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辉
记者：陈辉
被采访人：王锦思
去年，王锦思收藏的中日交流史料在人大图书馆展出。
十多年来王锦思收藏了上万件有关中日关系的藏品。
这是王锦思收藏的“中日友好邮戳”，非常珍贵。
[NextPage]
王锦思收藏的中日友好史料照片。
这张照片极为直观地反映了侵华战争中，日军悍然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的罪行。
从少年时代起，王锦思就梦想着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那时正值《追捕》在国内热播，万人空巷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而在他的老家吉林德惠，侵华战争时修建的日式建筑依旧坚固，依旧被使用着。
2003年，王锦思第一次踏上日本，短短7天的行程，在大阪他看到马路的绿化隔离带中，塞满了遗弃的塑料袋、饮料瓶，他有点奇怪：我们不是一直在传说“日本很干净”、“根本看不到垃圾”吗？
直到39岁，王锦思的书才终于写完，它原来的题目叫《日本还很远》，编辑觉得不响亮，他又改成《再向日本学习》，仍被认为不够“鼓气”，最终书的名字变成了标准的口号体——《日本行，中国更行》。
“也许这样的标题更能振奋国人吧。”王锦思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感受，“我真正关心的，还是如何学习日本，如何弥平中日之间的差距。”
■王锦思
中日传播中心常务理事、中日关系专家，收藏有表现中日关系藏品达万件，著有《日本行，中国更行》。
日本人是否像传说中那样坏
晨报：从何时开始您对日本研究产生了兴趣？
王锦思：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我是吉林德惠人，1931年沦陷，日本人在那里呆了15年，老一代人都经历过那个时期，闲聊时常会提起日本人。此外，家乡很多建筑也是那时修的，还有日本人当年留下的工具，说实话它们的质量特别好，这让我很好奇，想了解日本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晨报：您的长辈所描述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
王锦思：我爷爷、奶奶和父母都见过日本人，倒没见过他们烧杀抢掠，但心里总觉得害怕。在许多老一代人的口中，日本人无恶不作、很残忍。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电器、汽车等就源源不断涌进中国，还有日本影片如《望乡》、《追捕》等确实很好看。我当时就很疑惑，日本人真像大家说的那样坏吗？
不懂日语反而研究更客观
晨报：从那时起你开始研究日本了？
王锦思：那时只能说是兴趣，喜欢搜集与日本相关的各种资料，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天天在图书馆看的也是与日本有关的书，毕业后我当过记者，卖过保险，但一直在坚持研究日本。这些年我收集了上万件反映中日关系的藏品。
晨报：您没在日本长期生活过，也不太懂日语，您又是如何研究日本的呢？
王锦思：是的，我确实不懂日语，但我看过很多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写的文章，感觉很失望，它们都是一个套路，其中包含着一些偏见。或者是太了解日本了，影响了他们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不懂日语也是个优势，让我能跳出来，从更多的角度去看日本。
对日不应“五十步笑百步”
晨报：您所说的一个套路是指什么？
王锦思：我们在中国看到许多介绍日本的文章中，总说“日本没有创造性”、“日本经济80年代短暂辉煌后迅速走向没落”、“日本发展是靠美国扶持才成功的”等。我觉得，对日研究必须将中日放在一起来分析，否则没有意义。比如我们在说日本创造性不足时，当代中国在技术、文化输出方面表现同样不佳，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日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晨报：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日本创造性不足？
王锦思：这与大背景有关，近两百年来，中日在西方文化面前受到的冲击很大，但应看到，在此背景下，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依然是很多的，比如日报、新闻、政治、政党……这些词汇都是从日本舶来的，这样的词汇在汉语中多达几千个。还有像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当年有很多也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孙中山先生名字中“中山”两个字，是源于日本的姓氏……至于日本产品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创造性不足是相对的，相对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等方面的输出，我们的表现还不如人家。
妖魔化日本对中国没价值
晨报：既然近代日本对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何国人却对日本评价不高呢？
王锦思：因为日本侵华时非常凶恶残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当日本不侵略时也同样残忍。对于日本，我们存在一些偏见。在西方进行的国家形象调查中，日本位列第一，而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日本负面第一。
晨报：您的意思是国人在某些地方存有偏见？
王锦思：可能有些报道误导了读者，比如刚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海豚湾》，使得日本捕鲸业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指责日本人仅仅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忍地杀害鲸类。可事实是，国际组织在禁捕鲸鱼的投票中，几十个国家都支持日本，最终禁捕协议并没通过，况且捕鲸的国家很多，并非日本一家。当然，我不赞同捕鲸，但也没有必要妖魔化日本，这对我们没什么价值。既然我们厌恶日本人不能正视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不应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正视今天的事实，看到日本的长处。
“抵制日货”不是明智之举
晨报：网上有少数人经常会发出“抵制日货”的声音，您怎么看？
王锦思：我过去也主张过，但现在不这么想了。“抵制日货”的意愿可以理解，但在今天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抵制日货”没有任何意义。网上有人说，“只要大家一年不买日货，日本就会如何如何……”这些说法不正确，当年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可最终人家还是重新发展起来了，“抵制日货”能有多大作用呢？
晨报：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总是提“抵制日货”呢？
王锦思：因为很多人看问题不全面，动不动举例说人家韩国不买日本车、日本货等。我也去过韩国，其实那边人买日货比咱们可凶多了，去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达27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高值。
我们应向日本学习什么？
晨报：您认为中国究竟该向日本学什么？
王锦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谦虚、冷静的态度。日本在“二战”中遭遇了很大损失，但他们从中得到几个深刻的教训。首先是对科技的认识，日本人当初想靠“武士道”打天下，搞“人海战术”，失败后他们痛苦地反省，切实地加强了科技方面的学习；第二是对经济模式和制度安排的认识；第三是在国际平衡方面应付得很自如。这三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参照的。至少，在对既往历史教训的学习上，我们不应落后于日本。 [NextPage]
教育是提升国家形象的根本
晨报：很多学者很重视两国文化的差异，您怎么看？
王锦思：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但整体上说，与他们很难交到心里去，彼此都很客气，很难形成真正的沟通，不像中国人在一起很热闹、很讲“义气”的感觉。不过我也经常被自己的哥们骗，那时我又很希望能像日本人那样，彼此平等、独立和讲信用。
晨报：您认为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更行？
王锦思：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旅游、居住，他们在外面表现出较高的素质，我们国家的形象才会提升。国家形象是由综合因素构成的，但教育是根本。总之，我们要保持谦虚的胸怀，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切实做好，那么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一样能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