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唐

    采访者：冯唐

    受访者：格非

　　格非：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比较寂寞，也不会和人打交道，自己还比较拧。想赢得尊重，但没有任何实力，别人怎么尊重你？很多场合就会受到冷落，遭遇多次之后，就会有愤怒在心里发酵，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写作是一种释放。

　　冯唐：成名之后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格非：1994年后的一段时间，就没动力了。有个时代的气氛在那儿，90年代文学完全市场化以后，作家普遍都很担忧。我们在海南开过一个会，大家讨论的唯一问题就是作家们以后会不会被判死刑，作家们在商业化以后会不会饿死。从1994年到2003年，我什么都不写。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写，自己就不要再丢人现眼，算了吧。后来重新写也有很多原因。经过十年的思考，终于想清楚了一些问题。读了很多的古书，没有白读。比如黄宗羲问过，国家都灭亡了，你还要做学问干什么？他的回答是，虽然国家亡了，但是三百年以后还会有圣人出现，他还要提供自己的智慧，可以等待后来的人发掘。这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写作，给出的一个答案。我也一样，不需要在乎一些东西—名声有多大，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都没有关系，假如提供了一流文本，对未来的影响谁都不能抹杀。

　　冯唐：很多作家都面临过一个问题，创作停滞了一段就很难再写，或者写的水准和以前有一定距离。你十年没写，怎么恢复的状态？

　　格非：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冯唐：对写作技艺提高的追求，会成为继续写作的动力么？

　　格非：会。说句老实话，我在看博拉尼奥（智利作家）的《2666》之前，还是有一点狂妄的。但是我看一章，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发现，自己跟他差距还是蛮大的。这让我有点吃惊。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会热血沸腾，会被煽动起写作的欲望。

　　冯唐：你在大学里教写作，你觉得写作是可以教的吗？

　　格非：小说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冯唐：可以定义一下，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格非：要丰富，方法上最好能够简洁，在基本生存上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超越到哪去呢？可能是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比如说接近上帝。另外像日本的小泉八云，他的作品读完了之后，能让我们心里产生某种向善的要求。或者，有助于去了解我们欲望的秘密。欲望在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还在控制我们，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够带我来穿透这些。

　　冯唐：你、余华等人都曾被人称为是先锋小说家，在结构、写作上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什么近年这些尝试反而少了？

　　格非：那是年轻时的状态。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冯唐：这是做了结构性探索之后的回归吗？

　　格非：不能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跟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写作，刚好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形成了巨大影响。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重新看其他类的作品，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是白痴。这可能跟人的年龄，经验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和时代有关系。今天的80后、90后他们刚开始接触的作品就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是从日本的、韩国的开始的，比如村上春树这种类型的。也许他们最终能走出这个影响，也许走不出来。当年我们要走不出来，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家，在当年做过一些探索，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此而已。

　　冯唐：你跟同辈的作家聚的时间多吗，频率高吗？还谈文学吗？

　　格非：很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些哥们原来在80年代的时候见一面，除了文学什么都不谈。现在是相反，见了面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谈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当然你要谈，别人也可以跟你谈，但是大家都不谈，彼此都心怀鬼胎一样，大家都不触及这个话题。

　　冯唐：现在你教书、做研究、阅读和创作，关系怎么摆法？

　　格非：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然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书，其实我事后想想，背后是有种逻辑的。比如说你苦闷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快乐的书，肯定会去找也许能帮助你的书。我有段时间很苦闷，有一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保罗？蒂里希的《生存的勇气》。研究跟教学这方面这是本职工作，也就是必须做的。

　　冯唐：为什么苦闷？

　　格非：精神上的危机，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人到了35岁左右可能都会有，我比较严重，大概持续了四五年。

　　冯唐：35岁之后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么？

　　格非：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总会对某些事特别恐惧，对某些事情又特别渴望，很容易把某种东西神圣化，把想要的东西极端化。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到了三十多岁，突然发现世界上没有太多东西让你恐惧，也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好得让你一定非要得到它不可。那时，会对人的艰辛，对世界上的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会对人的不自由、受到的限制有更深的体会，会体会得到更多无奈。人也会变得更宽更厚。对人的看法也会发生根本的逆转。我在年轻时特别讨厌罗嗦的人、不读书的人、肤浅的人，可是中年以后就变了。我发现其实人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很多有学问的人其实很虚伪，很多很笨的人，没怎么读书的，其实天性当中倒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有一些人他确实很庸俗，但至少他很真实，比那些虚伪的人不知道好多少，所以慢慢看人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对人性的理解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交往的对象也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只跟有名的人接触，后来我跟什么人能交朋友，都能聊天。

　　冯唐：你怎么看个人声望？当年马原很羡慕你，说你30岁就已经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在《收获》上。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格非：我记得，我没觉得那有什么。我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当然我对写小说还是野心比较大，但对于出名什么的没有太大野心。名声这个东西，它会给人造成错觉，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人类有时想想很悲哀，人会对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着迷，然后你会受制于它。艾略特曾经讲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这个话我们很早就知道。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