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iki
82岁的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去年出版了他的小说新作《恋爱中的男人》（Einliebender Mann），赫然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写他在1823年，古稀73岁，戴着面具参加温泉城马里昂巴德的异装舞会，对19岁少女乌尔丽克一见倾心。这部作品的中译本于2009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2009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时隔一年，马丁·瓦尔泽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接受此奖。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排在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后的著名作家，恐怕就要数他了。在德国，老瓦尔泽是国宝级的作家，毕希纳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得主，论文笔，论阅历，绝对不在任何人之下。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会引起德国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2002年出版的《批评家之死》因涉及“犹太／种族主义”敏感禁忌话题在德国媒体及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
新作《恋爱中的男人》在德国出版后，同样成为很多评论家的分析话题。大部分评论家认为，瓦尔泽的小说不会令他们心目中的歌德形象发生改变。曼弗雷德·奥斯滕（ManfredOsten）说，瓦尔泽准确描写了老翁春心重萌时的心理，寄托了人类对生命回春和永存不朽的渴望。托马斯·安茨（Thomas Anz）则通过书中歌德对法国革命的关注，注意到了一个政治化的歌德，以及一个政治化的瓦尔泽。
马丁·瓦尔泽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在北大一家简朴而喧闹的咖啡馆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看起来比去年到中国更加精神奕奕，采访过程中，他的表情如此丰富，偶尔会顽皮地吐下舌头或者转转眼珠，说到激动处，还会很使劲用拳头敲击桌子。很多人说在他新作主人公“歌德”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我想可能指的就是他无时无刻散发出的活力和激情吧。
中国的批评环境更有利于文学发展
记者：德国书业协会在向您颁发书业和平奖时称：“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 您的作品始终集中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想离开德国，移民邻国奥地利？
[NextPage]马丁·瓦尔泽：这是一个流言。2002年《批评家之死》出版以后，德国很多人攻击我是“反犹分子”，社会舆论压力很大，我的一些好朋友也发表文章攻击我。当时我的确觉得很为难，所以萌生过这样的想法，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离开德国算了。
记者：那段时间是不是你最困难的时刻？
马丁·瓦尔泽：的确是的。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发起了对我的攻击，所有的知识分子和记者都对我报以指责的态度。德国有一家出版社，之前和我有过近50年的合作，但这件事情发生后，他们的态度也极其冷漠，并且非常反对这本书的出版。所以我觉得非常受伤，后来也离开了。
记者：所幸最后这本书还是顺利出版了。虽然您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无疑您多年来在德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您认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在哪里？
马丁·瓦尔泽：虽然我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实作为一个作家，我也会经常思考一个知识分子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于，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家是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读者不会直接得到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是直接地表达，更强调把他的观点说出来。文学更注意的不是说出什么观点，而是强调运用什么方式去说出来。
记者：在德国，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水火不容，在《批评家之死》这本小说里就有非常明显的反映，但是在中国，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批评家对于作家的方式相对温和很多，您觉得这两种状况，哪种更有利于整体文学的发展？
马丁·瓦尔泽：我认为还是中国这样的方式更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批评还是赞同》，其实，人们从赞同中学到的东西可能比批评中学到的要更多。歌德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if you don’t like me ，don’t judge me！”（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要评价我）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里，很多描述的都是社会人物丑恶、伪善的一面。也有可能是我读您的作品非常有限。您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怀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马丁·瓦尔泽：我对所有的人物都怀着好感或者说“爱”，从我写作的经验来看，如果我对我笔下的人物缺乏这种感情，我就无法写作下去。也许很多读者对我描述的人物产生厌恶和反感的心理，但我对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我的“爱”是没有区别的。
人生注定要为爱情所折磨
记者：您这次获奖的作品《恋爱中的男人》，也是您的近作，有德国媒体评论说这是一部“最温柔也最无情的作品”，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评价？
马丁·瓦尔泽：这可能是因为在这部书中，我让歌德获得单相思的体验，他自信发现了世上一切悲剧的起源和罪魁祸首：爬上海拔二千二百四十四米的西奈山的摩西气喘吁吁，结果没听见真正的第一戒——“你不可以爱”。书中歌德为此感叹说：“如果摩西从西奈山带回这第一戒，除了悲剧，人类不会有任何欠缺。爱情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本来人类可以轻轻松松过上没有爱情的生活！人类的繁衍从来不需要爱情。”这也许是他们觉得这部作品“无情”地方。
记者：听说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您非常激动，这是您写作的常态么？还是这部作品对您而言有它特殊的地方？
[NextPage]马丁·瓦尔泽：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前所未有地激动，我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我每一天都在思考不一样的东西，是之前完全不会预料到的东西，写作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创造力。《恋爱中的男人》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揭穿了歌德的一个谎言——歌德一直在告诉人们的是，通过写作可以克服和抵抗人生任何的痛苦，抵御任何的情感以及创伤。但这部作品里，我让歌德从头到尾都经历着情感的折磨，他为爱情所累，为爱情所苦。我写这部作品，就是要揭穿一个文化的谎言，人生注定了无法摆脱一种真正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即使通过写作，也无法达到。
记者：听说《恋爱中的男人》里面有很多您自己的影子，您是如何处理“虚构”和“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
马丁·瓦尔泽：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关于写作，我只会写自己匮乏的东西，所有让我有创作欲望的东西，都是我缺乏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缪斯，那么我的缪斯就是“匮乏”。至于“匮乏”的主体是什么，我一时半会也无法笼统地回答，只能通过一边创作一边寻找答案。无论是艺术还是宗教，都是对“匮乏”的一种表达。基督教的存在是因为出于对上帝的需要，人们需要上帝，所以说上帝存在和上帝不存在都是同样错误的。
记者：那么关于写作，您曾经说：“就是将事物讲述得比它们本身更美，但要以一种值得信赖的口吻去讲述它”。您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值得信赖的口吻，是指一种最客观的语言方式么？
马丁·瓦尔泽：文学的奇妙在于，它能让生活中最残酷最残暴的东西，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把它写得很美。比如莫言的作品，虽然他描写的现实都是非常残忍的，但它描述的方式非常迷人。值得信赖的口吻，是对于写作本身的信任。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写作本身其实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包括这种激动也是一种“幻象”。所以，我必须无时无刻进行自我肯定，要对自己信赖，才能够写下去，并且不断告诉自己，这种“幻象”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否则我只能将我所有的稿纸付之一炬。
记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关于文学的功能和前途，现在越来越悲观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马丁·瓦尔泽：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但我依旧相信文学的力量不可能消失。在德国有个官方组织叫“读者促进会”，我觉得非常可怕，阅读怎么能当做一种病来医治呢？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来回答，我不能代替别人回答。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回答问题。我从小一直都坚持阅读，所以，只要我自己坚持文学，坚持读书，我就觉得文学是有前途和价值的。
记者：那您会不会因为市场或者读者而改变您的写作方式？
马丁·瓦尔泽：当然不会，我只为自己而写作。
个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是自发的
记者：1998年，在法兰克福的和平奖章颁奖演讲中，您谈到说:“二次大战已经过去50年，不应一直纠缠过去不放，难道还让我们年轻无辜的后代一直为前人的过失背着黑锅，抬不起头来？”您如何看待历史、记忆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马丁·瓦尔泽：我在写作涉及到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语言，比如政治性的、群体性的语言，我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这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经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个“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和角度看待一切，尽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种态度和大家共同表达的一种方式。[NextPage]
记者：您觉得奥斯维辛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产生，但是如果没有了每个个体这种对于历史的记忆和反思，您认为这种情况还会发生么？
马丁·瓦尔泽：个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是自发的，而且到处都是存在并且无可避免的。但人们的反思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情况不再发生而去反思，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我比较反对通过某种政治化的手段把奥斯维辛工具化，这将会妨碍到人们自由的思考。
记者：我觉得在对待二战反思的问题上，您和德国一些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和汉娜阿伦特有些相似之处。
马丁·瓦尔泽：他们的作品我只看过很少一部分。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
记者：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20年过去，作为一位长期要求统一的坚定鼓吹者，现在东德和西德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从前相比，您的想法有没有一些转变？
马丁·瓦尔泽：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东德和西德在被残忍地分隔了四十年，不可能所有的问题一下子就消失了，真正的重新融合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