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晓玮
姚昆田于其父故居、现南社纪念馆内
他们是真爱国，痴心爱国，身体力行。他们“真”，不讲假话，即使被骂也也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姚昆田
记者：您父亲是南社的第二任社长，您对南社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姚昆田（下简称姚）：我是父亲的小儿子，1927年出生，那时离南社开始筹办的1907年已经过去20年。我记得当时每天门房都要收到很多很多的信件，上面写着“金山姚石子收”，大多都是外地寄来。这客观上给了幼时的我集邮的便利，我小时候常收集信件上的邮票。
记者：南社的成员大多来自当时的世家大族，您对这样的集合以及他们当时强烈的改革求新的意愿怎么看？
姚：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农民起义，只有辛亥革命是由知识分子发起而且成功的一次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辛亥革命和南社是分不开的。因为是知识分子，所以有爱国心，而且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眼睛是开放的，他们想寻求新的东西。这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当时读得起书的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
记者：您怎么看五四前后，南社成员所面临的尴尬？
姚：我觉得把五四和南社对立起来看是非常不公正的。南社中的各位成员一直都在各个领域追求新的知识，他们是一群无可否认的引进“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最早实践者，当时柳亚子说得更幽默，他称作“德先生”、“赛小姐”。五四运动中也有过激的部分，比如当时要剔除国学，甚至取消文字，这在当时拥有深厚国学传统的南社成员看来是不妥的，现实也证明这些当年的长者们看问题更成熟和全面。现在，历史好像又转了个大弯，大家又开始重视国学。
记者：您父亲当时也被评价为保守派。
[NextPage]姚：对，我父亲当时也受到攻击，因为他不主张把文言文废掉。其实，他们对于白话文并非不赞同，只是觉得之前3000年的文化如果不去学习是自取灭亡。我小时候，我父亲就亲自教我白话文，他会挑选好的白话文让我读，我记得的就有朱自清的《背影》、翻译的作品有《卖火柴的女儿》。文言文倒是另外请了一位先生来教，父亲并不强迫我们学习。这证明他自己也是支持白话文的。
再说，西方的、国外的东西也不都是好的，我父亲的著作中对此用了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记者：现在“国学热”回潮，您怎么看？
姚：历史闹了个笑话，现在又转回头来。但是有些方式我是不赞同的，比如现在有些人穿着长袍摇头晃脑地念古文，这是很可笑的，完全是学了形式和皮毛。对于国学，也是要取其精华。
记者：您怎么看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对现今社会的启示？
姚：他们是真爱国，痴心爱国，身体力行。他们“真”，不讲假话，即使被骂也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像现在有的知识分子人云亦云。比如当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存废，他们知道潮流所向，但还是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自奉节俭，对人却十分慷慨。我记得当时，父亲只要是朋友来借钱是为了小孩子读书的，无论亲疏远近，都会借给人家。而郑逸梅先生有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在抗战时逃难到上海，把一箱借据全部烧掉，为了“让借钱的朋友安心”，自己却非常节俭，我父亲是得腹膜炎去世的，就是因为长期吃的粗粮里有石头。
孙中山去世后，父亲不参与政治，办教育，大量买书，为了怕书流传到国外。解放后，我第一个把书全部捐给了国家。因为我知道，父亲买书绝不是为了贩卖、为了钱。
这样知识分子，这样的精神风骨，在今天几乎都没有了。
观点
上海才是南社活动的大舞台
“虽然南社成立于苏州吴江，但上海才是南社活动的大舞台。”南社成员后人姚昆田前天在上海文史馆举办纪念南社百年历史讲座中说，上海和南社的渊源极深。南社的酝酿即是在上海的酒楼之上，而随后，上海的租界是南社成员聚集、活动的主要地点，也是南社成员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交往频繁的地界。
作为一个松散型的社团，南社社员又各有专攻，每年总要开几次会，地点常常是在上海。“上海的张园、豫园和徐园是当时南社活动的主要场所。因为在清政府时期，南社是秘密的地下组织，而租界则为南社提供了掩护。”姚昆田说。
就比如著名的中共一大会址，名留青史，而实际上，这幢老房子也见证了南社成员和共产党的情谊。“其实一大会址在当时是南社成员、武昌起义监军李书诚在上海租的房子，李书诚就是南社人。李叔诚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辗转之下就毅然将房子租给了董必武开会使用。”姚书田称，虽然未必知道开会的内容，但是南社人支持新事物、支持青年运动的风气被一贯秉持。
客观上，上海成了南社成员的联络、中转和活动的主要地点。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