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岩松

白岩松的言辞依然犀利

　　采访：李逢静

　　被访：白岩松

　　采访白岩松的计划始于两个月前，当时的白岩松正为《岩松看美国》做着各种准备，3月30日，岩松和他的团队出发去美国。走之前，白岩松通过他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约定《看美国》之后见。一个多月后，岩松如约发来短信，“明天下午一点半可否？我们办公室，辛苦！”全没有传闻的央视知名新闻主播的架子。及至在他狭小且凌乱的办公室里见到白岩松，才更感受到他的善意、亲和、幽默，当然，他的言辞依然犀利，依然带着白岩松式的思考、骄傲、自嘲和愤怒。

　　主流白岩松

　　美国的变化没我们内心的变化大。

　　记者：在这个时机去，赶上奥巴马时代，赶上金融危机，美国的变化更大吧？

　　白岩松：美国的变化没有我们内心的变化大。是，两座大楼没了，但其他变化没有想象得大。但是，看美国的心态在变，十几年前你是去仰视，很多东西是陌生的，这次你是平视。但我说的平视，不仅仅是由仰视变成平视。好像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俯视美国，觉得人家怪可怜的，日子肯定过得挺惨。不至于吧，这是美国，美国每次遭遇危机都会以更强大的方式走出来，这次恐怕也很难像大家俯视的那样。所以，我说的平视是双重的平视，改变过去仰视的心态，也改变突然冒出来的俯视心态。

　　记者：在美国，能强烈感受到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和美国高层人物的影响吗？

　　白岩松：对于普通民众，影响不是你直接用肉眼能看得到的。是，满大街在减价，商场里的人很少，可日子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家依然早起去上班。美国人很勤奋，如果说现代，中国人更现代，都后现代了。中国是24小时不夜城吧？在美国，晚上七八点钟城市就安静得一塌糊涂。我们曾经想象的美国的那些歌舞升平其实在中国。倒是美国满大街有跑步的，你看到无处不在的浓郁的亲情，员工办公室摆的全是家人照片。在任何汽车休息站，全是拉家带口的。我去NBA场馆，1/3是家长领着孩子。中学体育运动会，看台上坐满了家长。是美国人闲吗？好像不是吧。我觉得相对中国人，美国人很传统，老百姓的日子很古典。

　　我采访很多美国经济界人士，在谈到经济危机时，你听到的不是沮丧，而是抓紧时间在糟糕局面中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的一种冲动和行动。我倒希望中国人也可以改变面对危机的态度。其实中国人最懂危机了，危机就是危险中蕴藏机会。

　　记者：为什么美国会给中国造成那样一种印象？

　　白岩松：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变化比其他人大，我们在人性上的退步——这话说重了，我们在人性上由于欲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这只是个人感受。我觉得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了，墨西哥有一句谚语，Don´t go too fast， you will lose your heart。中国有点儿像它，但是我们还没太看到中国停下脚步等等灵魂的东西。

　　我不会再做快餐、热门式的东西，我要做冷的、但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在《岩松看美国》中，作为媒体人和你私人的角度会有冲突吗？

　　白岩松：《岩松看美国》，谁都知道，不是岩松在看，这是一个媒体行动，必须要用媒体的价值观和选择去选择你要做的选题。当然这里有个人因素。从个人角度说，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再去做快餐、热门式的东西，我要做冷的、但在我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我可以选择做科比、奥尼尔的专访。走之前，他们都在找我，最后我坚决放弃。我去做中学生时代的科比，去了解美国孩子喜欢体育的动因。它相对很冷。你想想，如果我做科比，收视率一定会很高。但我觉得，采访科比，今天可以，明天可以，转眼就过去了。但你要了解NBA为什么会成为NBA，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包括做校车、做公共图书馆、做食品监管，我觉得这都是媒体加个人的一种选择。

　　记者：底特律是你们到那后临时调整计划拍摄的，这座城市带给你们的触动是什么？

　　白岩松：底特律现在的失业率是35％，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数字敏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透过这样无情的数字看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底特律原有几百万人口，现在不到一百万，城中心基本让给了黑人，楼玻璃全是粉碎的，我们几分钟拍到四个吸毒针管，中央火车站早已废弃，当然这不是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不是看美国的笑话，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中国有四十多座枯竭性城市，我们要去看，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当然，看不看不取决于我，但作为媒体人，你看到了，就没法不记录，记录了有没有用？从来不是媒体人所能掌握的。但我必须清楚我该做什么，媒体该做什么，换句话说中央台该做什么。

　　记者：你去之前说过，美国应该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通过这次实地采访，这面镜子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反思？

　　白岩松：所有的看都是在看中国。举例说，美国政府平均一年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的校车费是五百多美金，残障孩子平均是两千多美金。而且最好的汽车设备都先用在校车里。你能看到一个国家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做这样一期节目，你是热泪盈眶的，你会想，是不是我们的乡村里也会开出一辆校车？

　　记者：你《看美国》的同时，还去了耶鲁大学讲演，听说非常轰动。

　　白岩松：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私人的行为，跟工作无关。我是所谓的68一代，生于60年代，受教育是在80年代，20年了，学校依然离我很近，我每月起码都要回学校讲课、交流。所以，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必须说，这么多年，当我有机会和国外的学校或人士沟通时，我当然不会按照我一直反感的方式来进行，说句得罪人的话，我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跟世界沟通的方式是失败的，用喊口号的方式，自说自话的方式，用几乎不是人际交往的方式去跟国外对话。我们潜意识里总在寻找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但是我想说不同永远是小比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恐怕70％的地方是相同的，否则美国的电影就不会感动中国人，中国的电影也不会感动美国人，名著可以翻译成各种语言被大家接受，说明人性中更多的地方是相通的。大家不都在聊中国是大国，聊崛起吗？崛起就要跟世界沟通，你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松弛下来吧，中国应该松弛下来。

　　记者：岩松看世界的脚步能不能再加快一些？

　　白岩松：绝对不可能，这是我内心的一种抵抗。你本来就不想做快餐或浮躁的东西，如果你自己的脚步浮躁起来，你怎么跟自己解释呢？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是耐着性子去做的。前两天我和曹璟行老师聊天时，他问：你今年为什么不去看德国？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它多么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其实我在德国呆了一个月，跑了很多地方，可是我觉得还没熟，这种感觉很奇特。其实印度、法国、韩国，都在准备中。我觉得比较好的节奏是一年一次或两年三次。对观众也是，要不挺难消化的。

　　记者：喜欢音乐、足球、篮球，这是否也是你始终在做节目时保持激情的一个因素？

　　白岩松：还是新闻人的因素在，喜好是喜好，比如我喜欢摇滚乐，但说话时是新闻人。而且，你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有说话权利的人像我这样说过吗？这时候我要选择一些该说但别人不说的话，别人说的那些锦上添花的话我就算了，不多我一个。我到了该得罪人的年龄，该主动地去得罪人了。我不能再天天说那些讨好人的话，我不得罪人谁去？

　　另类白岩松

　　中国新闻主持人迅速成长，也迅速地被明星化。

　　娱乐时代呼啸而来，中国传媒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踏进了盛世狂欢的娱乐时代，连原本应该高屋建瓴、代表主流声音的新闻人都在这大浪淘沙中被消费、被娱乐、被恶搞，白岩松同样没能例外，有幸或不幸地出现在娱乐八卦媒体上。白岩松有过无奈，他一直努力把新闻人与电视圈这个所谓的名利场剥离开，但这种努力往往很徒劳。“过去十几年，中国新闻主持人快速地成长，也迅速地被明星化，没办法，你必须面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再去迎合和放纵那样的东西。”

　　虽然白岩松代表着所有的主流价值观，在央视的至高平台上掌握话语权，但他认为社会上的主流本应该属于娱乐，真正该挣钱、该风光的人是那些商业化、市场化的主持人。他不嫉妒，也不羡慕，因为当社会需要声音的时候，才是他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娱乐主持就应该最受宠，这个社会才健康，才正常。我可不希望新闻主持人一年当中有无数次是被瞩目的时候，那可能说明遇到了问题。但是你要做好准备，我觉得社会会慢慢厘清很多事情。”然而，娱乐与新闻节目的关系并不和谐，用白岩松的话是一直处于拧巴的状态中，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新闻要做得轻松，有娱乐性，有收视率。反过来，娱乐要有意义、有文化、有主题，不能光让大家乐。”白岩松反对这样的节目调性，他在《新闻周刊》有关小沈阳的节目中，说了一句很具讽刺意义的话：笑就是最大的意义。直播过程中，他与清华教授直接地表达了不同意见，白岩松问：“提供笑声的人算不算劳动者？”教授明确给出答案：“所有私营企业主都不算劳动者。”白岩松坚决反对。事后，白岩松对记者说：“你笑的时候无所顾忌，笑完了却突然板着脸说：这没意义。这不公平。我们能不能让娱乐不再受这么多的缚束。”

　　中国的新闻时代走得非常艰难但非常有力。

　　相比迅猛发展的全民娱乐化时代，电视新闻的改革速度并不乐观。直到去年的瓮安事件、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才让人真正感受到新闻的力量。从新闻人的角度说，2008年实在太丰富了，所有的色彩都呈现了，所有的感受，好的、不好的都推向了极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新闻大年。这一年，也是白岩松跨过四十大关的一年，但他却不喜欢它。“曾经盼望无数次的这一年，当你经历时才知道它度日如年。那一年开8个奥运会，中国得600块奥运金牌，都无法覆盖大地震给予的那种希望它赶紧过去的感触。”

　　白岩松把2008年视做中国新闻的零纪年，他说:“中国的新闻时代走得非常艰难但非常有力，相比娱乐，新闻受到的限制大得多，但在大得多的限制中走到现在，感谢时代，感谢我们自己吧。我最看重的不是去年大地震，而是瓮安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新闻发展来说，我把它看做零纪年，是我理想中正数的开始。我觉得中国电视新闻包括传统媒体新闻，没有任何值得表扬的地方，包括我们个人，我们只不过做了本该做的事，去年才复零。也许再过十年会有正分数。唯一值得表扬的是坚持，但不是所有人都在坚持，而且我喜欢有目标的坚持。”

　　任何一种青春都离不开摇滚，那为什么要人为地让青春如此地下？

　　白岩松对摇滚的热爱从未停止，年轻时他写下《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40岁时，他在《新闻1+1》中自曝曾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进言，扶持摇滚乐，这是一个招惹口舌的话题，毕竟摇滚乐在中国一向位列边缘，有人指责白岩松在《新闻1+1》中谈摇滚，与其央视新闻主持身份和央视主流媒体形象不符。

　　白岩松则冷静但不失激情地回应：“中国流行音乐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就是摇滚乐和民谣吗？英国利物浦因为摇滚乐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摇滚乐家园。结果我们的摇滚乐都在往外走，今年的迷笛音乐节跑到镇江，北京基本不给它提供空间。可是中国大部分摇滚乐队都在北京，他们过着相当有理想的生活。有人说摇滚乐很糟糕，我想问：中国的影视圈比它更干净吗？我生活中有很多摇滚圈的朋友，在他们眼睛里，有现在中国人已经很少拥有的纯真，他们礼貌、健康地生活，为了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希望在坚持。不可贵吗？难道说假话居然一路绿灯，说真话要被限制？真正努力的人被视为异类？制造假象的却被看成主流？没道理吧。这话说重了，摇滚乐也有糟糕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它有糟糕的地方，就让它活得如此艰难。我觉得任何一种青春都离不开它，那为什么要人为地让青春如此地下？”

　　你用嘴活着，你也活在别人的嘴里。

　　《新闻1+1》制片人王力军评价白岩松:作为名主持，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期待在舆论监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够质问官员，能达成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够让政府听进去更多的话，能够做更有效的沟通。但显然，作为一个靠“嘴”吃饭的时事评论员，白岩松无疑会被推至舆论的峰尖。关于白岩松，正反评价相当对立。一方面有人认为他极富激情，是电视体制的改革者，另一方面，有人说他过分自信，正在成为某种现有体制的维护者。王朔曾针对白岩松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发表文章《痛、病、快乐着》，他写道：“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的、上层的质疑与猜想，白岩松都早已看淡，他自嘲演艺圈加上电视圈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你用嘴活着，也活在别人的嘴里。“如果打算期待民主，就要接受一切声音。如果一个期待并且参与到民主进程中的新闻人，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声音都不能接受，你就是假的，你甚至要主动迎接批评。而且一个清醒的、理性的人，应该知道哪些声音是没有道理的。像去年我关于家乐福的表态，难道我不知道保护自己吗？在一片群情激奋中，投石问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我对得起良心，你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你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当然要发。那么无数声音就来了，头一天你还是民族脊梁，第二天你就是汉奸，你会为民族脊梁而骄傲？为汉奸而沮丧？不会啊。”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是白岩松说过的一句话，也是他未来的目标：“这十二个字就决定了我不会再天天说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讨人欢心的话。我们经常面对表扬，也面临批评，表扬中有很多表扬是过度的，批评中也有很多批评是过度的，但从来没有人因为被过度表扬而表达不满，可凭什么有过度批评就那么不满？这就是你的职业，这就是名利场、搅肉机必然面临的。心平气和面对它，超越它，不就完了吗？”

　　超越我，请用比我更快的速度。

　　白岩松在《艺术人生》中说过：最佳的状态是你去意已决，而观众恋恋不舍。现在他开玩笑说：“千万别反过来，你恋恋不舍，观众已经去意已决。”他无法预测5年、10年后他的人生会怎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依然是目前国内新闻人很难逾越的目标。很多年前，白岩松就对年轻同行说过：超越我，请用比我更快的速度。现在同样适用。“不要指望我停下来等你，我依然在跑，我没有守着原摊，我依然是目前中国主持人中工作量最大的，加不加之一都行。那么，年轻同行就要思考，你是不是比我更快？”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