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文人的一杯鸩酒
记者：您在发表获奖致词的时候，曾提到家人劝您不要在这个“非典型时间”到广州来，可后来您还是决定带着四个口罩来了，您提到这个奖项在您心中的分量。您还说到您几乎获得了中国所有的文学奖，由媒体颁发的是不是第一次？您认为，由媒体主办的文学大奖，对文坛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李国文：人到老年，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别，人的一生，也是有着季节变化的。对我来讲，春天已是遥远的记忆，夏天和秋天也成为过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意所在了。那就意味着：退出闹市，离开喧哗，回避镜头，减少接触。于是，一杯清茶，半盏浊酒，闭门读书，信笔涂鸦，便是我这几年来的基本生活状态。然而，我还是到广州来领奖了。正如你所说，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领到了由媒体而不是文学圈主办的文学奖。
我认为，文学奖走出象牙之塔，对于作品的评断，对于作家的评断，由拥有更多受众的媒体来做这本是专门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生活中一个崭新的事物，是应该得到喝彩，并给予支持的事物。我从来主张文学，应该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只有变，文学才会有生气，有活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变则活，不变则死。评奖也是到了应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二十多年来，举过许多文学评奖，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边来，我想我不应该缺席。
“非典”是会过去的，但这次媒体主办文学奖的意义，却会长远发生影响。
记者：您一直是写小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了？《从严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历史散文？现在您的创作重点在小说还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创作计划吗？
李国文：我在文体的变换上，不主张从一而终，更不主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难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过去一直写小说的时候，也写过散文，这些年，散文写得多些，小说确实写得少了。因为现在写好小说的人，和写坏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我既不能与写好小说的人比美，也不愿与写坏小说的人为伍，就只好写散文为稻粱谋了。
好在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钻故纸堆，拾遗补缺，作文自娱了。
记者：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可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大散文”却曾经流行一时，那种散文很容易吸引读者，而且很快便能将读者煽得热血沸腾。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读者除了对几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和几句煽情的语句还有点印象之外，对那些书里写什么几乎都忘了。请问您怎么看待那些“历史大散文”？
李国文：一位讲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场去买猪肉，他会注意到前腿和后腿的区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只能分得清猪肉和牛肉，属于爱吃但对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许这样的粗疏习惯，对于文学的分类，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这个名目下，还要再细分若干品类，我就把它当作专门家的事情，通常就不会那么关切的。若是有谁出个试题，考我散文和随笔的同与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学，是变化中的文学，文学各个门类的疆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写过不少小说，长中短都写过，还曾经主编过《小说选刊》，按说，我该对小说有发言权了吧？其实未必，如今，小说的发展，已经突破传统，走出框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很难以早先的尺度来衡量的了。
我是好作品主义者，只要有内容，有情感，有见解，语言文字说得过去，也就是佳作了。你挟进嘴里的这筷子肉，是美味佳肴，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细考究是什么肉，是什么部位的肉，还是赶紧再挟下一筷子为好。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创作过程？您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要写这么样一本书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写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书？
李国文：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该将自己藏起来的。既不宜张扬，更不应卖弄，尤其不要挤入“现在进行时”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头。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难看，第三，人家要喝倒采的。所以，杜门谢客，闭门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里，读些闲书，聊补往日之疏惰，写些闲文，宣泄心中之块垒，便是我这些年里最好的自娱。一台电脑，几本旧书，朋友电话，街头踱步，倒也怡然自乐。到了我这把年纪，不是不想“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或许，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干得成什么，干不成什么，是天定的。写“裤裆文学”虽然赚钱，但上帝不给你这份“才华”，你也无能为力。
不过，做了一辈子文人，经受过那种“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谁也免不了要接触到的“死亡”命题，于是，便想起来写这本书的主意。
记者：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部很沉重的书，所以，在开始拜读之前，我已做好了“啃”的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您竟然是以这种通俗、轻松而且琅琅上口不乏节奏感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您在触及那些黑暗历史中文人的悲惨遭遇时，引人发笑的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虽然那种笑是苦笑，但这种内容和语言的“冰火二重天”，使您的文章成了本世纪初最为特立独行的历史散文。这种语言特色，是您豁达的人生观使然，还是因为您觉得荒诞历史必须用荒诞的笔调来描述，才会达到一种反常的和谐？
李国文：我是崇尚幽默的。我也认为能不能幽默，会不会幽默，是一个人的境界，高或者低的分野。但是，中国人之缺乏幽默，是我们忍受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历史积淀，太多的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认为你害了什么病，一定要你张嘴吞下去的药丸，这是命运。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恐怕活下来就比较的累了。
也许，我有过太多的笑不起来的光景，有过更多的欲哭无泪的光景，因此，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守住力所能及的幽默心态，并尽量保持着快乐每一天的精神，这可能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秘诀。
我愿把这个秘诀，无偿地奉献给我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记者：不知为什么，我在读《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时，虽然您写的是历史，但我总是觉得很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就在我身边（或者说又重演了），这是不是说，中国文人的厄运，总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如果这个问题太敏感，就不用回答了，不好意思，但我忍不住要问。）
李国文：这个你忍不住要问的问题，我不认为多么敏感。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无限反复的长河。河水会发生大小快慢的差别变化，或排山倒海，或涓滴细流，但是，绝不能，也无法隔断的。前人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是历史辨证法。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亲和力，我最欣赏的、也是对我触动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权力是文人的一杯鸩酒”，这真是一针见血。可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对权力产生欲望的。因为，没有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不希望学以致用的，《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种解释说，孔子认为，学问要能被时世所沿袭，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自己的学问应用于社会，哪怕是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您认为呢
李国文：有一位伟人说到中国知识分子时，用了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士”的全部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记者：造成历史上众多文人非正常死亡，既有来自当权者为维护统治需要而戕害文人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于文人本身弱点造成的主观原因。这本书中，既有对那些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挞，也有对文人自身阴暗面入木三分的刻划，而且，我觉得对书中文人的剖析是最生动的，这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之故？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也在解剖自己的感觉？
李国文：谢谢你对于我这部作品的解读，再没有比听到一位高明者对作品的准确剖析，更有知己之感了。
你说得很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有这个群体外部的原因，也有这个群体内部的原因。我一直认为，自有曹丕的“文人相轻”的说法以来，文人们如果仅仅局限在“相轻”上，或许是文学之福。因为轻同行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自己之长，和他人之短，才能从容地以长轻短。同样，有出息的作家，更要了解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长，取长补短，方不至于在轻人的同时，被人所轻。
然而，“文人相轻”，总是要发展到“文人相嫉”的，休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文学上无法取得超过他人优势的人，便利用非文学手段，诸如权力、金钱、舆论、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试想，一个经常在帝王耳边咬舌头的文人，会给他同行带来什么福音吗？
记者：我查过资料，知道1957年您因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改选》而被打成右派，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中，您写到，您也曾经一度接近了“非正常死亡”的边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有可能使一个文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文人愿意忍辱偷生？
记者：跟您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乐观豁达乐观的长者，这从您的书中也能看出来。您受的那些非人的打击，似乎在您身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想知道，是什么能使一个人达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李国文：对以上两个涉及到我个人命运的提问，说来话就长了。我不是借机推销我的书，如果，你赏光购买一册《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许对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的沧桑史，稍稍能有一点皮毛的了解。
记者：我总觉得你的书还有一种没被评论家所提及的美，那就是残缺美。您在书中似乎有欲言未尽的感觉，众所周知，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未被你列入书中，为什么？您是否准备再写下去？
李国文：我一直这样抱有信心，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接着往下写的。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