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采访人：石剑峰

　　受访人：卡特琳

　　去年法兰克福书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是书展中最耀眼的明星，由她凭借《呼吸钟摆》摘得德国图书奖似乎毫无悬念，但最后，图书奖却颁给了赫塔·穆勒的好友卡特琳·施密特。日前，卡特琳·施密特来到上海参加“中德同行”活动，并接受了早报专访。来到上海的卡特琳其实还有着当年大病带来的后遗症：很容易累，走路有一点点瘸。这个来自民主德国地区的女作家，似乎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严肃、不苟言笑、不说废话，有一点点闷。

　　与好友赫塔·穆勒背景相似的地方是，卡特琳·施密特也来自“东方”，她出生于前民主德国图林根州哥达市。不过卡特琳并不像其他“东方”作家那样是位激烈的反对派，相反她在那个体制下生活得不错，她说她只是希望国家通过改革能变得更好，而不是让它消失，这也是当时大部分民主德国人的态度。

　　2002年夏，施密特突发脑溢血。当时她挣扎着爬到丈夫身边说：“我要死了。”丈夫回答：“你不会死。”这句话在七年后成了这部小说的书名，书中，女主人公脑溢血后昏迷，接受了开颅手术，醒来后发现生活成了彻头彻尾的挑战。《你不会死》击败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荣获该年度德国图书奖——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对于自己去年意外爆冷获奖，卡特琳认为评委会可能是想搞平衡。小说中柏林墙的倒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海伦遭受昏迷象征民主德国的终结，然后用她的康复意味着两德的顺利统一。但作家反对从政治方面来阐释这部小说，“哦，不，不是这样的，上帝明鉴。”

　　生病与写作

　　石剑峰：去年获得德国图书奖，击败的对手中包括当时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胞赫塔·穆勒，之后大家谈论你时，总喜欢把你跟赫塔·穆勒比较，这对你而言是否有些尴尬？

　　卡特琳：很多情况下，我感觉不到别人在拿我和赫塔·穆勒作对比，我与赫塔·穆勒的关系也非常好。我自己对穆勒一直非常赞赏，我从1984年就开始读穆勒的作品， 我的一个好朋友带给我一本米勒的小说《暴虐的探戈》。我个人认为，穆勒最后没有得奖，有可能是穆勒已经先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评委会有意不让她再得奖，有搞平衡的可能。[NextPage]

　　我和穆勒之间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首先穆勒具有双重身份，她来自罗马尼亚，既会德语又会罗马尼亚语，她在文学创作中把两种背景糅合起来，拿出惊讶的作品，而我只有德语文化的背景。

　　石剑峰：去年你是凭借《你不会死》获得了德国图书奖，小说带有自传色彩，里面写到了你当年脑溢血失去行动和说话能力的经历。这段生病的经历，对你之后的写作有什么重要影响？

　　卡特琳：其实在我生病后写的第一部小说是《席巴赫的黑猫》，但我对《席巴赫的黑猫》不是太满意。我当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每天要睡很久，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所以影响了《席巴赫的黑猫》的创作。但2005年写《席巴赫的黑猫》其实是帮助我自我治疗的一个过程。在我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别人对我说，你是否可以把你的生病经历写成小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开始以生病过程作为主线创作这部小说《你不会死》。小说中生病的那部分确实有自传的成分，但是其他内容都是我虚构的，或者是根据生病前的经历进行加工。

　　生病经历也影响了我的写作语言。在我生病之前，我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是巴洛克式的，非常华丽繁复，而写这部小说时，小说中一开始句子是简单和短的，这比较符合海伦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的状态，随着小说的发展和女主人公语言的恢复，句子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此外我在生病后的5年之内没办法写诗，因为缺乏三维思维能力，从两年前我开始写诗，新诗集也即将出版，在我看来出版诗集比获奖更令我愉快。

　　石剑峰：这段生病经历，对你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卡特琳：我患病期间，有一段时间是无法说话的，尽管如此，我一直用图像的形式进行思维。当我恢复过来的时候，听到别人说一个词，能想起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词很快就会被忘记。这是一个让我提高自信的过程，经过不断练习，希望这些词不会从脑子里逃掉，而是留在大脑里。这个过程对一个作家真的很要命。

　　生病也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前我还是很在意别人对我和我作品的看法，内心经常有一个期望值，然后看这个期望值在现实中的反映，所以很有顾虑。为了避免失望，常常干脆不说话。但这次生病之后，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话流利、优雅和风趣，但在意别人看法的枷锁打破了，放心大胆地说话。这是积极的影响。

　　政治与写作

　　石剑峰：在你小说出版及获奖之后，评论界都尝试用政治来解读你的小说，小说有政治含义吗？

　　卡特琳：小说没有太多隐喻。有人把海伦的沉睡到醒来，比喻成民主德国的消亡过程，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我想通过小说表达的是，一个人在失去语言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她失去了语言，她又会如何？这才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石剑峰：大家倾向于从你这部私人化的小说里解读政治，特别是两德统一的历史，是否跟你来自民主德国这样一个背景有关？大家想要从你的小说里了解，一个民主德国作家回过头来怎么看待她国家的消亡和民族的统一。

　　卡特琳：对于那些没有在民主德国生活过的批评家，总是倾向于把小说跟两德统一联系在一起，这难以避免。柏林墙的倒塌在这本小说中只是扮演了一个间接角色。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个作家是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小说里女主人公的醒来可以跟当年两德统一联系起来，似乎寓意着德国这个国家的重生。但我想说的是，小说跟民主德国的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每个人都试图找回过去，小说只是碰巧触碰到了两德统一的共同记忆，女主人公海伦醒来的时候正好是两德统一。我之前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内容都是跟两德统一和政治有关系的，很多批评家不由自主地会把这部获奖小说与政治意义联系起来。我这代人的批评家一讲到民主德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政治，但下一代人再看的时候，眼光就会不一样。

　　石剑峰：像你这样来自民主德国的那批作家，如今写作的时候，是否还会不停地写两德统一前的历史，就像中国很多作家不停地写“文革”一样？[NextPage]

　　卡特琳：有的作家专门写那段历史，有的关注现实题材。但就我而言，我也试图讲历史，但更多情况下是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加入对历史的回忆。其他写那段历史的作家，往往是从上往下看，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我习惯于从下往上看，先写男人、女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往上牵连到那段历史。

　　石剑峰：中国读者在读当代东欧包括民主德国作家作品时，对他们创作的批判极权主义和揭露历史黑暗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或者说越沉重越有市场，现在来自这些地区的作家还在继续写那段历史，但如今他们处理那段历史和柏林墙倒塌前有何不同？

　　卡特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人而异。在之前，东欧作家写批判作品不可能在本国出版，甚至还有可能受到惩罚，所以很多人被迫逃亡到西方国家，重新开始写作。德国很独特，被民主德国驱逐出来的作家，基本上就是来到联邦德国。但很多从民主德国逃亡到联邦德国的作家往往会发现这么个情况，在联邦德国他们没有了敌人，不知道该怎么写作了，反而失去了目标。我本人在写那段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去批评那段历史，只想把我那代人在当时做了什么、发生了些什么记录下来，这些历史对我以及下一代已经或者将要产生什么影响，这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在写作时处理那段历史是较平静的。

　　比如我正在写一部新小说，描述了一对在民主德国长大的犹太姐妹，年龄跟我差不多。在统一之前，这对姐妹的父母都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父母一直隐藏犹太人身份，对子女也从不说起，而只是强调“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在统一之后，两姐妹发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发现自己的犹太家族居然那么大。我想要表达的就是，统一前的历史对当下生活的影响。

　　石剑峰：其实从另一方面讲，你还想表达的是，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的历史，民主德国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就持比较温和的态度。

　　卡特琳：我本人当年在民主德国其实生活得还不错。直到25岁时我才成为一名反对派，虽然是反对派，但在两德统一前也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国家，让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和大多数民主德国人一样，只是希望通过改革和努力，把国家中不好的东西清除掉，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德国。就算是现在的默克尔总理，当年她也是持相似的政治立场。但历史不是大家能想象的，结果是，历史驶向了大家都没想过的地方。当年统一前莱比锡大游行的时候，我们最初喊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人民。然后口号变成：我们是一个民族。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西方政治势力起了很大作用。我当时也只好随大流了，既不想，也没办法改变整个形势。我反而是在两德统一之后，才对民主德国时期的真正历史有了了解，原来曾经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从那以后才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共产党统治。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