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这个闪耀了整个80年代的名字，曾一度被外国记者认为是顺应时代需要造出的精神偶像。面对这个问题，张海迪回答，“我自己塑造了自己”。如今，回望张海迪49年的人生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时势只是造就了一个舞台，而真正让她翩然起舞的是内心的强大力量和对信念的坚守。

    有思想生命才有意义

    1960年，5岁的张海迪患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在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以后，海迪不仅自学了多门外语，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还当起了无线电工，常为人们修理收音机等电器。 1983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了《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一文，报道了张海迪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自此，她便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楷模和精神偶像。

    杨澜：从80年代初开始，你的故事被媒体宣传，被政府最高领导人肯定，其实你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社会关注当中，被当作一个自强不息、身残志坚、乐观向上、坚强勇敢的榜样，这种情形是否会让你自觉不自觉压抑一部分天性以满足人们的期待？

    张海迪：不，我觉得人要有思想，活得才有意义。从我懂事以后，我就一直这样想，虽然我今年已经病了49年，心理上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在生活。有些朋友见到我以后，问我当时回答问题怎么那么冷静，就像设计好了一样。当时我记得，日本的采访团问我，是不是你们60年代有一个雷锋， 70年代是个空白， 80年代需要一个榜样，就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你，包括你的头发、你的性格，是不是被设计好的？我说，是我自己在塑造我自己。的确是这样，在暴风雨似的宣传攻势下，你能够保持平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我是站在被宣传的海迪之外看这个海迪的，我觉得我坚持了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

    杨澜：她不需要永远阳光灿烂，她见识过黑暗，了解黑暗的意义。

    张海迪：对，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真诚的人，大家看了才会觉得高兴、很舒服，不要去装模作样。

    坚持披着卷发作报告

    1983年3月11日，共青团中央安排张海迪到北京作报告，27岁的她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做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报告。那天她穿着妈妈出差带来的薄妮子外套，卷卷的头发搭在胸前。但上北京之前，为了让她穿军装、梳小辫，周围的人没少费口舌。

    张海迪：去北京我最初也是拒绝的，因为我习惯了自己创造生活。当时已经开始写东西，还学了外文，在家里翻译一些东西，我很喜欢。当然在1982年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一些宣传，让我作报告。当着很多人的面说话，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让我去北京作报告的时候，我先说能不能不去，人说不行，一定要来。结果就有同志就在我走之前给我做工作，说是不是找件军装穿，当时我披着很长的头发。

    杨澜：还有一点波浪卷，是不是？

    张海迪：那是我妹妹买了一瓶天津冷烫水弄的。

    杨澜：我知道，我妈妈那时候在家也试过。

    张海迪：对，就是那个。

    杨澜：我记得那时候的烫发水味道特别大。

    张海迪：氨水味。妹妹帮我烫了头发。事实上烫过了，自己也不会弄，但实现了一个愿望——我也烫了头发，像画家列宾画中钢笔素描的人，有很长很长的卷发，符合了我对前苏联的那种遐想。

    杨澜：一些审美？

    张海迪：包括一些想象。像青年进卫军什么的，那些革命者中有不少留长发、卷发的女孩子。

    最后我坚持了自己，没有剪头发，也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我妈妈出差给我买来的很漂亮的一种薄呢子外套，里边穿了个淡绿色的毛衣，高领的毛衣。

    杨澜：那时候觉得很洋气吧？

    张海迪：很漂亮。

    杨澜：一旦你成为楷模和榜样以后，外部世界要求你在各个方面都成为样板。

    张海迪：对，包括领导人都给我送来红色的发卡。别上那卡子，就像女游击队员。

    杨澜：估计像江姐那样的。

    张海迪：对。就是革命者的那种形象吧。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假如我为了表现自己，很可能就找一把剪子，叫人帮我把头发剪了。但我不能这样做。我内心有一个坚定的自我。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好多双眼睛都在看着我，有紧张的，有无奈的，也有害怕的。我没有表任何态，就是微笑。

    后来人民大会堂要开会，领导同志要去，大家担心如果领导看到我没有剪头发，会不会有啥想法，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处理。我就找了一块手绢，把自己的长头发扎到后面，走进人民大会堂。但是走进去后我依然觉得不对劲，别人推着我往里走的时候，我一路都在想，就在进入灯火辉煌大厅的一刹那，我还是把手绢扯下来了。

    杨澜：好棒！

    活着就要活出诗意来

    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做完报告之后，突然陷入昏迷，经过紧急抢救，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张海迪拒绝了组织安排的重要职务，回到了山东济南，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她说，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在采访的两个小时当中，海迪的坐姿一直非常挺拔，她身体的重量全压在撑在轮椅上的两手臂上。这就是海迪，面对残缺的人生，她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姿态。

    杨澜：后来有大学要授予你荣誉学位，你拒绝了。其实作为一种荣誉，也可以接受？

    张海迪：是山东大学。我想他们是对残疾女青年的一种尊重，对我学习的一种认可。我从未进过一天学校的门，这真的太不容易了，给我那个荣誉学位，我为何不要呢？但我想有一天我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真才实学，这才是重要的。当时也有给我安排住房的，我想，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获得住房这样的特殊待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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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澜：你有住房，就可帮助爸爸妈妈改善生活？

    张海迪：那还是要靠自己。我和我父母经历了很多艰辛，我们习惯靠自己努力，而不是靠特别照顾。我的父母都是自立自强的人，母亲打成右派多年，从未表现过沮丧。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他们总是给我很多生活信心，这是最重要的。我妈妈说日子会好起来的；父亲1966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也背着很大的政治包袱，但是父亲爽朗的笑声从未消失过。

    杨澜：你恨自己的身体吗？

    张海迪：不恨，我爱它，我总是很细微地照顾自己的腿。

    杨澜：需要换个姿势吗？

    张海迪：不用，我惯了，就是胳膊，撑着很疼的。

    杨澜：你用两个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在你面前我也坐得很挺拔，因为我觉得你坐得很挺拔。

    张海迪：你知道平常有时候要开大会。

    杨澜：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张海迪：对，一坐几个小时，就这样坐着，在那个过道里面，很显眼，但是我就这么坐着，有时真的找不着劲了，太难受了，我就这样那样地变换姿势，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粒薄荷糖吃。

    杨澜：所以你应该是最主张会议少说废话的，因为你要忍受身体很大的痛苦来支撑。

    张海迪：对。如果是重要会议，我愿意把会议坐到底。人总要有点意志，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我不怕把轮椅坐坏。

    杨澜：所以一个人要做自己，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海迪：对，我觉得残疾女性，要做自己；健康女性，也要做自己；漂亮而健康的女性，尤其要把握好自己。我要求我自己做到不仅仅活着，而且要活出诗意来，这个诗意是个范围很大的东西，这里边包括了对完美人生的追求。诗意是完美的。

    杨澜：你觉得你会拥有完美人生吗？

    张海迪：不可能。人生总是不完美的。我有时候这样想，造物主啊，他总是破坏美，破坏美叫别人去感受美的珍贵。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位受伤的舞蹈演员，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是那么地完美，如果不是瘫痪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前程无量。但是生活都是这样的，总是把美打碎，让你留下很多很多的遗憾，这才是生活。很多很多的坚韧，顽强，其实都是在对美的一种捍卫中产生的。它让人更加珍惜生活，也让被破坏了以往生活的人，去想另一种生活。假如说，那个人能够在痛苦的磨砺中走下去，他的坚韧、顽强将给人生带来另一种东西。

    捎给上苍的第一句话

    经历了高位截瘫的苦痛和煎熬，经历了与死神擦身而过，张海迪依然坚强、乐观。她由内而外散发的美丽，让人无法相信眼前竟然是一个高位截瘫了49年的女性。

    杨澜：你可能比我们所谓健康的人，更敏感到身体的种种局限和痛苦，从年幼到现在，你有过和死亡擦身而过的体验吗？

    张海迪：有。我觉得好奇怪：我在一个洒满阳光的走廊里走，走廊有一道道的门，就是像古埃及的建筑似的，阳光从那边侧面射过来，我就一直一道道走，穿着白色的衣裙，非常非常漂亮。我一直往前走，很轻快的一种感觉。但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四周真的是白的，在医院里阳光从医院窗子里洒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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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澜：死亡恐惧吗？

    张海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觉得懂医学很好，懂医学知道生生灭灭是大自然规律，就是说你到最后的时候不会那样痛苦，只是一些感觉，缓缓的就像流水一样带走了，然后你慢慢闭上眼睛，跟你自己说几句话，也许你耳边有自己的亲人，你听见他们对你说再见，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仅此而已，所以无须恐惧，不要害怕。

    杨澜：如果做一个假设，你遇到上帝的时候，会不会第一句话就是劈头问他一句，你为什么让我的腿无法走路？

    张海迪：不会。

    杨澜：你会说什么。

    张海迪：我就跟他说“hello，It’svery good”，谢谢你给了我生命，尽管它是残缺的，我也认为很好，如果我不承受的话，别人也可能承受，既然是我承受了，我就说一句，勇敢地说一句，我不承受谁承受。人要大度一点对吧。

    杨澜：有一种承担啊。

    张海迪：对，应该锻造这样一种品格。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