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
 

　　作品首度在中国出版，“匈牙利的乔伊斯”接受本报专访。

　　如今，匈牙利“国宝级”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是当下欧洲最引人关注的作家，被誉为“匈牙利的乔伊斯”。

　　今年，小说《一个女人》中译本面世，这是艾斯特哈兹的作品在华语世界的首度“亮相”。此后，其代表作《赫拉巴尔之书》等也将陆续在中国出版。近日，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专访。

　　《一个女人》是艾斯特哈兹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但在被要求为读者自荐作品时，他选择了另外一部。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一本书的命运如何，是难以预料的。”

　　一出生便跟着家人流亡

　　艾斯特哈兹·彼得出生于匈牙利一个曾经的显赫之家。有说法称，一个欧洲人，即使没读过彼得的作品，也不会不知道艾斯特哈兹伯爵家族。这个家族，走出过匈牙利的大臣、将军或总司令，走出过数位州长、主教或大主教。彼得的祖母是位法国公主，祖父莫利茨伯爵曾在“一战”末期出任匈牙利总理。但“二战”后，这个家族急速衰败，彼得于1950年4月出生时，身份是被削掉爵位的瓜农的儿子。

　　但艾斯特哈兹“从一位小说家的角度”，自认为“是在最理想的时候出生的”。“家族的一切都被夺走，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庄园——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这于我是一种幸运，否则要为继承的财产付出繁重的工作，担负巨大的责任，那样我就没时间写作了。另一方面，我出生也不是很晚，还有人记得家族的过去，知道一个人在名声显赫、历史悠久的家族里是怎样生活的。总之，这个处境意义独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族是如何根植于时光里。”这位“瓜农的儿子”刚一出生，就随着家人一起流亡。如此的成长经历，让他觉出了文学的亲近，“在文学中找到了自由”。以至于大学念着数学专业时，他也“一直走在文学的路上”。“当我学习数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作家，甚至当我还没有写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作家了。我知道，这么说有点太动听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生活已经和我的写作合二为一。就像一位画家，他是自己画作的一部分。”

　　1974年大学毕业，艾斯特哈兹进入匈牙利机械部工作，靠数学吃饭。但四年后，艾斯特哈兹辞掉了工作，为的是成为写作的“全职奴隶”。艾斯特哈兹说，尽管他能够“看到数学的美”，但自认为“天赋还不足以成为一位数学家”。

　　成名作始于“闲来戏笔”

　　艾斯特哈兹1978年开始做写作的“奴隶”，真正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时间已辗转至上世纪90年代。写出成名作《一个女人》，艾斯特哈兹称“纯属偶然”。

　　匈牙利插图画家班嘎·费伦茨是艾斯特哈兹的朋友。他在1993年创作了一幅以女人为题的“影子画”长卷，勾起了艾斯特哈兹想幽默一把的欲望，于是艾斯特哈兹便开始在画上手书配文。这一“也许算不得创作”的创作，让他抛掉了所有的文字顾忌，口无遮拦。别人读来觉着“童言无忌”，他写来也觉得过瘾。两年后，一部去掉图画、扩写了的小说出版了，这便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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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桩闲来戏笔的“副产品”，在97章的作品里，演绎出97种男女关系，后被视作欧洲情爱小说的当代经典，也成了艾斯特哈兹作品中流传最广、译本最多的一部。“现在这个时代，一本书的命运如何，太难以预料了，在自己的国家都如此，更不要说在国外了。”就“这一写作生涯中最大的意外”，他只能如此理解——“遥远的距离对作品来说，有时是劣势——因为那个世界是那样不同，以至于理解都很可能存在困难；有时是优势——因为传达了陌生世界的消息。”

　　“副产品”显然不可能是艾斯特哈兹自己的最爱，他最希望读者看到的，是家族小说《天堂的和谐》。正是这一部2000年出版的家族题材小说，使他成为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在这部‘父子小说’里，我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回忆并赞颂了自己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我重温了父亲善良谦逊、勤勉正直的美好品行，也看到了操纵他命运的残酷历史。”

　　爱写被历史碾碎的人

　　这位“被削掉爵位的瓜农”的儿子，在《天堂的和谐》中尽情抒写了“父亲美好的品行”，可这一形象，在该书尚未问世时就已被“颠覆”了。

　　“《天堂的和谐》出版前几个月，当地政府解密了部分专制时期的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冷战时期，匈牙利安全部门招募了数以千计的‘耳目’，他们的告密曾将许多人送进牢狱，家破人亡。出于好奇，我委托一位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忙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自己的黑材料。没想到沾染‘历史污点’的名单中，有一堆姓艾斯特哈兹的，这里包括我的舅舅，也包括‘正直善良、高贵自尊的熟悉的父亲’。”

　　在看到“绝密文件”的那一刹那，艾斯特哈兹感觉自己本以为熟悉的父亲如此“陌生”。心灵的地震，他选择了以写作泅渡。第二部家族小说《修订版本》，于2002年出版，书里抄录了大量涉及家族“历史污点”的资料。“第一部书里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

　　从《天堂的和谐》到决定写《修订版本》，让许多人感喟艾斯特哈兹写作的勇气。但他告诉记者，其实“我谈不上什么勇敢”。“我当然犹豫过，除了犹豫，只有犹豫。我被卷进一个境地，无能为力地顺其自然。无能为力，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感觉。” 艾斯特哈兹说，“在东欧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人被历史碾碎了。但是，在我看来，被碾碎了的人，更值得作家去‘爱’。”

　　匈牙利文学目前并不乐观

　　匈牙利，是唯一与亚洲有血缘关系的欧洲民族，不仅在民族文化上与中国有着相通之处，更在近代史上承受过种种相似的灾难。因此，匈牙利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奇妙的缘分，譬如，裴多菲在上世纪曾因鲁迅、白莽的译介在中国广为流传。

　　但艾斯特哈兹告诉记者，匈牙利文学现在的光景并不让人乐观。“1989年匈牙利体制改革后，文学在国家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变化令一些作家感到痛苦，包括他。“受到图书销售商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那些只想出版高水准作品的出版社，在市场上非常被动。”

　　艾斯特哈兹坦陈，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学不了解，尽管他明白“对一位欧洲作家来说，走进博大的中国文化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只读过张戎的《鸿》，也仅仅由于我曾和她一起在挪威领过一个文学奖而已。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金瓶梅》曾在匈牙利很流行。”

　　艾斯特哈兹几乎得遍了欧洲的所有文学奖项，也数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对诺奖这一“中国文坛很难遗忘的梦”，艾斯特哈兹称：“对一位作家而言，假若设想并渴望自己得到诺贝尔奖的话，那将是桩倒霉的事。这只是一个梦。早上，一个人从梦里醒来，然后坐到桌前，开始工作。”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