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昱宁
戴维·洛奇（David Lodge）一九三五年出生于伦敦，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后获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以文学贡献获得不列颠帝国勋章和法国文艺骑士勋章。从一九六○年起，洛奇执教于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一九八六年退职专事创作，兼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荣誉教授。
迄今洛奇已出版十二部长篇小说，包括“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Changing Place，一九七五年，获霍桑登奖和约克郡邮报小说大奖）、《小世界》（Small World，一九八四年，获布克奖提名）、《好工作》（Nice Work， 一九八八年，获星期日快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和布克奖提名）以及《大英博物馆要塌啦》、《治疗》、《作者，作者》等，其中以“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最为著名。他还著有《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一九九二年）和《意识与小说》（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二○○二年）等多部文学批评理论文集。此外，《小世界》在一九八八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而洛奇本人担任编剧的《好工作》，获得一九八九年英国皇家电视学会最佳电视连续剧奖。洛奇的作品已用二十五种语言翻译出版。文学批评大家安东尼·伯吉斯认为，洛奇是“同代作家中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能在伦敦见到戴维·洛奇纯属小概率事件。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当初在确定伦敦采访名单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尽管有人告诉过我，洛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明翰度过的。要感谢“老伦敦”恺蒂提供了洛奇的邮件地址，也要感谢伦敦的某某机构恰巧在今年深秋安排了一场洛奇先生必须出席的派对。总而言之，当我敲响这位以《小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在伦敦租的寓所大门时，心里确实在念叨：“这世界，果然是小的。”
坐在洛奇的客厅里，我想起以前在某篇关于他的访谈中看到，洛奇很忌讳别人在文章里泄露他的地址，也不希望描述他的居室环境。我只能说，这不太像是个一年到头住不了几次的临时住所，它在细节上的一丝不苟，应该多少可以反映主人的真性情。我一边接过他递来的红茶，一边细细打量他：个子不高，算得上慈眉善目那一类，但不容易抓住特点；听力障碍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重，至少，我没有发现助听器的痕迹。看得出来，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作家有的是应付媒体的经验，非但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录音、录音设备放哪里比较合适，而且干脆利落地许诺：假如在规定时间里没有问完所有的问题，敬请在电子邮件中追访。见我和同伴拿出两个MP3，他笑得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于是，我录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嘿，这些玩意看上去可真够高科技的。”
黄：洛奇先生，听说您当年把小说处女作投到出版社时，有位编辑认为您很有才气，但是建议您不要匆忙出版，是否确有其事？时至今日，你是否仍然记得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具体理由？
洛：对，没错。当时我十八岁，还在念大学，那位编辑确实说过，他认为我很有前途，但是那本书没有到达他们期望的水准，他们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而我也确实写了，书名叫《电影观众》（Picture Goers），那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不过我后来选择的是另一家出版社。至于处女作被拒绝的理由嘛，好像有个比较关键的人物说了什么话，说实在的我是记不得了，毕竟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啦。
黄：那么，十八岁那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写小说的？
洛：我当时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英语文学。从小我就对那些数学呀科技呀外语呀都不是那么在行，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谓顺理成章。而一旦开始学习文学，想当作家的雄心就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不过，在英国，很多念文学的学生会写一点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什么的，但是写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而我居然也走通了这条路，挺幸运的。
黄：写了这么些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最初的目标，那个梦想？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洛：好多作家都有那么点不容易满足的倾向，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野心总是比他们到头来真正成就的东西要多。至于我本人，这么说吧，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我的写作生涯：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既得到了文学声誉，也收获了可观印数，在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读者，好几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能同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比起英国大多数小说家来，我当得起这“幸运”二字。不过，另一方面，每个作家都有局限，经历方面的，能力方面的，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但也正是这局限在推动人进步吧。总体上讲，回首这些年的写作，我还是颇感欣慰的。尽管早期的那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怎么让我满意的。
黄：那么，你觉得在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里，哪部作品称得上是“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
洛：用一个俗套的比喻，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你没法说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我只能同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对于《换位》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那对我是一个突破，是我第一次既在商业上也在批评界获得成功。而在《小世界》的写作过程中，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游戏”，达到了我所预想的效果，我想我现在是肯定写不出这么好玩的作品啦。而《好工作》让我很为自己骄傲，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对我全新的领域，而我在此之前是对那个领域一无所知的。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做了不少调查，而且书中的一半篇幅我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写的，这一点应该算是这本书比较突出的地方……呵呵，我对于每一本书都挺宠爱，只是角度不同。[NextPage]
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家长情结”，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下这些小说中的细节。现在我想先插一个好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在文学界，您的身份决不仅仅是小说家，您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不亚于您的小说。但是我们都有个疑惑，这两个方面其实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因而有那么几个作家——比如A.S.拜厄特，最后就完全放弃文学研究而专事写作。那么，您是怎么做到让两者之间的冲突尽可能调和的呢？它们互相之间有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洛：我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首先是一种需要。光靠非虚构写作谋生是不够的，经济上似乎也不容许。我们这一代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也采取跟我一样的方式。我在写作的同时还任教，这也就为撰写文学理论作品提供了充要条件。但是，这又不仅仅是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我一直很喜欢教书，喜欢搞研究，所以一直尝试着让这两种文体平行发展。确实有人因为无法忍受它们之间的冲突而选择了其中一项，但是我倒觉得它们也都能帮得上对方的忙。比如说，正因为我本人也写小说，很清楚写小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事批评时就客观得多；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对于小说在技巧层面的知识比较熟悉，我也知道别人可能会怎么分析它，这样我自己写小说时就更善于自我反省。不过，话说回来，冲突肯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心理方面。也就是教授和小说家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你本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说里入木三分地描写自己本行业时就会显得越荒谬。在此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自己经受着某种人格的分裂。前一分钟我还是学校里受人尊敬的教授，严肃地分析文学理论，后一分钟我就要在小说里对学术圈冷嘲热讽，这样真的很难。学生们都知道我的小说，但我决不会在课堂上分析这些小说，所以我在自己的学校里从来没有教过写作课。幸运的是，当我承受这些困扰的能力达到极限时，我终于可以从学校里退休了。这真的让我松了口气。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具有创造性的写作。教学经常需要重复，而写作，永远是新的。
黄：但我从你的很多作品中仍感受到你对校园的依恋。
洛：对。尤其是因为，我见证了六七十年代，那可能是上世纪英国校园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侯不少学校扩大了规模，许多出身并不高贵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在此之后，大学似乎就没那么有趣了，越来越像一座工厂。所以，也许我离开得正是时候。但是，再回到那个问题吧，我对于一生中在学术上花了大量时间并不后悔。那让我常常可以从小说中抽离出来，读更多的书，思考更多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何况，现在批评家也不单是为狭窄的学术圈写作，有许多作品是直接面对广大读者的，对我来说也很有趣味。
黄：当代文学史常常把您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作品归入所谓“大学精英”撰写的“校园小说”门类，那您自己是否同意这样的分类？
洛：二战以后，英国确实在一段时期以内出现了许多在大学里专业教书、业余写作的作家，除了我和布拉德伯里以外，还有马丁·艾米斯。原因刚才我已经说过，确实有经济上的考虑，只依靠写作谋生是相当艰难的。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们顺理成章地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为小说素材，以喜剧的形式将其中矛盾、荒诞以及挫败的部分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大学精英”、“校园小说”这样的界定，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觉得有这样归类的必要。近年来，英国的年轻作家虽然还时不时地在学校里打打零工，教授写作课程，但完全浸淫在学术圈里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的“校园小说”已今非昔比，难以成为英国当下文学界的主流。
黄：让我们说说《小世界》吧。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一场学术罗曼司”，可是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把它看成一部不折不扣的讽刺小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是怎么把浪漫传奇的元素与讽刺小说的调子融合在一起的？
洛：当然，这确实是一部讽刺小说。当我开始构思时，我知道我想写的主题就是遍布全球的校园，以及那些整天坐飞机开学术会议、互相明争暗斗的学者。他们争夺荣耀、地位，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性冒险。我头脑中积攒了不少这样的细节、片段、巧合，它们都是这部小说的原材料。可是我在动笔之前盘桓良久，因为我需要某种结构把它们捏合起来。当我想到关于亚瑟王、圆桌骑士和圣杯的传奇时，局面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所熟悉的学术环境确实与这些传奇不无共通之处，那些关于荣耀的诗篇，那些长着翅膀的马，那些巫师，都可以成为某种象征。而一旦套用到这样的结构里去，我就可以跳出现实主义的框架，大量运用巧合，并且加入不少现实主义小说不可能运用的夸张手法。而在西方语境中，“罗曼司”的另一重含义是“爱情故事”，这也是我想在文本中着力讨论的。所以，我无法抵挡用这种特定的“罗曼司”类型架构学术小说的诱惑。但是，落实到细节，它又常常是现实主义的。这确实是一项挺难完成的任务。
黄：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作为一个善于以批评家的眼光审视自己作品的小说家，您觉得在以《小世界》为代表的您的作品中，究竟哪种元素更多些？现实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哪些作家的名字可以列入影响您风格的名单？
洛：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我愿意这么讲：我本质上是一名具有后现代自觉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当我需要摆脱传统的现实主义桎梏、达成某种喜剧及讽刺效果时就会运用这种自觉意识。我想我的个人风格里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其他作家的烙印，不是那种一看就能对号入座的，尽管亨利·詹姆斯、格雷厄姆·格林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等人都对我产生过影响，当我的写作有需要时，我也会从他们的作品里借鉴某些手段。
黄：再回到《小世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把您的这部小说与中国一部非常有名的现代小说——钱锺书的《围城》作类比，感觉到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围城》也被译成过英文，列入企鹅出版社的经典系列。您听说过这本书吗？[NextPage]
洛：哦？真的吗？我似乎听说过这个书名，但是我得承认，基本上我不了解它。也许我真的应该找一本来看看。很遗憾，我对中国文学和学术界的状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无法给出任何恰当的评论。不过我对于那些当年在文革中饱受折磨且顽强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极大的尊敬。
黄：您的坦率倒让我想起，在《小说的艺术》的序言里，您说过当您分析非英语文学时不是那么自信。你现在还这么想吗？主要原因在哪里？能否列举几部您个人最喜欢的非英语作品？
洛：没错，我现在仍然这样想。首先，我的外语能力不够强，所以阅读非英语作品主要是靠译作。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知道一旦通过翻译，作品中有多少东西会不可避免地流失——当然，比起诗歌来，小说的“可译性”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对异国文化的解读，始终不可能是那么自如的，有时候甚至是可能产生误导的，所以一旦要我对它们着手分析，就难免缩手缩脚。我在那篇序言中是想表达，之所以我选择拿来分析的文本都是英美文学——这样做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实在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里才是比较自信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不喜欢阅读非英语作品的译本。我个人很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还有安伯托·艾柯的《玫瑰的名字》，如果说到古典文学当然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应该说我的阅读中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外国作品，当然，也许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个数量。
黄：我发现《好工作》里有一个巧合，主人公维克多·威尔考克斯（Victor Wilcox）的名字与E.M.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中的人物姓名完全一致，而且这两部小说的主题都是想探讨现代工业化与个人心智求索之间的冲突。这两部小说之间是不是存在刻意安排的互文？或者说《庄园》是不是激发了你创作《好工作》的灵感？
洛：说来可笑，这部小说我是写到一半，才发现此维克多跟《庄园》里的维克多重名的。而且，正如你所言，我们这两部小说其实在主题上遵循的是同一个传统。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并没有更多的联系，《好工作》还是我自己的小说。我私下猜想，之所以福斯特和我会同时选择这个名字，也许是基于同样的想法：维克多（victor， victory）让人联想到“胜利、征服、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威尔（wil， willpower）代表“意志”，考克斯（cox， cocks）在英文里又有男性生殖器的含义，所以加在一起，这是个非常阳刚、极端男性的名字，从而与人物本身的性格形成某种对照关系。
黄：我个人很喜欢您在一九九五年发表的小说《治疗》。我注意到您那时大约是六十岁，正好比您笔下的男主人公大几岁。而您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是如此成功，让我忍不住想问您，您本人是否也像那位男主人公一样，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危机，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治愈”？
洛：我得声明这故事不是自传，我的婚姻并没有像男主人公一样破裂。但我跟他的经历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的心理也确实经受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沮丧和消沉。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我个人的心理低落期，不过这种低落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某种程度上是蔓延在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写这本书的九十年代，身边到处都是关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和“百忧解”之类的忧郁症药物。另外一个可能比较直观的联系是，我也像这位主人公一样，膝关节有问题，而且当时恰好我也在电视界参与制作节目——这些都被直接用到了小说里。
黄：您前两年出版的小说《作者，作者》以大作家亨利·詹姆斯为主角，文本里少了很多调侃的意味，这跟您以前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您能告诉我原因吗？
洛：其实《作者，作者》里仍然保持了一些讽刺的元素，只是藏得更深了一些。比如亨利·詹姆斯跟画家乔治·杜穆里埃的交往，比如詹姆斯生前的寂寞与他死后的赫赫声名之间的反差，都是具有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的。但是，总体而言，我确实是刻意减少了以前作品中那些惯用的讽刺手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主题决定的。詹姆斯的故事里不是没有滑稽的成分，但我更想表达的是对他的理解和同情，表现他受到的挫折，他身上的女性倾向，等等。另外，《作者，作者》其实是一部“非虚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以那种狂欢式的喜剧腔调去表现这个主题是不恰当的。
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你近十年的作品在风格上其实是发生了深刻转变的？讽刺的成分越来越少？
洛：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也许改变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从《天堂新闻》到《治疗》再到《思考》，虽然都包含了讽刺成分，但哲学思考的分量却在逐步加重，而且运用第一人称的篇幅也比原来大大增加。到了《作者，作者》，就变成一阕挽歌了。
黄：在中国，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圈里，也就是所谓“高眉”阶层。您觉得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吗？
洛：不太一样。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我猜，中国读者因为相对不那么熟悉英国的社会现状，所以喜欢我作品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多的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去跨越文化障碍……说实话，我自己就挺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NextPage]
黄：在中国，也有不少大学生喜欢您的作品。
洛：对，我确实听说我在国外的读者里有很多大学生。我想可能他们是受了老师的影响。教师比较能够认同《小世界》这样的小说，而且他们也熟读我的文学理论作品，所以他们就喜欢在课堂上分析我的小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这样的现象。
黄：说到您这些年在知识圈的影响，也许有一件事情您会很有兴趣知道：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下的一些文章，其中有不少句子被收进了中国最权威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作为我们学习英语的规范例句。
洛：真的吗？哈哈，我自己也可以提供一个滑稽的小故事。英国有一部著名的词典叫《柯林斯cobuild 词典》，他们有个很大的词库，其中也用到了我的小说。有一回，我自己在写文章时想用一个短语ring off(即掐断电话)，突然又觉得满腹狐疑，吃不准这个短语用得到底对不对。于是我拿起《柯林斯cobuild 词典》，赫然发现这个短语后面所跟的例句居然引自我本人写的小说《换位》。当时我大吃一惊，心里想，糟了，也许我把整个世界都给误导了。
黄：既然说到《换位》，我们就不能不说到美国。我们都知道，《换位》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您两度作为交换学者旅居美国，我甚至在某些文章中看到，别人论述您的作品具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您能不能简略比较一下英美两国当代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真的像《换位》里那样戏剧化吗？
洛：从现在的眼光看，《换位》已经成了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状况，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变化。先说文学。就六七十年代而言，当时的英国小说似乎远远不如美国小说那么有趣，那么生机盎然、雄心勃勃，那段日子正是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约翰·巴斯们不断涌现的时候。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英国小说家都得承认，我们受到的启发更多地来自于美国而非本土。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文学赶上来了，风格更多元，特别是此时出现了大量后殖民小说家，使得英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等等。再说日常生活，我可以谈一谈在《换位》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教育体制。我想这种对比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英国的学校已经大量采用了原来通行于美国的模块式课程体制，从而使得学术界的职业竞争与美国一样激烈。而当下的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黄：宗教在您的小说中一直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然而我一直能从您的作品中感觉到，您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您会在文本中批评某些严厉的、不近人情的教规，《大英博物馆要塌啦》里就讽刺了天主教不准避孕、不准堕胎带给教徒的困扰；而另一方面，您似乎又很喜欢替小说安排一个牧歌式的、具有宗教情怀的结尾，比如《治疗》末尾的那场朝圣。因此我很希望您能聊聊自己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以及这种宗教观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洛：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知道中国读者对于基督教背景比较陌生，因此我会尝试回答得尽量简短些。首先，我受的教育有比较浓厚的天主教背景。我从小就被身为天主教徒的父母送到了教会学校，而我是他们的独生子。年轻时，我对那些探讨天主教问题的小说很感兴趣，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的作品，它们在四五十年代相当流行。我那时的倾向是颇为正统的，我觉得宗教是作家用来抵御凡俗世界的武器。不过如果你把我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你就会发现我的怀疑倾向越来越重，虽然我从来没有达到完全离经叛道的地步。至少，我到现在也还是坚持做弥撒的。怎么说呢，我认为，宗教是一个人努力去回答那些终极问题的过程，谈论宗教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背景变了，对宗教本身的阐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所以现在许多牧师可以结婚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相信，天下只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那种精神层面的维度似乎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而这个领域正是作家致力于探索的。这也许就是宗教对我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这个主题在另外几部没有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比如《你能走多远》里面，开掘得更深。我是不是说得太抽象？
黄：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意思。那么，探讨天主教问题的小说，在英国本土是否会引起争议呢？
洛：不，应该不会。与伊斯兰教的高度敏感不同，在这里，谈论基督教基本上是百无禁忌的。事实上，有不少牧师都是我的读者。
黄：您目前在写什么？
洛：我在写一本新小说。虽然我目前已经看到了完工的迹象，但仍需要大量的修改。不过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谈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有个禁忌，从来不跟别人透露手头在写的东西。因为一旦别人做出反应，就会干扰到我的写作。所以我一直保着密。可是保守这个秘密真难啊，因为它是你日思夜想的东西，你始终会有开口谈论它的冲动。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它完全不像《作者，作者》，如果一定要类比，它也许与《治疗》的相似度还更大一些。
黄：您是否介意谈论一下您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些部分对您的文学生涯是否产生过比较显著的影响？
洛：我不介意。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生活中的痕迹带入作品，但我相当敏感，尽可能避免作品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伤害。对于那些简单将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坚决否认的。大概只有一个例外，《换位》里的莫里斯·扎普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斯坦利·费舍，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好像也挺为此而骄傲。哈哈。说到我的家庭，我只能简略提几句。我的婚姻美满，从一而终，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性冒险，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我的妻子当了很多年的教师，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充当作家秘书和内勤的妻子。她有她自己事业和生活，在艺术方面有专长。我有三个孩子：长女是个生物学家，我们过了很久才弄清楚，她在科学上的天分要高于对文字的兴趣，这一点很让我们意外；长子是个律师，他同样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归宿。我们总共有三个孙儿孙女。他们的住所都离我很近，因而我们的联系很紧密。我的小儿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虽然他的残疾不是很严重，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的照看……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对我们当然是一桩不幸。他现在过得不错，在社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他很喜欢007和利物浦足球队。情况不算太糟，不过，回顾这一生的经历，大概这可以算是我碰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尤其对我的妻子影响很大。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学从全职改为兼职……生活就是这样，对吗？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