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蒲荔子
被采访人：笛安
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在四川三岔湖花岛举办颁奖礼，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等将在这里迎接属于他们的荣光。
○○专访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作家李锐女儿笛安：郭敬明是非常好的出版人
刚开始写小说，她投稿时把姓氏“李”去掉，只保留了名字笛安，因为李代表她的父亲李锐。她说这就像尼古拉斯？凯奇隐去自己的本姓科波拉，因为他是以《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等片闻名于世的大导演科波拉的侄子，而他要证明“我不靠这个姓也可以在这一行出人头地”。
现在，笛安的新小说《西决》在依托郭敬明公司的推广后，据说已销售50万册；而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又似乎为小说的文学价值打上了一个保险的戳印。
求学巴黎求学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母语
记者：你曾在巴黎求学8年，在人们印象中，巴黎是最浮华的世界影像，而你却选择在这里攻读社会学，一项并不热门的人文学科，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笛安：其实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浪漫的考虑。巴黎对很多人来说是繁华的代表，对我来说却比什么都荒凉。我在那里见识过了最残酷的生活。所以我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只能考虑我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个专业好不好考，门槛高不高，等等。当然我想过的，我可能只能在那个国家待那么几年，有什么专业能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很多事。社会学能够帮我打开一扇门，帮我看看那个国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初就想得很简单。我的社会学给了我一种视角，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很重要。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写作者里，诗人张枣的诗明显有区别于国内诗人的异质，法国的求学对你的中文表达有什么影响？
笛安：这个———很难讲。其实我也总是在问自己，什么叫文化差异，什么叫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硬要说我自己感觉的影响，学习外语的过程的确可以帮助一个人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母语，这是确实的。
阅读西方文学的影响体现在我的作品里
记者：看得出你的阅读还是西方和中国现当代比较多，中国传统文学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怎么看待接续传统的问题？
笛安：有的。其实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说是《红楼梦》。那是完美的同义词。但是说到影响———我觉得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欣赏起来是需要阅历的。西方的经典著作很多拥有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表达，以及冲击力。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况且我本人是个性格激烈的人。所以可能在现阶段，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容易体现在我自己的作品里，但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寻求中国传统里面的力量，也许我已经开始寻求了。
记者：国内外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了直接或者重大的影响？
笛安：很多。比方说我很喜欢19世纪的一些欧洲作家，还有俄罗斯的，他们是真正的高峰。20世纪的一些美国作家也很好，有种特别磅礴的生命力。中国的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张爱玲吧。
写作我不介意别人知道我是李锐的女儿
[NextPage]记者：你毕业后专职写作，也说过自己对写作可以奋不顾身，甚至不理解父亲那种“爱写就写不爱写就不写”的态度，是否想过你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又为什么把写作当成纪律性很强的工作？
笛安：我父亲也不是爱写就写，他是把每部作品都看得特别神圣，一定要超越自己，不然不写。我不是，我是真的很爱写，我知道自己进步的速度绝对赶不上我想要倾诉的欲望。所以我倾向比较大的创作量，在这个规律的创作中寻求突破，突破不了也没关系，我会一直一直努力下去。不过我纪律性也不强，没有很规律的时间表。
记者：怎么个“很爱写”法？
笛安：在巴黎写《告别天堂》的时候，为了赶稿我每周只出门两次。出门过马路的时候，即使没有车，我也还是神经质地要等红绿灯。我想的是，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被撞死，因为我的小说还没写完。
记者：不写小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神经质吗？
笛安：还好吧。我基本上算是正常人。挺好相处的，没有那么多人们认为的作家脾气。
记者：为了摆脱与老爸的关系，你的小说署名刻意把姓抹去，但估计现在你的读者没人不知道你是李锐的女儿吧。还会介意吗？
笛安：不介意了。知道就知道吧。那反正是事实。我挺开心有一点，真心爱我的读者看我的书是因为喜欢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爸爸。
记者：你父母真的认为你没有写作天赋吗？还记得第一次写了什么，父母又给了你什么评价？
笛安：曾经他们一直都觉得我做不了这行。直到我第一次写完一个中篇小说，处女作，他们看完了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继续写吧，但是你记得这很辛苦。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此不同了，我找到我要做的事情了。
记者：纳博科夫说风格是作家唯一的追求，你是否觉得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对于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笛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可是我很难说那是什么。我没有刻意追求过，我每次写小说脑子里只想要追求完整的表达，塑造出我想要的人物，我投入了，我的风格就出来了，因为我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呀。所以要自信一点，没必要刻意追求不同的，你把自己完全地表达了，自然就是不同的，就是风格了。
合作郭敬明对作品有敏锐和精准的判断
记者：《西决》和郭敬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销量，现在则获得了文学奖，在你迄今为止的写作中，它占有怎样的位置？
笛安：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我在当初写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本书代表着我在瓶颈期的探索。那时候我在深刻地怀疑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就告诉自己忘掉一切，用一种最平和、最没有修饰，甚至是连激烈的情感表达都不多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我写得很艰难，很辛苦，一点点地磨，我告诉自己就算不成功我也要写下去，写完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不觉地，我对西决这个人物有了这么深的情感。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小说，但是它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西决》之后，我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NextPage]
记者：郭敬明公司的包装，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对于“打通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大意)这样的广告词，你是否接受？
笛安：包装和写作是没有关系的。写作永远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书的包装和营销是另外的问题，不同层面的。而且我觉得，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本来就不该有界限，青春文学指的是题材，严肃文学指的是价值，为什么不能存在有文学价值的青春小说呢？
记者：经典的文学评价标准和市场标准在现实中国背景下是一对矛盾，你的新书的市场成绩会不会影响人们对你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
笛安：我觉得不全是矛盾的，我听说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也有很多读者啊。而且书卖得好，这是好事，如果有人因为我的书卖得好而鄙视我的小说，我只能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偏激的读者。
记者：你对郭敬明什么印象，对他的作品和生意怎么评价？
笛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出版人，我很喜欢和他聊作品，他对作品有种非常敏锐和精准的判断。外界的人也许不了解，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工作。他为我的书做过非常多的努力，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非常聪明，而且很有行动力。他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的。
记者：你怎么看文学，这个经典而现在似乎显得有点落后的事业？
笛安：我从来不觉得文学落后了，也不相信文学会落后。就让我保持一点这种盲目的乐观吧，这样我才会一直保持足够的勇气写下去。
（实习编辑：郭靖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