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辉

    采访人：陈辉

    被访人：雪珥

　　“当家难，当中国的家更难，当改革时代中国的家难上加难。”

　　踌躇再三，在《绝版恭亲王》的封面上，雪珥最终选择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它最能概括曾经百年的悲情与沧桑，也最能体现自己生命的那些苦苦思索。

　　雪珥上世纪80年代迈入大学校园，正值改革开放的激情岁月，带着使命感与浪漫，毕业后他回到老家，然而，在最基层的单位，却遭遇了困境：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都有不满，在种种利益的纠结下，善治的推行竟如此艰难。表面上看，每个个体都善良且向上，都具有理性，可组合在一起，却如此盲目，甚至明知走在错路上，也不愿改变。

　　令人焦头烂额的是，在“民意”、“正义”等大词的装点下，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都是那么的豪气干云，然而，当共同的悲剧降临时，究竟谁该负责呢？难道这一切，只是命中注定？

　　离开了机关，雪珥下海经商、当被告、在澳洲洋插队、成了太平绅士……但曾经的困扰萦绕不去，他一直在思考。[NextPage]

　　喜欢雪珥的书，在于两点：首先，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虽然与己无涉，但他仍未放弃读书人的本分，仍在自觉地为我们这个民族承担着一份道义责任。其次，他能跳出恩怨是非，用更宏阔的视野去凝望过去，当此岸仍哓哓于谁忠谁奸的人事甄别时，他却看到了历史背后那份深刻的悲剧与无奈。

　　百年沧桑谁铸造？一个民族的苦难，只能源于她自己，源于她的每个个体。然而，百年前振臂一呼时，多少人想到，超越之路竟这样艰难？而历经了如此多的磨难，我们的民族智慧究竟获得了多少提升？

　　一轮又一轮盲目的荷尔蒙，一番又一番嘹亮的口号，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

　　难道，种种挫折，仅仅是因为出了几个坏人，仅仅是因为少数人犯了错误？而这一切，真的没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150年改革史，150年中国人的自强不息，但愿，曾经的辛酸足以照亮未来——我们再也不能重蹈那样的覆辙，再也不能步入历史的循环。

　　低调的改革者

　　陈辉：您一直在研究晚清变革史，怎么突然关心起恭亲王了？

　　雪珥：因为越研究就越发现，晚清变革史应往上推，寻根溯源，就找到了恭亲王。说他是最早启动变革的人，主要有三点：一是他为后来的变革做好了干部准备，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二是通过与保守派不断斗争，定下了变革的总基调；三是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些原则，为后来的改革者所应用，比如“不争论”、“不谈意识形态”等。所以我说他是晚清变革的总设计师。

　　陈辉：以往历史书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一次失败的变革，您怎么看？

　　雪珥：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历史学者多归因于未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完全的变革”。这是书生之见，变革是利益调整，利国利民不利官，主要的反对者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对此，只能适当妥协、循序渐进。恭亲王的变革虽也遭反对，但整体上看，一直平稳前行，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

　　陈辉：他采取了哪些办法？

　　雪珥：首先是化敌为友，当时反对改革的主力是清议派的倭仁，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必学西方，对此，恭亲王提出“西学就是中学”，说现代科技是西方人从中国学过去的，巧妙地化解了争论，此外，既然倭仁崇尚传统，那么就让他推荐人才，并请他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任职，恭亲王知道，倭仁这种“言官”只会批评，不懂实务，他反对变革，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是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既然如此，委以实职，你自己去做做看，结果倭仁只好装骑马摔伤，不敢就位。第三是注意策略，一些激烈的主张，比如修铁路、通电报等，都是让李鸿章先点炮，自己在幕后掌控局势，最终，这些提案都得到实施。

　　戴着假面去跳舞

　　陈辉：可为什么许多记载中说恭亲王很糊涂，官声不佳？

　　雪珥：这是没办法的事，必须戴着假面跳舞，就像醇亲王上台后大骂他卖国，但那只是一种手段，事实上恭亲王的改革举措基本都被延续下来。据翁同龢记载，中法战前，慈禧与恭亲王讨论，恭亲王一言不发，只谈如何给慈禧庆寿，于是翁同龢大发感慨，觉得恭亲王昏庸。其实，这是假象，恭亲王反对开战，想先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事，他的言外之意是：谁爱打谁去打。此外，恭亲王当时地位尴尬，光绪已10多岁了，出于避嫌，也应将位子让给醇亲王。满清共有四段“叔嫂共和”执政，恭亲王摄政时才26岁，慈禧24岁，两人政治经验都不足，历朝历代孤儿寡母都不免会受到权臣的欺负，所以慈禧对恭亲王非常提防，这给变革带来难度。

　　陈辉：所以恭亲王只能装糊涂？

　　雪珥：这是一种“老二哲学”——尽可能藏在阴影中，让聚光灯照到慈禧的身上。其实慈禧能起多大作用呢？她不过是橡皮图章，代表皇帝而已。刚开始摄政时，恭亲王也比较强硬，但在当时官场的政治生态下，他只能妥协。[NextPage]

　　陈辉：恭亲王为什么能意识到大势所趋？

　　雪珥：刚开始他也没意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北京陷落，他留京负责与洋人和谈，签约后，英法真的退兵了，这给他带来很大震撼：原来洋人是讲信用的。这使他意识到不同的制度文明的存在，所以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洪秀全是心腹大患，沙俄是手足之患，西洋是癣疥之患。从此走上了“师夷之长技”的思路，成为改革积极的推动者。

　　浮躁造就的失败

　　陈辉：既然“体制后改”并非是最主要原因，那么，又是什么令恭亲王变革最终失败呢？

　　雪珥：关键在于民族心态走向浮躁，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被一向看不起的日本所击败，这使舆论转向反对洋务运动。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中日同时学习西方，打败了，说明我们学得还不够，应进一步深化洋务运动。但人们却先入为主地认为，搞了那么多外国先进军舰，照样失败，说明洋务之路走不通，必须加快制度变革，正是这种主义万能的思路，造成了混乱局面。

　　陈辉：制度变革难道不正确吗？

　　雪珥：制度变革是必须的，这不需争论，关键在怎么改。任何变革，都应循序渐进，可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却沉浸在浮躁情绪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时间长、见效慢，想在制度建设上强行超车，完全不顾基础。戊戌变法时，皇帝和杨锐等四个小秘书（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诏书，很多是将日本文件翻译过来一发布，就算改革了。这样强行推动的体制改革，将张之洞、刘揆一等改革的操盘手都推到对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这种浮躁心态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准备立宪期为9年，被一致批评为“假宪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宪政改革的准备期却是30年。

　　陈辉：急于超车，结果反而造成保守主义死灰复燃？

　　雪珥：是的，义和团运动即为一例，它为何能发展如此之快？因为端王在背后故意误导群众情绪，以此来要挟中央，从1898年到1901年，变革整整耽误了3年，慈禧在西逃的路上，痛下决心，发诏重启变革，即“辛酉变革”，但已错过了历史最佳机遇，随着操盘手李鸿章等人去世，变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如何超越历史的宿命

　　陈辉：检讨清末变革史的成败，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雪珥：首先，知识分子不应给群众以幻觉，不能忽视改革的难度，用几个口号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很容易，但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近现代史上，“革命”的声音此起彼伏，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国家仿佛一家公司，“革命”只能解决所有权的问题，不能解决经营权的问题，必须将经营权的问题和所有权的问题分开来看，不能一锅饭没煮熟，你就把锅给砸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二，任何变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才是改革最凶恶的敌人，亨廷顿说过，变革的关键在于有效行使权力，但在晚清变革中，绅权却绑架了民权，导致皇权失控，其实变革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官绅却操控着实际的行政权，为一己之私，他们不惜上下拨弄，最终造成了大分裂。所以说“清亡于地方分离”，如果在变革时能加大集权，可能会少走弯路。当然，这个集权未必是中央集权，像日本变革，集权于议会，最终取得了成功。

　　陈辉：从清末失败看，民意是一种非常吊诡的力量，经常成为绅权对抗皇权的工具，这是为什么？

　　雪珥：因为舆论被绅权所掌控，翻开清末的媒体，基本看不到新闻，都是为派别利益服务，成了所谓“机关炮+机关枪”，为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不惜造谣、编假新闻，根本看不到真相，这就使民众的信息混乱了，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就像保路运动，分明是经手官员挪用300万两去上海炒股，损失惨重，为掩盖罪行，就煽动人们反对中央政府赎买，动辄以“四川人民利益”相号召，但他们能代表人民吗？这其实是打着民意的旗号愚弄人民，不仅掏空了他们的血汗钱，还要大家为他出钱出命。晚清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健全的委托机制，没解决权力监督问题，却被误解为权力分配的问题，结果民意成了面团，任由官绅扭曲，城头变幻大王旗，代理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根本问题不解决，不论谁上台，实际上都等于是预约了民族的下一场灾难。[NextPage]

　　陈辉：那么，如何才能超越这样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呢？

　　雪珥：关键还是要理清权力委托的机制，这就像一个企业那样，如何把它经营好才是最根本的。可为什么我们总纠缠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呢？这与文化相关，在我们的文化中，权力就是腐败的机会，所谓权力分配，就是腐败机会分配，人们并不真的痛恨腐败，痛恨的是自己没能参与其中。所以甲午战争前日本人说，清朝的问题不仅是制度腐败，而是文化腐败，每个人有了权都会成为腐败者，即“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可悲的是，这句话其实是两千年前孟子说的。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