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莹

　　采访者：王莹

　　被访者：孙慧芬

　　在2009年中美文学论坛的现场，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坐在演讲席上侃侃而谈，她的发言感动了全场美国听众，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幕让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印象深刻，她后来在采访中称赞孙惠芬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她的演讲让我看到我们的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着中国淳朴又有现代意识的亲情，诚实讲述着活生生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 ”铁凝说，孙惠芬让她“不由得想到了老舍先生”。

　　孙惠芬出生于辽宁庄河、现居住在大连，在物理距离上虽然是离乡村越来越远，但在文学之路上，她却离乡村越来越近，她的作品《歇马山庄》和《上塘书》更是两次入围了茅盾文学奖，这在辽宁文学史上仅此一人。

　　今年12月末，她将推出新作《秉德女人》，日前，记者对孙惠芬进行了独家专访，试图破解她作品的乡土世界。

　　最初是为了逃离现在是守望

　　从1982年起，孙惠芬就开始关注乡下人进城后的苦与乐、身体和精神上感受到城市与时代的冲击，她说：“我最初写作是为了逃离，书写的是对乡村世界的叛逆，后来的写作，是为了守望，书写的是对乡村土地的怀念和怀想，这是变化，而一直不变的是，在作品里，我都努力揭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努力抵达人性的深度和命运的深度。 ”

　　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她能感受每一个走进城市的人的不易与矛盾：他们被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之下，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乡村，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异乡人，如同生活在别处。孙惠芬试图去了解、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孙惠芬说：“是否了解乡村，跟是否从乡村走出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居住的城市离乡村并不遥远，也不是说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有关乡村生活的报道，——确实坐车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乡村的面貌，而媒体上关于乡村的报道目不暇接 。——可是如果你的情感跟乡村打不通，你知道的再多都不能说你了解。所谓了解，必须有情感因素，我们跟我们所了解的事物必须有情感瓜葛，我们必须将心灵贴近他们。在这方面，我想我有主观和客观两个优势。主观上，我经常回乡，每年都要回乡村住上一段，这不仅是为了体验生活，也是情感需要，在城市呆久了，脚跟踩不到地皮心里发慌。而客观上，我和乡村有着血缘和亲缘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因为母亲的缘故跟我保持来往，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瓜葛会使你的神经愈发敏感，乡村生活的细微变化也就在这敏感中蕴藏其中了。 ”

　　这样的方式有时也会成为她收集素材的机会，比如2007年出版的《吉宽的马车》。当时她去辽南乡下，看到了一个整天打扮得干净整洁的懒汉，赶着马车在乡村游荡，于是联想到老家的一个村姑与城里一个小老板的爱情故事，她将这些素材打乱重新组合之后，便有了《吉宽的马车》。

　　《秉德女人》让她从容和顽强

　　孙惠芬作品中润物细无声的悲剧感染力，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对于这种写作中的悲剧情结，孙惠芬认为它与生活的经历关系不大，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总能同时看到钱币的正面和反面，这跟经历无关。我的成长经历确实艰难曲折，但这不意味一定生成悲剧意识，一个人的秉赋和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

　　在写完《上塘书》后，孙惠芬曾经让自己放松了些时日，同时这也是一篇新作的酝酿。从2007年起，孙惠芬便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小说《秉德女人》，这部小说她写了一年，修改了两年，到如今已经脱稿，12月份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书的故事发生于1905年的辽南海边小镇，一个尚未出嫁的美丽姑娘王乃容，为了逃避跟父亲去教堂，躲到绸缎庄剌绣，却意外地被土匪胡子掳走，从此人生轨迹发生剧烈转折，她成了匪胡子秉德的女人。国家命运此时也作用于她起伏的个人命运之中，她倔犟地生根，养育果实，也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摧折。被原始生命力不断滋养的秉德女人，挫折中顽强地一次又一次重建对生活的信念。[NextPage]

　　孙惠芬自己形容这次写作是一次探险，一次黑暗中的写作。“所谓黑暗，是说我必须穿越跨度很长的历史，所谓探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惟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在长达三年多的写作中，有一句诗一直萦绕耳畔，那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我们都在沟中／可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空。它激励我在黑暗里探寻，一路爬过悬崖峭壁历经千难万险，如今，跟秉德女人一次又一次重建生活信念，我觉得自己也变得顽强而从容。 ”

　　为了获奖的写作很可疑

　　王莹：您是如何看待作家与身后故乡的关系的？故乡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孙惠芬：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孩子的时候，乡村的封闭提供了我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我的写作从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开始。可当通过写作一点点走出，我发现身后的乡村，又变成了我想象的世界。乡村带给我成长最大的财富，是我童年野草一样丰沛的生活，使我有着一颗野草一样自由的心，使我一直有着敏感的内心边界，这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

　　我跟乡村的关系是，当她赋予我的自由心灵受到现实世界的束缚和挑战，我又把乡村当成现实的彼岸，到那里去寻找更广大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乡村即是我的出发地，又是我自由精神的栖憩地。

　　王莹：您是怎样在作品中写出乡村变化的真实？

　　孙惠芬：艺术的真实是一个心灵化过程，没有跟心灵无关的真实。人的心灵，则有着无限的广度和宽度，有着无限的维度。心灵通着意识、潜意识，通着我们很多时候所不曾抵达的隐秘世界，这其实也给艺术想象和发现带来巨大的空间， 如果说还要写出变化的真实，那么首先就是如何贴近这变化着的人物内心，或者说揭示人物心灵微妙的变化，在贴近和揭示中去想象、发现人性中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真实。我想，这是我一直的努力，并将继续努力。

　　王莹：您的作品《上塘书》、《歇马山庄》两次入围了茅盾文学奖，但却都与奖项擦肩而过，这对您的创作热情是否会有影响？

　　孙惠芬：获奖肯定是好事，但不获奖也绝不是坏事。有时候，在某种外力的推动让自己回到零点状态，没准是另一种得到。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永远会设法让自己处于零点状态。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写作已经变成你的日常，变成你活下去的救命稻草，获奖与否，真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惟一重要的，是如何写出好作品。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不是因为热爱，不是因为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仅仅为了获奖，这样的写作是值得怀疑的。

　　王莹：您在2009年中美文学论坛上，从丢失一只鸭子这样的日常小事讲起，展示了中国当下的农村和城市、家族中父辈和年轻人的生机盎然的生活，感动了全场美国听众。您认为文学的力量在哪里，应怎么表达才能走进读者的心里？

　　孙惠芬：那是首届中美作家论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正式走入美国主流社会、主流学府，与主流学界的一次文学对话，地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我的演讲题目被确定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我不是学者，对中国乡土文学没有纵深研究，接到这个题目很是惶恐，后来我选择了从乡村出发，从童年的记忆出发，谈那个自我的封闭的乡村里的街与道，谈那个自我的封闭的乡村人们心灵的磨难、挣扎和希望，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引起共鸣。我的体会是，只要从人性出发，只要关注人的心灵和情感，即使写一个小山村里的事，也是有力量的，也会得到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身份人们的认同。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