方向时，起初几乎是每一个部分都受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在一个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当中形成的，而在亚洲首先接触和理解这个西方框架的是日本人，首先也是他们运用西方框架来解释东方历史，中国人就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去掌握西方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特别是研究它的起源部分，日本的影响不可忽视。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些学者有很强大的创造性，像王国维。
时代周报：你读了这么多中国历史，假如让你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个时代？
骆玉明：这个问题带有游戏性。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时代相对来说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安定，那么是宋代。宋代的社会管理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活跃，比较有秩序，野蛮性比较少。但是在军事上比较弱一些。
时代周报：史景迁说他愿意生活在明代的江南。
骆玉明：明代的江南是活跃性很高的社会，但是混乱的东西也比较多。他这么说是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时代周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骆玉明：倘若从老庄的眼光来看，历史是处在永远的变化当中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悲观或者特别乐观。如果比较具体地来看的话，可能悲观的东西要多一点。因为它处在一个胶着点上，没办法找到一条很安全的路，不能不改变，但是找不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去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面的风险会比较大，十年二十年后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整个中国政治历史的模式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是这个现代化过程总是完成不了，跟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有关系，导致谁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谁都不知道办法在哪里。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