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雷
采访者：李云雷
被访者：付秀莹
作家如何与城市相遇？从乡村走来的我们，在精神上与城市的认同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形成
李云雷：2009年，你发表了不少小说，比如《爱情到处流传》，被不少评论家视为当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但此前你却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能否介绍一下你的生活与创作经历？
付秀莹：说来话长。上学的时候，一直偏科得厉害。文科极好，理科则一塌糊涂。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多是一些青春伤痛的率性抒发。大学读的却是英语。毕业后做英语老师。多年以来，工作顺遂，生活安定，我几乎把当年关于文学的模糊的旧梦，都渐渐遗忘了。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考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我报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多年以来，我一直被那个旧梦所困扰，不得安宁。
2004年，来北京读研。那时候的理想是做学术研究。读书之余，也写一些流连光景的小散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央视请梁晓声先生写一个剧本，他身体不好，想请我先写成小说，再改编，须在两个月内完成。从此，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小说创作。那次头破血流的写作经历，让我对小说有了痛切的认识和发现。后来，研三的时候，我写完了另一个长篇，几经辗转，被删节成五万字的中篇，发表在《特区文学》2008年第2期。这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那一年，我开始写中短篇，虽不是废稿三千，也着实碰了不少壁。2009年，开始慢慢平顺了一些，发表了十几个短篇，有的被选载，有了相对多的读者。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李云雷：你小说的题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乡村或童年生活的回忆，另一类是城市当下生活的描述。写到乡村时，你充满了感情、“乡愁”与理解，而写到城市时，则十分客观、冷静，有时也充满了反讽。这样两幅笔墨，或许与你对乡村、城市不同的体验相关，也与时间上有没有拉开距离相关。这也让我想到了沈从文作品的两面性，他写到湘西，是一种诗意的赞美，而写城市的作品如《八骏图》等，也是充满了讽刺。你如何看待这种两面性呢？这是否是现代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经验？[NextPage]
付秀莹：乡村，是我们故园，它有着自带的诗性。尤其是，当我们从故乡走出，渐行渐远的时候，经过时光的冲刷和沉淀，一些美好的东西越发醇厚，悠长。由于时空的暌隔，这种回望的姿势越发被赋予某种美感。远离故乡的我们，写作，就是还乡。而城市，则常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罪恶、堕落、丑恶等一系列现代疾病的符号。从乡村走来的我们，尽管身处其中，依然对城市怀有一种天然的拒斥和隔阂，精神上的认同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形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作家如何与城市相遇？如何书写城市精神和城市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能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农业”属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20世纪的中国还只是一个雏形。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启蒙和现代性赋予了作家新的视野，但自“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以城市经验为主题的叙事，恰恰相反，最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资源与想象，却是乡村经验的书写。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表现的是对农业文明的失望与焦虑，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另一批人则是对乡村文化的诗意想象。这个开端无疑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迟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经验叙事才得以逐渐恢复，此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城市现代经验和乡村传统经验之间的冲突日益显形。这就面临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城市经验和乡村经验是否存在优劣和美学上的等级化？
●至今我依然会梦到童年时那个村庄，乡村小说的写作对我是一种让人沉迷的安慰
李云雷：我们先来谈关于乡村的小说。当前也有不少作家写农村题材，但他们大多关注农村的现实问题——土地荒芜、劳力流失以及乡村选举、贫富分化等，而你切入的角度则是“回忆”，于是乡村在你的笔下便呈现为“逝去的好时光”，这除了与你较早离开乡村的个人体验相关，有没有美学上的思考和选择？你是否更认同以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
但是，与有的作家不同，你在描写乡村或童年时，似乎也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刻意营造优美的故事与画面，而是将之纳入其中，在平静的叙述中予以包容。我想这与你的审美态度密切相关。
付秀莹：在我的关于乡村的小说中，有一些是以回忆的角度切入，有一些是采用童年视角，这样的叙事方式，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某种叙事策略，或者美学以及艺术风格上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生命经验促发我在写作时作出这样的选择。很小的时候我便离开乡村，乡村的一切，更多的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模糊而又真切的面影。我在乡村度过了完整的童年时代，我的童年记忆深深烙下了那个年代的乡村经验。在离开乡村多年之后，在喧嚣的城市，我依然会梦到那个村庄，那条街道，那些人，那些事。我常常被这些梦所困扰。这个时候，我的笔下呈现的，一定是那一段“逝去的好时光”。这样的写作，于我，是一种安慰。我发现自己沉迷于这种安慰。当然，这也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关。我喜欢旧的东西。相对于激烈动荡，我更偏爱宁静迂回。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我颇认同。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梦。我愿意看到小说生出梦想的翅膀，在艰辛的尘世中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是乡土中国的精神胎记。在对乡村或者童年的书写中，我从来不回避同苦难直面相遇。然而，如何书写苦难，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叙事方式。由于个人的审美倾向，我更愿意看到苦难随着光阴的流淌，慢慢沉淀到乡村生活的底部，生成一种坚韧沉重的力量，乡村中的那些人和事，在这力量中慢慢磨砺，成长，发出锋芒或者光泽。
李云雷：你的一些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空闺》、《六月半》、《迟暮》、《跳跃的乡村》也涉及到当下农村的现实问题，但却不从正面入手，而多是从某个人物的心理及其变化切入，展现现实问题在人物内心引起的波澜，这既避免了“问题小说”的简单化，也使人物更加复杂，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请问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付秀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是因为它自身的某些特质，比如，柔软，湿润，迷离，诗性，蓬松，丰沛，等等。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切入现实的某个细部，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写作时，我不想离现实过于迫近，我担心自己的文字失去应有的弹性，丰富的意蕴空间会因此而悄悄闭合。相较于正面交锋，我更愿意迂回曲折。我试图通过人心的波澜看到广阔的社会背景，通过人心的摇曳看到涨落的时代风潮。这是我的某种写作理想。虽难以到达，也或可算作一种提示，或者动力。
●我有城市要求具有的基本要素，但却依然无法心安。我书写城市，始终是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
李云雷：在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你的小说似乎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对都市复杂情感关系的捕捉与描述，比如《当你孤单时》、《百叶窗》、《世事》、《传奇》、《花好月圆》、《现实与虚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另一类作品如《出走》、《火车开往C城》、《你认识何卿卿吗》，则对都市中人物内心的空虚、无聊、迷惘感有着细致的把握；第三类作品如《琴瑟》、《秘密》，则对城市中的小人物有着深切的同情。与你笔下的乡村相比，关于城市的小说似乎更加躁动、焦灼，几乎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
付秀莹：我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已经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我必须承认，我同故乡之间，在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生成了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结。在书写乡村的时候，我的笔触总是情不自禁地变得柔软湿润，那些乡村的物事，那些人，那些古老的民俗，它们汹涌而来，带给我某种温柔迷人的眩晕。这个时候，我的写作是一种肆意的流淌。我迷恋这种流淌。常常身陷其中，不愿自拔。然而，对于城市，我却一直有着某种莫名的陌生感。这同世俗意义上的客观因素无关。这种陌生关乎精神。在北京这座城市，我有稳定的工作，有户口，有城市要求具有的基本要素，按说，我应该心安。然而，我却无法做到。即使居住在市中心，走在长安街上，看着周围浩浩的人群车流，我也总会感到茫然。[NextPage]
我试图书写城市，写城市中人与人、人与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写城市巨大的挤压下，人的心灵褶皱和精神伤痛。对于城市而言，我是外来者。我承认，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我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打量。我试图逐渐走入城市曲折蜿蜒暧昧难名的精神地形图，去勘探和发现一些存在的真相或者秘密。相较于我的乡村叙事，这些现代城市经验的书写充满了惊惧、躁动、焦灼以及人生的荒芜感。很多人惊诧地表示，这两部分小说截然的美学向度仿佛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我也曾为之困惑，然而，我还是愿意在书写乡村的同时，书写当下我生活其中的城市。毕竟，这是与我耳鬓厮磨的生活。当然，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某种特质，注定了城市经验叙事最终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丑陋”的美学陷阱。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李云雷：不少人在谈到你的作品时，常会用到“古典美”或“古典性”等词语，但这或许只能概括你关于乡村的小说，你关于城市的小说却充满了“现代性”，你能否谈谈关于“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看法？
付秀莹：确实如你所说，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具有某种古典性的质素，应该是指其中的乡村叙事。最近两年，发表的也多是这一类小说。关于古典性的描述，我以为，或许是由于我的乡村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笔调，或者叫做风格。相对于热烈动荡，我更偏爱含蓄宁静。典雅蕴藉，意在言外，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我一直虽神往而无以达至的美学境界。我羡慕那些能够在小说中展开跌宕开阖的故事情节的作家，而我更愿意捕捉和描摹人物内心汹涌的风暴和起伏的潮汐，我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倾听他们在这风暴和潮汐中发出的叹息和呼喊。当然，关于古典性的描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是来自乡村本身所具有的美学特质。由于约定俗成的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乡村经验同古典美感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古老的默契，轻易无法改变。
而城市经验的美学属性，似乎尚需要长久的积累才能够得以确定。我的城市经验叙事着力于表达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心灵困境，显示了现代性的某种质地。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性？
有一次同朋友聊天，谈及我的某篇小说，他认为，这个充满现代性的短篇才是真正的小说，或者说，这篇小说真正触摸到了小说的内核。后来我由此回顾自己的乡村叙事，在这些具有某种古典性的乡村经验中，其所表达的精神意蕴，宽阔复杂，暧昧难名，你能说它们不具有某种现代性吗？因此，我想，古典性与现代性，它们似乎从来就不能截然分开。更多的时候，它们悖论式地存在于同一个文本叙事之中。它们互为表里，此起彼伏，然而，潜伏在幽暗处的一方总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以惊喜。
（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