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怎么想到要以摄影这个手段来表现你的生活的？
答：开始拍摄照片的时候，我终于感觉到，摄影是一种稍微可以由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生的方式。我的姐姐在我11岁的时候自杀了，也许是这件事的影响吧，我非常害怕失去自己所爱的人与物。用照相机把自己周围的人拍摄下来，我会觉得有一种没有失去他们的心理安慰。我出生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大家总是对自己周围的事物非常小心。那是一种把所有不合时宜的事物都作了修正的环境。比如把我姐姐自杀的事也说成是有事故原因的。我想，如果我以摄影的方式保留下人生的记录的话，那么对于我的人生难也无法加以修正了。
问：是什么现实原因使得你接触到了摄影并认识到它的作用？
答：你知道“夏天之山”吗？我上的就是像“夏天之山”那样的非常自由的学校。那儿不上课。我用学校发给我们的波拉洛伊德一步成像照相机和胶卷开始就拍起照片来了。这是我159左右的时候。现在与我一起编辑我的摄影作品集的他就是我最早的被摄体。对我来说，摄影是一种开始让我恢复自信的手段。所谓的艺术家，都是一些敏感脆弱的人，对吧。为了保持正直之心，获得自信，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一种平衡才创造作品的。一旦感觉到恐惧了，我就拍摄照片。我觉得这么一来的话，总能把这种恐惧给化解了。
问：你拍摄这些照片的理由或者说动机是什么？
答：我拍摄这些照片的第一个理由是，把自己的生活告诉别人。我要告诉人家，这是我现在的，而且也是至今为止一直如此的我的生活方式。而通过发表作品，使之公开化的方式，我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力量也是事实。第二个理由，是电视所提供的图像，好莱坞电影这种大众文化，好像是在向人们提供他们现实生活的图像，但实际上却是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描写。倒不如说是这些东西使得人们拥有了一种错误的期待。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非常感伤、浪漫的歌词，使许多人误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而实际上那只是幻想，是神话。而把这信以为真的人，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时，就会产生过大的挫折感与失败感。我的照片想要弄清楚的是，在每个人自身的现实生活中，包括性爱在内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实际体验是怎么一回事。此外打破大众文化强加于人的幻想与神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问：从你拍摄的照片里可以看出你与你的被摄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
答：的确如此。我只拍摄我非常熟悉的人。在拍摄人物时，我们看得最真切的是人的面孔，而且在人的脸上可以发现一个人的一切。还有我与这个人的惰感上的联系，也在他的脸上可以发现。还有记忆也是。我不是通过摄影寻找美的事物，只是把我所看到的那个人拍摄下来。虽然有人说摄影是一种攻击性的行为，但对我来说，拍摄照片是触摸、爱抚我眼前的这个人的一种行为，是我自己特有的表达我的敬意的一种方式。照相机在那种时候就是我的眼睛与手。
问：你觉得你身为一个女性对你的摄影是否产生什么影响？
答：当然，我是女性这件事与我的摄影当然有关系。我的照片是直接来自我的经验的东西，而且是以我个人的视点拍摄的东西，是作为女性的我的视点来拍摄的。我的照片中有许多是性的影像，但我从来没有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不应该拍摄这种影像。不应该接受因为是一个女人就不应该拍摄这种影像的说法，而且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何况从摄影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女性手中诞生了许多精彩的照片。J·M·卡梅隆、黛安·阿巴丝、伊莫金·坎宁安，她们都是优秀的摄影家吧。与男性相比较的话，女性不拥有固定僵化的自我意识体系，因此她能够进入到他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去。而男性呢，他的眼睛只是关注表面的事实，女性则会注意到事物的暧昧的领域中去。因为她们知道，事物本身的进程并不是由出现在表面的东西所决定的。女性的精神构造远比男人复杂得多。因此，真正“自由”的观点是由女性来提供的。
问：你的成名作《性依赖的叙事曲》受到非常高的评价，使你一举成名。这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至少在艺术界里，像让我所尊敬的理查德赛.这样的艺术家知道了我，这就很让我高兴。男性摄影家的反应也相当有趣。他们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威胁。因为我把人们公认的摄影规则全给破坏了。出现在《性依赖的叙事曲》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因为艾滋病而死去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就变得更加亲密了。朋友们虽然在事先已经同意这些照片公开发表，但是一旦摄影集出版了，自己的私生活分之于众了，他们仍然感到相当的困惑。这个问题就只能靠时间来解决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问题了。我想，我的摄影特点是：成为被摄体的人因为被拍人照片而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问：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你的这些照片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惰感反应而来，它们不体现某种评价？
答：有人说，对于亲密的友人，我的最大特点是，对发生在自己与人们面前的事情有一种全面接受的力量。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切，我不把自己的眼睛避开，也不作任何修改，只把这个人与他所在的场所一起如实地通过镜头接受下来。对我来说，这要比粉饰来得更具有吸引力。也许，与西方人对待事物的方式相比的话，这可以说是更为东方化的方式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摄影也可以说是东方式的。
问：你在你的作品集《性依赖的叙事曲》的序文中说，相对于用文字写成的日记，你自己的摄影作品则是一种“视觉日记”。请问对你来说，这两种日记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我现在还是有着一种要把所有事情记住的强烈愿望，因此，不管是“日记”还是“视觉日记”都是来自于这一愿望的东西。我抱有一种类似于信念的想法，认为只要有了记录，不管是人还是物，就什么东西也不会失去了。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在记日记，一天不记，就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但内容却是非常枯燥的，因为那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东西。当然那只是写给自己的东西，根本没有想过要公开的。因此，与其说是作为记录保留的，还不如说是在那个时候向自己诉说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就是文字写作的日记。而“视觉日记”，则是一种保留记录的意识在起着更强的作用。老实说，那都是自己有一种冲动才拍摄下来的。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自己内心有什么感受却隐忍不发的话，那对身体不好，因此，我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才拍摄的。我想，不要先去考虑什么，先把照片拍下来再说。以后再加上什么理由也可以。拍摄是前提，并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问：记下来或者说记录事实，像这样的可能性在摄影中是很大的。
答：这就是经验的保存。在这十多年里，跟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已经有十多人死去了。许多人都是因为吸毒与艾滋病的原因死去的，这当中很多人曾经做过我摄影集中的被摄体。而这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摄影的局限。两个月前我去马尼拉拍摄，可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根本不认识的人作为被摄体拍摄过。首先，与某个事物有一种什么关系，然后才会发生拍摄照片这个行为。我一直就是这么拍摄的。
问：在《性依赖的叙事曲》的序文中，你使用了公众与私人这两个词……
答：我感觉到在私人领域里，总有人把“错误”强加进来。所谓“错误”指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通过的事情，但这个概念却被强加到私生活领域里来了。比如说，一般而言的性的问题、或者身份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家都尽量不去打听，不去询问，因为这是私人的事情，作为礼貌不去触及的。不谈它，保守秘密，把它关在私生活的围墙里，他人不进入这个领域。虽然就我来说，我把自己受男友的虐待，肉体上被折磨的事拍摄下来并发表出来，但在实际上，美国的女性们相互之间是不谈这种事的。虽然并不知道确切的统计，但大概每十秒钟就会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女性在受这样的虐待，但这种事在公开场合几乎从来没有人谈过。我认为，现在大家都来谈论许多女性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并且以更加公开的态度对待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可能了。（转载自《艺术世界》）
（编辑：金子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