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安东

    采访者：孙安东

    受访者：李公明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美术史纲》（主编）、《广东美术史》、《历史是什么》、《奴役与抗争——— 科学与艺术的对话》、《左岸的狂欢节》、《思想守望录》、《广州人》、《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书画与自然》、《不对》等。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的明星教授，艺术史学界最富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学人之一，广州本土最负知名度的“公知”之一。多年来，他笔耕不辍，不仅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还积极从事公共写作，在上海、广州的大众媒体上，每周都能读到他的文章。最近，他出了一本集子，叫《不对》，书名很棒，里面既谈天下事又谈个人阅读、审美情怀。本报记者近日和李公明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不过，这次我们不聊国事，只聊他自己。

　　写作

　　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跟职业无关

　　问：你的新书《不对》选取的文章有时评、书评、艺评，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杂集？

　　李公明：这其实反映的是我日常的写作状况，我平时涉猎比较广泛，没有把自己的写作限定在某一个领域中。不过，文章类别可以看作是“瓶子”，所承载的思想观念才是水，不同的文章形式，只不过是同样的“水”放到了不同的“瓶子”。

　　问：你的研究专业是美术史，为啥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报纸上写时评、上电视谈公共事务？

　　李公明：这首先是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当过知青，从“七七级”的大学校园里走出来，说不好听总有那么一点“匹夫天下”的情怀。在那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下，自己读书读得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关心社会、思考问题，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关心公共事务，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跟你是什么职业、什么专业没多大关系。

　　问：你的名字“公明”和“公民”谐音，这是巧合吗？另外，你的儿子叫李尔克，这名字也有意思。

　　李公明：我的名字是舅舅起的，他喜欢读《水浒》，他说梁山好汉宋江，字公明，就叫李公明吧。李尔克的名字源自19世纪奥地利著名德语诗人里尔克，我很喜欢他的诗，以诗人之名致敬。

　　问：介意别人喊你“公知”吗？

　　李公明：不介意。当然，这个词现在被污名化了。其实所谓的公知就是在专业研究以外同时关心社会、发表看法，其责任是与公众互相交流、共同促进社会进步，这个角色其实挺好的。

　　犀利，不过是不喜欢拐弯抹角罢了

　　问：给媒体写稿，哪种文章你写得最过瘾？

　　李公明：书评吧，因为阅读是我的基本生活方式，形式自由，显性与隐性的言论空间比较大。至于时评，我更喜欢写命题作文，如果让我自己找题，就会在题材选择上很犹豫，常常是想写的不让写。艺术评论，就是我的专业领域了，我会很投入地写作。

　　问：你在专业研究写作之外，给媒体的写作量有多大？

　　李公明：高峰时，一个月40多篇，每个月20多篇是正常状态。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专栏已经开了五年，每周日准点交稿，从无间断，从不拖稿，他们都说我是“劳模”。

　　问：写作量如此大，有没有担心过质量？

　　李公明：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学习与思考的过程，质量问题与写作量并不存在必然的反向关系。另外，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感悟的释放，生活本身就为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我在日常生活买菜、逛街，都可以在思考问题。其实，我们每人每天的感悟和想法是很多的，只是常常没有通过合适的形式表达出来。

　　问：每天都写，会不会觉得闷？

　　李公明：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能够随时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呈现为文字，并发表出来，这不是很好的生活吗？

　　问：你的生活状态和个人爱好都很静态，但写的东西却很犀利。

　　李公明：犀利吗？那只不过是直抒胸臆、不喜欢拐弯抹角罢了。生活中我不犀利，很温和，但我认为，人的“温和”不一定只与性格有关，也可能与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有关，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干嘛要动气，对不对？

　　其实我也并不安静，我很喜欢自驾车旅游甚至探险。2001年，我们拿出全部身家去旅游，存折里最后的300元都取出来了，我和太太、儿子三个人在欧洲玩了整整50天。

　　“我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原籍广东鹤山县，离广州市只有几十公里，从我爷爷那代就来广州。父亲是个很善良、谦恭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平和、达观、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父亲教我看俄文画册，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本叫《严寒，通红的鼻子》的书。正是在那些画面上，我认识了俄罗斯的雪原、马车、白桦林。 ”

　　生活

　　知青经历对思考和写作来说，都是宝贵财富

　　问：你小时候就这样个性突出吗？

　　李公明：小时候我应该还算比较乖，当然，逃课去放风筝、游泳的事儿，我也干过，当知青时，很多和我一起的人天天想着要“逃港”，我就没有，每天认真干活，而且干得不错，插秧、割稻、耕田、烧砖、放羊，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我还获得过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称号。

　　问：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公明：其实还好，到我们下乡时，“文革”就到末期了，各种事情也有了变化。而且我去的不是国营农场，而是插队，直接到从化的农户插队，就是做农民、纯粹的农民，国家机器的控制压迫算比较轻的。当然，农村的日子确实苦，我几乎干过所有农活。但这样一段经历，对一个思考者和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问：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过偶像？

　　李公明：偶像当然有过，在中学和知青阶段，牛虻、哈姆雷特、青年马克思都对我的影响很大。

　　问：有没有过一本书，对你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产生过重大影响？

　　李公明：很难说只有一本书，如果要列举一二的话，从较早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理想的冲突》（宾克莱）、《俄国思想家》（伯林）到《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以及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等，都有过重要的思想影响。

　　“时评的文字就像刀子，我不喜欢，以前他的文字很感性的”

　　问：说点八卦，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帅？

　　李公明：额……我对自己的外貌初次有概念，是当年插队做知青时，有个老乡说我长得像大春（《白毛女》重要角色），当时全国人民的娱乐就是几个样板戏，夸人的词儿都没多少，有人说你长得像大春，意思就是你很靓啦，哈哈。

　　问：太太和儿子应该都是你的粉丝吧？

　　李公明：相反，他们批评我的时候居多，是我文章最严苛的阅读者。当然，我们家气氛民主，没有粉丝，只有讨论者和批评者。有个朋友到我家做客时，看到我和太太、儿子在饭桌上就某些社会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就惊叹说：“你们家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太强了，每天像在开会。”

　　李行远（李公明夫人）：他的毛病，罄竹难书……最大一个问题是不会做饭，每次就知道说我做得好吃，光说好听的有什么用，我宁愿他做饭我说好听的。

　　问：再说说他的毛病吧。

　　李行远：他这些年写时评把文笔写坏了，时评的文字就像刀子，我不喜欢，以前他的文字很感性的，我在医院待产时，他还在我床边写过一篇《致儿子》，非常细腻和柔情，这篇文章当时还被选入上海中学生课外读本。还有，他现在看碟的品味堪忧，经常写完稿就一个人待在小阁楼上看碟，都是那种噼里啪啦的欧美警匪枪战片，他以前都看法国新浪潮这种，多好。

　　问：有没有意识到你太太说的这些问题？

　　李公明：哈，意识到了，但改不了。人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很早就做过一个主题演讲，主题就叫做“人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就是这样，从来不会因为什么个人的功利目的去做一件事情，不管这个目的是好是坏。我就这么着吧，时评就是匕首，当然要像刀子，最好可以杀人；看碟就是图个轻松娱乐，干嘛搞那么累。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状态，这个不必一定要去改变。

　　问：在太太和儿子的眼里，李公明是个怎样的人？

　　李行远：“傻”吧，从来不会去争什么，做事从来没什么功利性的目的，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李尔克：老爸就是喜欢一个看枪战片、可以讨论学术的好朋友。

　　李公明有很多精彩而犀利的时评和书评，但这篇《致儿子》的小文很不同。

　　多么祈盼有一天，以讨论哲学和诗作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

　　还有几十个小时你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我却已经忍不住要写下这些文字来迎接你的到来。

　　你来了以后会发现，我们是喝不起易拉罐饮料，从书店里挟着几本书出来便连盒饭也舍不得吃的那种人。说来惭愧，我和你妈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那时我们的父母都能依靠工资就让我们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令左邻右舍那些工人的孩子们羡慕不已。。现在呢，恐怕我们必须学会节俭了。

　　但这也没什么，你很快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许多所谓高消费，其实只不过是骗子和傻子合作的把戏罢了。真正幸福的生活不会依赖于此，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感觉到在清贫的日子中我们也能享受到生活的无穷乐趣。

　　我们的居室里到处堆满书籍，似乎是注定要你从小就与书籍结缘。我此时还没来得及和你妈商量，但我知道她一定会同意———我们就把那套有一个绿色纸皮匣子的《安徒生童话》作为送给你的第一份新年礼物吧！这个世界的外表正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但你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仍然那么少，那么谦卑地等待朴素的心灵去发现和感受。当你读懂了安徒生爷爷的《海的女儿》，我们就会一致认为，不必再为你操心了。

　　我们是多么希望在自家门前能有一段涂了白油漆的木栏杆和几级木台阶，能有一小块草地，让我和你妈在那里看书和讨论，让你在草丛里抓小虫。不可能了，我们所有的只是破烂的水泥房子里的极狭窄的空间，到处是生锈的铁门，防盗网，门前是一洼混浊的积水。但这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到郊外去，但郊外都是尘土飞扬的工地了，不是厂房就是别人空空的别墅，自然的植被很难找了。我们将要走很远，很远。

　　我们不会给你买很多玩具。我们只能给你锯几块方木头，捏两团泥巴，你要在最简单的物质中体会到创造性游戏的欢乐。你很快就会明白，那些玩具制造商正是日夜试图剥夺这种欢乐的人。

　　你还要作好思想准备的是，我们虽然爱你，但不会围着你团团转，更不会以你为人生的所有期望。我们认为———相信你也会同意，每一代人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追求。我们只要求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孩子，只要求你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唯一可以弥补的是，我们会给你讲许多并不遥远的故事，让你知道，我们曾经是“这一代人”。在这样的岁月里，真正的知识分子生涯必定充满痛苦，我们不会强迫你选择与我们相同的职业。但就内心而言，我们是多么祈盼有一天会以讨论哲学和诗作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

　　你就像原野上的一棵小草一样生长好了！你就像山里的一条小溪那样奔向大海好了！

　　我看

　　他见过太多，经历过太多，反而可以化繁为简，将人生归于纯粹

　　和李公明聊天，是记者的福利。他健谈，言谈中常含隽思妙语，又不乏机锋；他声音富有磁性，言词诚恳，让听者为之倾倒；他相貌堂堂，具备很多写作者不太具备的特质———帅。下乡插队的时候，农民说他长得像样板戏《白毛女》里的靓仔大春；他的太太，是他的大学同窗，还是他的同事，现在还常调侃他是“老帅哥”。

　　当然，交谈的顺畅，并不仅仅因为这些，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他是个读书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拜访一个读书人，注定要收获智识上的惊喜。他的家，不，准确来说是“内含着家”的书房，藏书约有三万册。密密麻麻的书，几乎要让人产生“密集恐惧症”。在这个上下总共不足170平方米的复式小楼里，书是绝对的主角，卧室和厨房则窝藏在几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让人惊叹“家，可以是书房的一部分”。

　　李公明现在的全部精力就耗在这里，他几乎没什么娱乐，每天早上起来，先读两份报纸，了解当天时事热点之后，就躲进小阁楼里“自成一统”，把每天最好的时间用来读书和写作。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勤奋高产，不仅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还积极从事公共写作。如今，在上海、广州的大众媒体上，肯定每周都能读到他的文章。

　　他和太太在大学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买书是日常开支里的一个大项，数十年来攒下的三万册书，花费了不少钱，但他们自得其乐，并视之为生活的恩赐。他说：对一个读书人而言，有条件专心读书，还能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呈现为文字，并发表出来，这不是最好的生活吗？

　　当然，很多人不太知道的是，他其实很会玩，堪称多才多艺，本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生活。他写得一手好字，油画、国画也能画几笔，曾在青藏高原和澳大利亚沙漠自驾车旅行，多年前还主编过报纸和杂志，写过武侠小说，做过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甚至还主持过《美在花城》这样的大型娱乐节目。

　　不过，这些行当没一个成为他的主业，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玩票的，兴之所至、兴尽而归而已，不会因为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不过，多年来，有一件事情，他是坚持做下来了，就是给学生上课，教师这个角色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但在这方面，他却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他常跟学生们说：老师教不了你们多少东西的，你们一定要多看书。

　　从教30多年，他早已是桃李满天下，学生中不少已经颇有成就，但他并不拿这些说事。他太太给他的评价是“傻”，“他的资历算是很老了，却从来不会去争什么东西，不装大师，不巴结人”。李公明对此不以为意，他一直笃信这样一个人生信条：人是不可以改变的。他相信所有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以改变的，不必怨悔。

　　对李公明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感受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的魅力。在简朴与清贫的漫长岁月里，他乐观豁达、以书为命，享受着知识与智慧带来的无穷乐趣。他生于一个狂热怪诞的年代，在最好的年华时下乡插队，干过所有农活，受过各种苦，却依然赞颂劳动本身的价值。他见过太多，经历过太多，对世事早已通透，反而可以化繁为简，将人生归于纯粹。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纯粹，他已然到达极致。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