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王跃文
作为“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开拓者，王跃文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有人誉之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而他自己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竟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金饭碗”不能再端了，同僚们嫌他点破了官场潜规则。于是他从政府公务员职位上被“分流”，从事专业写作至今。
母亲告诫 官场六字箴言
建国以来，有些政治运动可能很复杂，但是，一些很严肃的运动，到了下面以后，未必就如此，很可能就成为纯粹的“人整人”。过去有矛盾，运动一来，就逮住机会弄你一回。
我父亲有一点文化，土改的时候参加工作。县委书记的夫人脸上长了麻子，他就在她的扇子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当时就是一个玩笑，一笑而过，但是县委书记的夫人心里挺不舒服。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县委书记夫妇就抓住这个事伺机报复，把我父亲打成右派。因为这个原因，1978年之前，家人一直被笼罩在右派分子家庭的阴影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专科毕业，进入县政府机关工作，对我而言，这与从政是两回事，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就业，并没有抱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当时选择职业，特别是在一个县一级的城市里面，似乎没有比到政府机关去工作更好。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对我的告诫是六个字:紧闭言，慢开口。但是，我的性格比较直率，或者说还有一点不信邪，基本上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基本上是率性而为。我当时感觉，官场气氛好像还比较清廉，我自己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县委书记、县长这些官员面前谈笑自如，毫无惧怕或者是敬畏之感。而且他们对我这个小伙子也很欣赏，对我很不错。我当时觉得，只要好好干，职位的升迁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向上升”的念头，好像这是人生过程当中的一种自然的成长。
机关工作 玻璃罩外的看客
直到后来我才感觉到，在地方上，当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是了不得的事情。尽管这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县委书记和县长是说一不二的。
我在政府机关里面属于笔杆子，还算做得不错，一步一步，从县里面调到市里面。当时一般的干部都是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那种黑公文包，我就不喜欢这种包，觉得很老套。我用的是一个柯云路的《新星》里面，主人公李向南背的那种黄色的帆布挎包。有一个老同志就跟我开玩笑说，小王背的书包，不像个干部，你应该弄个皮包。
[NextPage]那段时间，电视剧《新星》很火，周里京演的李向南颇受欢迎。尽管我刚刚参加工作，并不了解官场的游戏规则，但是当时我有一点知道，县级领导如果要做到李向南那样的话，必须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也上“培训班”，否则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我在机关过了十几年，见识多了一点，另一方面，我觉得官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官场的腐败、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等等问题，跟过去比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远远超过了老百姓的想象力。
我慢慢知道，单纯地秉持着过去做人做事的原则，你有才华，好好干就会得到升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比别人优秀。但是，提拔来提拔去，反正都没有我的事。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业余不喜欢玩其他东西，打牌瞎逛。从1988年左右，我就开始写小说。当时一直把它当做个人的爱好，读书写作，成了我的生活调节。
我曾经在一个中篇小说里面写到过一个人物，当他要调离地方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面罩着，而他自己在玻璃罩子外面，其实那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我跟他们隔着一层玻璃，他们在里面活动，我是一个看客。
被“分流”有合理性
新京报：你是否受过《官场现形记》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王跃文：没有。有人把我的小说比作新的《官场现形记》，我对这种比较不以为然。我不喜欢一味地只是为了揭黑，什么行业没有黑？把黑幕揭示出来有什么意思。比如教育黑幕、医药黑幕，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那些东西你看社会新闻就行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在新时期开创了一个写作类型，现在类似的作品层出不穷，你怎么看这一点？
王跃文：我几乎没有写过八小时之内官场的实际运作，写的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一些零碎的东西。我也不像有的作家写这个题材，所谓宏大叙事，搞个大的案件，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我不喜欢那样写小说。另外，我没有看过多少别人写的同类著作，也不好评价。有些朋友都说看我的小说，和看别的作家写的同类题材的小说，感觉不一样。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经历不一样，我在官场里面呆过，这些东西写得可能更“贴”一点。他们是官场外面的人，写得有点隔膜。
新京报：现在回想起来，你被“分流”是否从你开始写官场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王跃文：可能是。我们按照换位思考也很正常，不是我做得不好，而是我不应该在官场里面。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平和一点看也很正常。一个人既然在官场里面干，就应该想方设法得到升迁，因为这种官场体制就是这样，你所有的身份、地位、待遇，能够集中得到体现的就是你的位置和职位。我们现行的制度设计就是这样。既然如此，人性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可能在这里面去呈现。
新京报：你当初被“分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做别的选择而是当上了专业作家？
王跃文：我在决策何去何从，最终抱定我只有走写作这条路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很绝望的过程。在官场里面，要么按照那种游戏规则去玩，我不愿意。我觉得对我的性格也好，人格也好，是一种特别的委屈。我要放弃很多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做一些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逢年过节，如果你在这个官场里面，就非常忙。要去拜年，要走访，要打电话，请吃饭，这些事我只要想起来就烦，是不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玩不下去。
如果我想开公司，必须跟城管打交道，还有公安、税务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一天到晚想着跟各种权力部门去陪笑脸，给他们送礼，请吃饭，喝酒，我想这些东西也烦。我也见到很多看上去风风光光的大老板，在那种权力部门普通的一个税务员面前都得陪小心。如果运气更好一点，或者做得更成功一点，还能做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个帽子戴上以后，做生意更加好———这实际上是收获权力的红利。而我无法忍受这种委屈，我只有走写作这条路。如果我写的东西发表不了，养活不了自己，我就认命。如果我能够走这条路，我跟出版社之间，或者跟书商之间就是对等的关系，合同关系。充其量书商瞒印数，我不知道，心里生气而已。我就不需要去求人，人不求人一般高。
新京报：那么，你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
王跃文：靠写作挣大钱、发大财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还行，马马虎虎可以对付。
1999年，我好像一夜之间爆得大名，赢得了无数读者，包括一些从来不看小说的读者、很多官场上的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阅读目的当然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的写作又让我在身处的官场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别人以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觉得我破坏了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在作品中写到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发生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更别说是人物了。
有的人刻意要让生活当中的人对号入座，而我一直反对把生活当中真实的人物当做模特，然后做点变形。
我认为，虚构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我作品里面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出来的。
但是，虚构的东西和生活有惊人的巧合。
比方说，我写过一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小说主人公到秘书长家里去送礼，两个人谈笑风生，特别亲切。然后送礼者把门打开告辞的时候，还在那里高声说谢谢。秘书长的脸一下子就垂了下来，把门“嘭”一声关上了。
送礼的这人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一开门脸色就变了。
后来他才想明白，打开门出来以后，应该悄悄离去，不应该在门口高声喧哗，因为整个楼道里面都是同事，让其他人知道有谁到家里去，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听别人说过，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应该如此，因此进行了虚构。
后来，很多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说写得太真实了，我们就是这样。
尽管我的小说完全是虚构，但我也照搬过现实中一例真实的故事。
1998年，我老家所在的县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河堤被冲垮了以后要重修。当时一位省长去我们县视察，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那儿挑土，非常感动，跑去问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老太太说，我七十了，感谢党，感谢政府。
这位省长就把老太太的担子接过来挑走了。
旁边看的人吓坏了，因为当地村里、乡里的干部都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一个疯子，特别喜欢凑热闹。别人家里嫁女儿、死人，或者开大会，她就去看热闹。她跟别人说话，头几句很清楚，多说几句就乱七八糟，可能会让你下不来台。
这位领导把老太太的担子挑走以后，干部们马上就把老太太架走了。
就这么一件事情，让我们的省长非常感动。当时湘西很多地方发生了洪灾，省长随便走到哪里都会说这个故事，说在溆浦县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参加劳动，修复水利工程，我问她为什么要来劳动的时候，她没有别的话，只有一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同志们，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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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是情绪排遣
新京报：你曾经用“我不懂味”来形容自己与官场的格格不入，这个“味”就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吗？
王跃文：这个“味”，是湖南土话，意思就是规矩，游戏规则等等。我当时体会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官场亚文化。中国正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还是儒家文化，修齐治平这些东西，中国的读书人还信这一条。但是，就像吴思讲的那样，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千百年来，官场人读的是《论语》，用的是反间，讲的是王道，行的是霸道。行知不一，或者是言行不一。这种表达，这种在官场当中从来没有被人认知、研究过，没有堂而皇之地宣传过的一些切实的游戏规则和逻辑，其实更起作用。
如果把儒家的那种文化叫做官场文化、正统文化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真正起作用的那种东西，就变成亚文化，官场亚文化才是实际的行为规范。
新京报：你说你对机关生活有隔膜，对有些东西很厌恶，能否举例说明具体是哪些东西？
王跃文：比如，在政府机关里面，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个人聊天，进来一个领导，如果是好久不见的，或者是特别大的那种高级干部来了，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你要起来，起身接应或者怎么样，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觉得，有些干部比你高出一级两级，你在这间办公室，他和你隔几间办公室，成天和你打照面，根本不需要这么客套，应该就是很平和地相处。
但是生活当中不是如此，比方说我们四五个人在办公室里面聊天，一个领导一来，大家全部起立，说李主任怎么样……我做不到，我老是不起来，就坐在那里，当我看到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坐着，觉得特别尴尬，最后还是得起来。就是我起来了，别人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你起得比别人晚，他的心里对你就会打折扣，这个事情是摆不上桌面的。中国官场的事情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是摆不上桌面的，也不用摆上桌面。这其实是不值得计较，不值得认真的事情，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太认真，我就是不习惯。
新京报：那么，写作就成为了你一种情绪的排遣吗？你早期是否想过通过写作成名？
王跃文：也不是排遣。当时我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每年写两三篇，都会有一些刊物刊登、转载。没到长沙来之前，我感觉工作状态非常好，在别人看来是蒸蒸日上的一种感觉，不存在为了排解压抑的问题，最多只能说对这种比较枯燥的政府机关工作的调节。另一方面，我是从骨子里面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就一直坚持写。但是写了以后，老是有约稿，后来《当代》杂志很喜欢我的东西，可以说是逼着我写。我不是特别想成名，也没有想过以后成为一个作家，就是热爱写作。
丢掉饭碗 遭遇机关“分流”
写这些官场小说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小说就是小说，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文革时期“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对作家进行处理的情况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在机构改革的时候，要搞所谓的人员分流，我被一种堂而皇之的程序分流了。而且，这肯定是有意为之。
当时办公厅有一个规矩，分管的副秘书长要找分流的同志谈一次话，给安抚安抚。但是分管的人不敢找我谈。办公厅的一把手秘书长找到我，我知道他要谈什么，就故意说，找我别的可以谈，分流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
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被分流，但是这个原因你不会承认，我不愿意逼着别人去撒谎，所以我们就不要谈了。他说，那就不谈了，以后你干什么？是不是可以帮你物色一个单位，我做工作帮你调动，你也可以去读书。读书就是缓冲，另外也可在家里再待三年，三年过了以后，你就再找个工作，把你的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去。
当时我说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写作，写作也是一个乐子，这是我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的。
三年很快过去了，我的档案快要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我快要成为“人才”的时候，湖南的一批作家朋友说你还是到作协来，也不一定发工资，毕竟要好一点。我就把工作关系放到作协来了。
之后，我又写了《亡魂鸟》、《梅次故事》，以及《大清相国》等作品。现在，我应朋友之约，手头正在写一部关于官场的长篇小说，不久将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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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1962年生，湖南溆浦人，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2001年10月起从事专职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龙票》、《大清相国》，中短篇小说《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等。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