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辉

    采访人：晨报

    被访人：傅国涌

    鲁迅、胡适应双峰并峙   

    新一代商人缺乏担当

    晨报：在您的新作中，赞多弹少，是否有些偏颇？

    傅国涌：如果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我看到的材料中，这些人的负面确实很少，否则我肯定会秉笔直书。比如像张元济等人，实在无可挑剔，信笔写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从没想过要给他们写表扬稿。

    晨报：张元济等人也是商人，他们与今天的商人有什么不同？

    傅国涌：那一代商人属精英阶层，身上仍延续着士大夫精神，传统的链条没断裂。此外，他们又主动吸收了世界文明中的精华部分，所以看上去很正面、很阳光。而今天的一些企业家们没有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成了无本之木，因此显得有些功利、浮躁，缺乏担当。

    被“大同理想”误导

    晨报：张元济等人为何能将中西优秀文化融会一炉？

    傅国涌：传统的核心价值未中断，又有新的价值进来，两相交融，所以那一代人相对淳朴，世故成分少。此外，创业空间有保证，像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尚有实现的可能。当然，那时有战乱、动荡等因素，但整体上看，具备建设优秀文化的大环境。

    晨报：那么，为何大环境后来又改变了呢？

    傅国涌：这里有很多因素，其中也有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如“大同理想”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理念深深地融入了人们心中，1933年《东方杂志》对几百名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他们都谈到了“大同理想”，可见其已内化成一种生命，一旦遇到相似的主张，很容易被接受。

    鲁迅、胡适求同存异

    晨报：您为何没写鲁迅？

    傅国涌：鲁迅在杭州工作过，但他不喜欢西湖，所以没写。

    晨报：当今很多人褒扬胡适，贬抑鲁迅，您书中没写鲁迅是否也有此意？

    傅国涌：不是这样的。某些人褒胡与贬鲁，是因为没看到他们两人精神世界的共通点，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座思想高峰，差异虽大，但应双峰并存，作为后人，我们要从这种差异中寻找某种平衡。鲁迅是作家，在人性方面的挖掘更深刻，他的价值可能是永远的，为世世代代建设了一个精神家园，但鲁迅对西方了解少，不注重制度问题，蔑视这方面的思考。胡适则对西方更了解，更关注制度建设，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今天人们特别重视他。但胡适也许会过时，当制度建设完成后，他的意义就不大了，而鲁迅则可能永恒。所以，我们要重视鲁迅和胡适这两种思想资源，其实不仅是他们，还有吴宓、陈独秀、蔡元培、竺可桢等，增量历史不应排斥任何人，应重视所有前贤的思想资源。[NextPage]
    近代知识阶层难独立

    晨报：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

    傅国涌：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不足，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从张元济等开始算第一代，到胡适、鲁迅等算第二代，到傅斯年等人算第三代，传承不足50年，时间太短，并没有真正独立，特别是没有实现经济独立，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到1949年，工商业对GDP的贡献不过12％。

    晨报：似乎当时知识阶层意见比较偏激进？

    傅国涌：这要结合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一是国际上红色思潮走向主流，另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知识阶层主张“以俄为师”，即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只是不彻底。重庆和谈时，毛泽东说蒋介石“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可谓一语道破。

    低调理想主义指引未来

    晨报：您写这本书对读者的意义何在？

    傅国涌：我这本书是为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们写的。今天我们又进入转型时代，需要从龚自珍等前贤们的奋斗中，寻找思想和精神的资源。他们可能失败，但历史没有失败，就像曾经宣告《别了，司徒雷登》，但今天我们不又在重新审视他吗？历史不应以一时一地的评价为基准，但真相总会展现，冰山终将融化，只要我们去做，就是在为明天开创传统。

    晨报：但现实是，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犬儒主义日益泛滥，对此您怎么看？

    傅国涌：不是我们背叛了理想主义，而是在当今客观环境下，它背叛了我们，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当今的人们更重视个体的价值，不会再被所谓的理想欺骗。人不会永远犬儒下去，必然要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高调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了，未来属于低调理想主义。今天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故而使社会的可能性增加，而这正是达成健全社会的根基。（陈辉/文）

   ●傅国涌

    当代知名学者、思想家、自由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曾入选《大学人文读本》、《2002中国年度最佳随笔》等。著有《金庸传》、《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追寻失去的传统》、《百年寻梦》等。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