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晋瑜

格非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格非

　　“谈先锋，当年首屈一指的是马原，他在文体上陌生化的效果是清晰的，是完全独创、激进式的写作。最让人迷恋的是当年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解体。”

　　“数字或纸质出版，如果耗费太多的心思，对我来说得不偿失。不在于损失，而是感觉好像受了蒙蔽。有些出版合同中隐含的条款是霸王条款，让人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所以数字版权、影视改编权我一般不出让。”

　　“鲁迅说希望是靠不住的，但接受绝望同样也是一种虚妄。因为绝望也是靠不住的。我赞同卡佛的看法，一个人既不应该有希望但是也不能绝望。康德说，只有把希望放在括号里，才能够真正审视绝望。反过来说也一样。”

　　格非，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等；论著有《文学的邀约》、《小说叙事研究》等。

　　先锋或现实

　　当我们谈论格非，总免不了会提到“先锋”。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文坛的先锋作家，我们记忆犹新，他们除被称为“先锋五虎将”的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洪峰外，还有莫言、孙甘露、北村、残雪……时至今日，他们中有的仍执著于文学，有的已弃笔多年。

　　记者：“先锋”概念的提出，是滞后于文学创作的。

　　格非：“先锋”的概念非常混乱。谈先锋必然谈到先锋的对立面，即现实主义。我不太同意把文学截然分为先锋、现代或传统，从学理上很难做这样的区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从整个传统文学内部发生的变化谈。我比较看重写作如何去利用既有的资源，而不是考虑什么是先锋或现实。

　　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极大，我们应考虑的是这一影响中出现的写作方法、修辞方法，使中国作家的创作有了一种“他者”的视野。如果作品不能有陌生化的效果往往就会失败。文学本身就是对现实陌生化的结果。写作对作家自己的经验来说，也是处理陌生化的过程。

　　记者：您对当年的先锋作家怎么看？

　　格非：要我谈先锋，当年首屈一指的是马原，他在文体上陌生化的效果是清晰的，是完全独创、激进式的写作。当年一直在探索先锋性的重要作家还有很多，我个人也在这个群体当中。如今，余华和苏童这些年很少像1980年代那样在文体上进行特别大的探索，转而在文学内部进行变革，并试图重新整合既有的资源。在过去，余华的实验本身质地感非常强。其实，他的实验性不像其他几位那么外在，那么形式主义。苏童的实验也一直相对比较温和。倒是北村的先锋性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我觉得文学界，大家都在谈先锋小说，但很少有学者对不同作家的文本实验脉络做清晰的研究和梳理。

　　最让人迷恋的是当年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解体。马原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他作品中的先锋性很迷人，有方式、有手段，对生活的感受性也很丰富。另外，他的作品从流行文学中也吸取了很多养分。《牛鬼蛇神》在文体上保持了先锋性，内容从文体学上讲也很有意义。

　　签约时划掉数字版权

　　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格非加入“换笔”大潮，成为第一批装电脑的作家。写论文、随笔，浏览信息、通信……除了小说，格非的很多事情都在电脑上完成。身处紧张的写作状态，他可以点燃一支香烟，对着稿纸，在烟雾袅袅的缭绕中任笔下的人物驰骋在想象的空间，电脑不能给他这种悠闲的感觉。多年来，他遵循海明威的教导，总在写作最顺畅的时候，心情愉快地停下手中的笔，第二天再信心十足地开始新的创作。而有的作家，总要写到筋疲力尽、写不下去时才停笔，这样的写作，次日面临的将是停滞的、艰难的开始。格非说，难题要在工作中克服。他希望自己永远保持流畅、稳速的写作节奏，也从来没想过要过渡到电脑写作。[NextPage]

　　记者：您有博客或微博吗？您会利用网络做些什么？

　　格非：博客和微博都是朋友帮着做，有新书出版时发布一些信息。我发微博的数量很少，倒不是对微博有看法——我也喜欢看别人的微博。但是写作者有个忌讳，好不容易有想法，在脑子里变化、酝酿，才能构成写作的动力。如果常发微博，这些想法释放掉就没有力量了。当然微博上也可以发表日常生活等一些轻松的内容，但这是我不习惯的事情。所以我不会想到通过微博去表现什么。

　　记者：网络带给您什么？您关注网络文学吗？

　　格非：网络带来的资讯是其他方面不可想象的，很多朋友发来一些关于社会、政治、思想的讨论，让你注意某些文章，带来很多信息和资料。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和国外图书馆也有合作，如果你英文好，可以直接在网上浏览作品。我很少主动在网上阅读小说，主要是视力不如以前，有朋友要求我才会去看。

　　记者：您的作品有电子版吗？和出版社签约的时候，是否会注意数字版权这一方面？

　　格非：作品的数字版权我一般会拿在手里，很少出让。现在网上的转载，大部分没有授权。最近有朋友说，我的作品在网络上传播很多，正帮我清理这些没有授权的电子版。数字版权在未来肯定会很重要，我的作品在电子媒体上不会成为点击率特别高的作品，但肯定会有喜欢她的读者。

　　我是被动的人，不会主动推销自己。数字或纸质出版，如果耗费太多的心思，对我来说得不偿失。不在于损失，而是感觉好像受了蒙蔽。有些出版合同中隐含的条款是霸王条款，让人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所以数字版权、影视改编权我一般不出让，翻译也不轻易委托，因为他们未见得是成熟专业的出版机构。这样我心里踏实、干净一点。

　　《隐身衣》：把希望放在括号里

　　习惯上，格非被评价为是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最为突出的一位。但是在《江南三部曲》之后，他的《隐身衣》(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呈现出某些“先锋”的特质，迷幻、神秘，以及哥特式的叙述方式。

　　记者：很多人都关注到，《隐身衣》的写作有哥特小说的特质，所以大家说，作品又有回到先锋的意味。

　　格非：《隐身衣》的写法有点不同。为了达到我要描述的结果，运用了一些手段，有一些陌生化的方法，包括语调的安排。运用音乐知识和器物名称等插入式、议论性的内容。这是我故意安排的，这样的内容，尤其是“物质性”的内容，在现代小说里是被鄙视的。

　　记者：为什么要用《隐身衣》这个题目，令人感觉到深深的绝望。但是小说结尾，依然有光明的尾巴存在。

　　格非：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多次重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说希望是靠不住的，但接受绝望同样也是一种虚妄。因为绝望也是靠不住的。鲁迅在思考这个绝望的时候，实际上并非排斥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一种未来的“意向性”。或者说，希望实际上是一种意志。我赞同卡佛的看法，一个人既不应该有希望但是也不能绝望。康德说，只有把希望放在括号里，才能够真正审视绝望。反过来说也一样。

　　小说原来的题目是《浮生余情》，朋友说像日本小说，我还是很听劝的，而且小说中也确实写的是隐身的人，“隐身衣”也在小说中出现过。

　　记者：《隐身衣》之所以让人感觉绝望的一点，是世上最可依赖、最可信任的亲情也荡然无存。

　　格非：你必须把通常意义上对姐姐的理解放在括号里，你要审视什么是“姐姐”，就要首先摆脱传统伦理关系这样一个束缚，将所谓的天然“亲情”暂时放在一边，这时你能发现，《隐身衣》里的姐姐也有自私的一面，有复杂的让你害怕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括号里的东西去掉。她虽然自私，但毕竟仍有传统伦理中姐姐的一面，仍然会对你好。我对希望和绝望的看法，也是对中国人的看法。

　　因为三部曲的整体性，写《春尽江南》的时候有一种惯性思维，保持了社会批判。《春尽江南》写得也许太悲伤了，我重新考虑希望和绝望，想回到“既是又非”的立场，在希望和绝望之间让普通人出现，他的身上充斥着希望和绝望，这个人是隐身人。

　　记者：您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反思知识界令人忧虑的状况。[NextPage]

　　格非：人都有“份”，要守住这个“份”。我们都是最普通的人，都是经受日常生活煎熬的人，这些都是写作中的重要资源。如果你是名人，现实的东西就进入不了心灵深处。属于你生活中的这个“份”轻易越过了，成了名人，有官僚的保护，生活到处有捷径，事先把危险排除掉，生活就被掏空了。文学就是解决难题的。这一点装不得。托尔斯泰遇到的难题不多，只是持续在反思：我是要过安全的生活，还是要真正的、有危险的生活？托尔斯泰一辈子没有消除这种痛苦，这就是他写作的内核，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成为写作的原动力。

　　记者：“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小说开头就这么交代，《隐身衣》的写作可以算是专业写作，音乐知识的丰富让人大开眼界。当代小说中似乎第一次把这么多的音乐元素运用到创作中。音乐在小说中还承载了什么？

　　格非：重要的不是音乐。这些知识在小说中承担的功能是聆听音乐的器材，是物质性，我把物质性引入小说。今天的小说会把物质性作为附庸。我不是死搬硬套，而让叙事和音乐知识融为一体。对完全没有音乐知识的人来说，可能有些障碍，对发烧友来说，这些内容都是常识。

　　写古典音乐不是要大家喜欢音乐，不听也没关系。现在社会里很多人把全部目标放弃了，在小的爱好里建立新的世界，并且成为信仰。

　　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断地换喇叭、换功放，给自己制造某种幻觉。这是发烧友的通病。小说中有两个含义，好的一面是生活中还有温暖和美，坏的一面是麻醉剂，把大的目标放弃了，重新回到小的世界。比如养花，作为情趣无可厚非，如果除了养花什么都不干，就成为“御宅族”。我在小说里对此进行了批判。这里有一种温暖，也有更悲伤、无奈的东西。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职业作家，拿起笔来写他们熟悉的领域，比如医生、房地产、城管甚至汽车修理行业都有相关的小说出版。《隐身衣》对于音乐的描写之专业，也被冠以“行业小说”之称。

　　格非：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于好作家来说，应该对所有行业都了解。巴尔扎克写裁缝、写银行家、写流浪汉，他的小说写了几百个人物，什么都会写。对于好作家来说，最好对行业共通的东西有所了解，同时，要有抽象的、哲理性、超越性的思考。如果故事发生在银行，不可能只写银行家，还会写到银行家所处的社会、所经历的爱情、写他接触的不同的人。好作家应该知人论世，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

　　记者：小说中处理比较“生猛”的地方，是丁采臣的女人，那张被钢刀深深刻过的脸，留下横七竖八的永久刻痕。这个由美变丑的女人，是否也是对世界“美就是丑”的一种反思和审判？必须要这么处理吗？

　　格非：有个朋友看完初稿给我来电话，说你一定要改，要不就不理你了。改了可能是另一个效果。这个小说里需要狰狞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完全鄙视、无视他们。从网络上也可以搜到很多这样的图片。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现在社会中出现了很多人造的美女，一钱不值的美，成为“时尚”的恶俗之美。我对恶俗的东西非常厌腻。因为，我们被这样的恶俗情调包围，令人窒息，没有办法欣赏被禁锢的美，不能欣赏真正有质地的东西。一个女孩的脸被划，仍是有质地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质地的东西。我当时构思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