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飞宇
“《推拿》是一颗种子，它埋藏在我心底有20年了。”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毕飞宇本来因《推拿》获得第七届华语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但毕飞宇不接受，结果这个奖项空缺。七卷本《毕飞宇作品集》刚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一天下午，毕飞宇应邀去南京一家盲人网站，通过网络与全国的盲人朋友们聊《推拿》。
为欢迎毕飞宇，网站的盲人编辑打开了电脑的显示屏。聊天结束，毕飞宇起身告别的时候发现，他们电脑的屏幕其实是倒着的——在盲人的日常工作中，电脑的屏幕对于他们是无用的，他们完全靠特制的键盘和声音来打字。
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那时候觉得我的职业和残疾人的事情捆在一块，前途黯淡，没什么大前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飞宇，看到自己工作的环境，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
5年后，毕飞宇离开了这所学校，应聘到《南京日报》当记者。毕飞宇决定写一部关于残疾人的长篇小说是 2007年。“当时刚刚过完年，我的一个盲人朋友突然问我，‘你写小说为什么不写我们盲人？’我吓了一跳，问他，‘你们希望我写么？’朋友回答我说，当然，他们一直没有读到描写他们生活的小说。”
从此，毕飞宇开始有意识接触社会上的盲人群体。
一个封闭的世界由此打开。“就像徐志摩第一天戴上眼镜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了漫天的星斗，他没想到天是那样的。当我决定写《推拿》的时候，我觉得我戴上了徐志摩的那副眼镜。”
许多不幸都是由妄测产生的
南方周末：还记得你刚到学校当老师的状态吗？
毕飞宇：虽然我们的学校是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但我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当老师，教那些残疾学生。我当时教的是公共课，不是专业教师——他们都是从欧美培训回来的。我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和盲人交流，寒暑假培训班倒会有，学习定向行走的时候，整个学校的人都把眼睛蒙起来学走，师生都在模拟盲人，才能以后教他们。
我当时带的是盲班和聋班，公共课包括文艺美学、大学语文。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这个学校提供资助，学校的教学设施条件是一流的，那时候就有微机房了，建筑也很漂亮，不像想象中的落差那么大了，但我感到去那所学校的时候，人生的前景很黯淡。
南方周末：《推拿》和你的这段经历有关系吗？
毕飞宇：《推拿》与我当教师的经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个作品的种子不是我埋下去的，而是盲人帮我埋下去的。是他们一直在触动我，你为什么老不写这个。等我决定写这个题材的时候，觉得我的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一直藏在那，我始终没有打开而已。
2000年以后，南京的小街上开始出现盲人推拿，我家附近有个推拿中心，我写作累了或者体育锻炼结束以后，我会去推拿中心按摩一个小时，放松一下肌肉。这个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坐在门口和他们聊天，与他们相处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原因和我曾经是特殊学校的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盲人就是我学生的学生。这样我和盲人接触越来越多。
2005年的时候，我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题材，很着急，后来我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拍盲人生活。他后来找到了钱去拍，拍了一些素材，但是他一直找不到纪录片的结构，想让我去和盲人聊天，他在旁边拍。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决定写《推拿》。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南方周末：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没有孩子时，大街上看不到孩子，有了孩子发现满大街都是孩子。当我开始关注盲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从他们的天性来讲，也是比较开朗健康的。可以说他们比我还开朗，要不我这个小说就不写了。每次我跟他们相处，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我带给他们的快乐。可以说他们的乐观很让我感动。
有人说你写的小说怎么不像盲人，我反问：你到底了解盲人么？是不是我把盲人写得很阴冷，你才觉得是盲人的小说？所以说文学作品中的预设，是很严重的，我觉得太荒谬了。坏的文化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把残疾人看成是不好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与人的理解是多么难，在我的小说里面错位的东西特别多。就像张宗琪和沙复明这两个老板，他们两个都是盲人，其实他们两个根本没有矛盾，都是在猜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可以看成是盲人社会的大悲剧，也是主流社会的大悲剧。许许多多的不幸都是由妄测产生的。健全社会的人彼此不大猜测，中国人的心太深了。
南方周末：你怎么去了解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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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盲人靠触觉作为目光来交流，这和正常人是一样的。我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很有经验，你和盲人相处三四天，肯定和他们有肢体接触。我和他们的交流是靠说话和肢体动作，比如我们坐在一起，手会拉着手，还有各种动作，如果你不把他们同样对待，你的出发点就有问题。目光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结尾也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的盲区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局限中。我从盲人的局限确认了我们这些健全人的局限，就像我们通过眼睛交流，我们凝视的目光有的时候是桥梁，有的时候是高墙和阻隔。作为一个健全人，我借助于盲人，以《推拿》描述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在他们的命运和经历里，我看到和我们同样的遭遇。说到底，我想通过这个小说写人类之盲。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盲人问我苏东坡的诗，“山色空濛雨亦奇”里的“空濛”怎么讲？在这两个字面前，我的语言很无力。
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的丑陋和畸形
南方周末：现在有多少盲人读过《推拿》？他们怎么看你的作品？
毕飞宇：很多，他们依靠一种网络系统，所有网络文字在经过转换以后都会变成声音，而且他们听的速度极快，是我们健全人的几倍，那种声音只有他们能够听得懂。我没有想到的是，《推拿》在新浪网上只连载了一部分，而在盲人网络上已经有了。我将来一定会出版一本盲文版《推拿》，送给那些没有电脑靠手抚摸阅读的盲人朋友们。
我去网络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盲人朋友都看完了作品。我很在意他们的感受。如果他们不确认这个作品，那对我意味着很糟糕。
盲人自己的感受和公共经验是无关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身份确认，只能靠周围的别人来确认。他们在意社会是否关注他们，害怕自己被忽略，他们觉得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子是非常边缘的，特别渴望靠自己的能力进入主流社会，特别渴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他们。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以往那些描写盲人生活的文学作品？
毕飞宇：我考察了以往有关盲人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个功能，第一拿盲人做一个镜子写正常人，第二拿盲人做一个象征反映社会问题或者说写出一个哲学思考的，还有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把残疾人作为励志对象。
大多数人一提起盲人就很同情，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但是同情得不好却是伤害。怜悯和同情一定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情感之一，问题是你如何去表现它，这才是关键。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赏赐，成为老爷对下人的一种赏赐，那就太糟糕了，比如在电视镜头前给残疾人发红包送书包，那也不是真正的怜悯和同情。
动笔前我曾约推拿院的十几个盲人朋友一起吃晚饭，听取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建议。我说，你们以前总跟我说要我写写你们，现在我要写了。这时候有个盲人小伙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涉及人性，就无法写盲人。
直到我把《推拿》写完以后，还有一个作家很遗憾地问，为什么你的小说写完以后，一点象征意义都没有？没有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我决定把残疾人当普通人写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丑陋、畸形的一面。我举两例来说，一个是王大夫的流氓行径，第二个是张宗琪去嫖妓的时候，喊小姐为“爱妃”，中国底层人民的帝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我都没有放弃。
我不希望在我的小说里面只写半个盲人，这是不可以的。在写作过程中，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对我的情感是很大的考验，最后我还是做一个小说家该做的事情。很多人问我写作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里。以往我的小说社会意识批判的内容很多，包括前面的《平原》，许多人物的命运是被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逼到这一步的，《推拿》这部小说不存在这个意识形态批判。我写的推拿师的人生跟社会和意识形态是比较远的，我一开始的内心就温暖很多，温度高很多，我写的还是很温情的一个小说。
提供一个好社会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
南方周末：在这个意义上讲，《推拿》和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毕飞宇：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在中国作家里，恐怕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盲人的生活了。
在我看来，盲人除了生理特殊，其他的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并不是那么悲情，反而是很快乐和阳光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你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人生有他们的快乐和美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是盲人，他们生活有些不方便。但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快乐和幸福。
南方周末：但是你的小说并没有一个温暖、幸福、圆满的结尾，而是一个悲剧。
毕飞宇：这也是现实啊，幸福、圆满太少了。我非常渴望小说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也非常警惕不要让结局是我安排出来的。现在的小说结尾是自然而然地来的，也是我渴望的东西。
在国外，我看到残疾人在街上是没有人帮助的，他们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驾驶电动车买东西。他们为什么不需要别人帮助？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整个社会都在帮助、尊重他们，这种帮助不会让他们感到别扭。你看到他们自若的神态，你觉得这个社会在关心他。但是在我们这边你会发现残疾人是很局促不安的，他会觉得只是少数人在关心他。但是残疾人又比较自尊，他觉得自己是个弱者。
南京到处都是盲道，可是盲道会经过窨井，又没有盖子，盲道中央又有电线杆子，盲人自己也不信任盲道。所以这个社会是欠了盲人，欠了残疾人的。还有就是市民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意识。总体来讲，我们的人道主义水平还是比较低。对残疾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一个好社会，而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