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莉芳

　　舒国治其人，懒散，没钱。他说家徒四壁是“零负担”，还说“我们缺的不是钱，是生活”。2010 年1 月，舒国治的第一本简体字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北京贝贝特出版。之所以取这个书名，因为下午是他主要的时间，他最知道怎样享受下午的时光。

　　2009 年底，舒国治到周庄晃荡，转道上海，小停二日。双肩背包里，背着几本自己的台版书，在巨鹿路的渡口书店售卖。

　　舒国治喜欢上海最窄的马路。华山路以东，陕西路以西，静安寺以南，建国路以北，这片曾是法租界的地块，安静人少，舒国治常常从华山路和复兴路的交叉口出发，沿着复兴路，向东步行。稍微走几步出去，就能在淮海路乘上公交车。

　　好像在上海生活了很久，舒国治会钻到一条非常小的马路顺昌路上的国营店买棉毛裤，也深知从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延安路高架就会塞车。

　　深夜11点，舒国治在华山路一家酒店大堂等我。瘦高的个子，让人想到他与金士杰、杨德昌等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他们都是朋友，也都是瘦高个。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开创人之一，也是无比会过日子，常常在别人的饭局上打包饭菜回自己的家。舒国治说，金士杰比他帅，杨德昌比他高。

　　舒国治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他有篇文章就叫《赖床》，所以约访他的时间，不能在早上。但也不可削尖脑袋，插入某个时间空当，令上下的行程密不透风。舒国治是懒散的人，一周仅两篇专栏，不忙赚钱，不忙结集出书，也不用网络。虽然为了适应现在的社会，他已经比十年前勤劳了一些，但还是以“古代的节奏”在现代社会随遇而安。[NextPage]

　　舒国治希望采访安排在“晚上晚一点”。晚饭，他和老友见面，那是一群在80 年代的台湾一起听西方摇滚乐、搞电影、怀揣梦想，“眼睛在头顶上”的人。其中的余为彦当年拍了一部电影《月光少年》，舒国治演一个植物人。饭后，舒国治先去渡口书店喝了一杯“味道很好”的咖啡，然后就来到酒店大堂等着。

　　深夜采访，我没有惊动摄影师，舒国治很高兴：“你别当我是周润发，就当我是周润发家的门房，一看，门房还那么帅，很满意。”

　　在梁文道看来，“最会玩，最会讲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城，另一个就是舒国治。

　　1983 年，舒国治离开台湾去美国。此前，他的小说《村人遇难记》已赢得台湾文坛瞩目。但他“自毁前程”，流浪美国，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处打点零工，攒点小钱，然后再上路。

　　7 年后，舒国治回到台湾，没有职业，至今租房，家里没有冷气和电视，他怡然自得地一边和朋友在高档餐厅喝昂贵的葡萄酒，一边过着被大多都市人认为“赤贫”的日子，人称“职业晃悠者”，是台北城的奇人。

　　舒国治的文章多关旅行和小吃。他的小吃不写昂贵餐厅，多是小馆小点；他的旅游没有指南索引观光图片，多是流浪途中的点滴。他的文体自成一格，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一个现代人的文字。

　　别看舒国治常带笑容，用梁文道的话说，舒国治的“眼光锐利，甚至可以说是毒”，“除了舒国治，我想不出还有谁能简简单单地只用两个字就这么精准地写出纽约的抽象、日本的气氛，以及英国的萧简。”

　　2010 年1月，舒国治的第一本简体字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北京贝贝特出版。出版社营销负责人孙瑞岑告诉我，舒国治不同意将书稿放在媒体上连载，他希望读者多读纸质书，而不是电子版；他没有亮丽的照片提供，也不能接受邮件和电话采访。

　　凌晨两点半，舒国治等我说完了所有的废话，等我说再见之后，才起身。12 月的上海很冷，他套起毛巾帽，系上没有装饰的蓝色围巾，走回宾馆。

　　B=《外滩画报》

　　S= 舒国志

　　很平庸的一天，我也很乐意去享用

　　B：《理想的下午》这本书，为什么以《理想的下午》这篇文章作为书名，而不是其他文章呢？

　　S：那时，我每个礼拜写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刊登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如同一个专栏。台湾的专栏，和英美的社会经济政治那种专栏不是很一样，也不同于香港的小方块，每天写四五百字。

　　有一天要交稿，但我真的不想写东西，那就写篇《理想的下午》吧。因为下午是我的主要时间，即使我早上起得不是太晚，九十点钟已经在活动了；或者吃过午饭不久，我也要想怎样把我的下午享受一下。等到天黑了以后，我才离开下午的情绪。我常常在想下午要怎样，所以我很懂，很可以想一点什么来做。[NextPage]

　　《理想的下午》我写完了就拿去登，每个礼拜四登一篇。那一年有7 个人在“人间”副刊写专栏，周一至周日，各有一个人写。那一年的7 个人是最热闹的。好像写礼拜六的是王文华，他写的就是如同《蛋白质女孩》里面的那些。礼拜三是刘黎儿。

　　有一对在台湾念书的英国年轻学者夫妻，他们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每次看完以后，夫妻俩就会会心一笑。他们寄信给我，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文章，《理想的下午》排在第一，后面还打了五颗星。常常有人对我提到《理想的下午》。

　　后来，我就告诉编辑，就用这个篇名，这个篇名厉害，不要叫什么“风声”、“暗算”。篇名不要弄得怪里怪气的。

　　B：《理想的下午》写出了很多人的憧憬。

　　S：一个理想的旅馆应该是怎样的，假如我们到那边可以怎样，比较晚到的时候应该怎样；一个理想的咖啡馆应该是怎样的，你每天都去，但是你那几本那么厚的字典不能随身携带。咖啡馆要有一个橱柜存放它，你来的时候，取出字典，在咖啡馆工作；然后你把字典留在桌上，去外头想点事情。没有过多占据，因为这是理想的咖啡馆，桌子很多，不抢桌子，而且还有很多靠窗的桌子。等你要走了，再把字典放回柜子里。我常常讲理想的这个、理想的那个，但是不能每一篇文章都是理想的什么。

　　“人间”专栏写了一年，差不多是2000 年5 月写完，12 月结集出版。

　　B：你很少结集出版。

　　S：原来我没有把这那么当一回事，那么伟大。我希望写得扎实一点，不要写太多，不要忙着出版，免得丢人；大概出版一点就可以了。后来弄了弄，就出了下去，上了这艘船，所以现在也没办法多么地精致化，出一点算一点。

　　B：你在书里说，多年来，被人无数次问到，“美国你去了那么多地方，哪里你最喜欢？”当时你没有答案，十年之后，还是没有答案？

　　S：我不是不给答案，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讲哪个地方最怎么样的人。因为讲了，好像你应该要对它付出得多一点。我根本没有想要给出这样的定义。比如，今天吃的菜，你最喜欢哪个？最喜欢的意思是，别的菜可能不够好；或者这个菜怎么突然比别的菜好？今天晚上的最喜欢，对我来说根本没意义。我很不希望去想。今天和很多天相比，是很平庸的一天。很平庸的一天，我也很乐意去享用。

　　“大散文”，我们不敢想

　　B：梁文道在文章里说，你从美国回来后，文风“竟然变得更古老，也更中国”。你同意吗？

　　S：我1983 年去美国，1990 年回来，其间写的东西不多，都是在美国写的，登在华人报纸上。但那时梁文道太年轻还没法看，或者他未必注意到。他1970年出生，总要到十七八岁，才看得多一点。假如像《村人遇难记》选在选集里，被他看到了，是不是可以这样比较，我不敢讲。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写的有些东西比较精简，我不敢说精炼。《十全老人》，我年轻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写。《门外汉的京都》里面有一些片断，我年轻时也不见得会那么写。但我自己不太敢去分析文风多么不同，不敢讲。我没有特别一改以前的文风，我只会改点材料，找我现在这个年纪更乐意写的材料。[NextPage]

　　B：梁文道在序言《但少闲人》里提及，你的散文从小处入手，树木房舍，吃穿住行，这类传统散文如今被一些读者认为“没有思想深度”，“文化大散文”当道，似乎不发一声对千年文明的慨叹，文章就不够深刻。

　　S：大陆人有他们自己想事情的习惯，每一代都有一种习惯。有些人唱歌，穿着像军装，唱成那样的腔调，是有他的时代的来由，把唱歌当作是正面颂扬。在这个国家很容易找材料，把它写得大，对照古人今人。可能因此就被人家认为是要找足“大散文”的材料，他才做。我们不容易这样去找题材，因为我们的胸膛没有萦绕这种感受。好比你看到一样东西，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只能讲给李白听，别人不懂。我们不敢这样去想。

　　B：你写过台北，也写过台南，但是有一些台南读者对你所写的不是很服气，还逐条批驳。

　　S：有些人以为我那是在批评台南。我是很喜欢台南的，但是台南有自己的问题。有种人不容许别人对他的家园讲任何批评的字眼。

　　我不会辩什么，讲它好也没必要，但是我要开始学着再世故一点，根本别去提，不要和别人讨论这些。

　　我绝对不会写我们台北好，北部人有优越感。北部何曾好？我们干嘛要优越？你干嘛觉得我们会优越？而你不觉得你才应该优越？因为他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优越，别人都用优越的角度低看他。有这个思想就有问题。我从来不觉得谁优越地看着我们。

　　B：你对香港的评论挺严厉的，曾批香港为“穷山恶水”。

　　S：香港就这么点山水。香港有好的山水，香港跟九龙相对，风水很好。香港显得很光亮，尤其是九龙、尖沙咀一带，走在路上，肚子都会觉得饿。

　　一块那么大的土地，到了最尾巴的尖端慢慢停下来，在还没有到之前有一些山，所谓的“九座山”，即九龙，从山蔓延出来，到了真正的海平面，成为尖沙咀。外围还有一块横下来的山，作为他的案山，从风水来讲，这个案山就是香港岛。香港岛呼哧一下就滑到海里，横在那边抬一点头，有一点屏障。这块地方和尖角之间是维多利亚港湾。

　　全世界哪有那么好的一块区域？在尖沙咀前面有一座横卧的山，蛮高的，900 公尺，就是太平山。但是这些地方很少，其他不方便的地方，弯曲狭窄的水道旁，也必须容纳人，那些称之为“穷山恶水”。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