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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民:湖北美术的独立姿态是应该被珍视的

2015-11-24 10:29:04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洪镁

   
走进徐勇民在湖北美院昙华林校区的工作室,简单的陈设和寥寥几幅墙上的画作让人恍惚,竟像是大学时候画室里对着一件石膏思索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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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洪镁


  受访者:徐勇民


  走进徐勇民在湖北美院昙华林校区的工作室,简单的陈设和寥寥几幅墙上的画作让人恍惚,竟像是大学时候画室里对着一件石膏思索的时光。这里让人不易窥探也不易揣测一位艺术家在这里的创作痕迹,却又确实地印证了徐勇民对楚文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无碍于物的精神推崇。


  正如徐勇民所说,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对比中,“湖北美术的独立姿态是应该被珍视的”。2003年就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的徐勇民,在这里经历并参与了一个学校为适应时代的迁徙;而1978年就开始在此就读并留居的湖美学子徐勇民,更是见证了30多年中独立的湖北美术群像塑造。


  自由的湖美’85:活泼的学术氛围开启当代艺术思考


  记者:今年正值’85思潮30年,湖北美术学院在这期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群体“部落·部落”,当时您刚刚开始在湖北美院的教学,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徐勇民: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就读的年轻人有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学校的老先生也都没有给予人为的障碍或者束缚,使得整体氛围非常宽松自由,湖北成为’85思潮的发源地之一。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也为湖北具有这样活泼的学术氛围而感到自豪。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伤痕文学、对经典文学的回顾,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大量接触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所未能接触的理论、思想、文学艺术形式,引起了许多思考,我对于当代艺术的一些思考也是在那时候开启的。没有那个阶段的开放,很难想象中国艺术会具有现在这样好的氛围、这样具有后续的活力。现在回望那个年代,不仅是我,我们艺术行业的所有人都应该感激那时候众多的团体和个人,运用了哪怕是很粗糙的创作表现形式,连通了整体中国艺术的发展,使我们对传统、对当代逐渐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逐渐形成现在的多元化探讨的学术形态。


  记者:也正是在那个阶段,您的作品《月牙儿》和《家》分别斩获了全国美展的金银奖。


  徐勇民:那是在1984年,我刚刚完成了在湖北美术学院本科阶段的学习,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月牙儿》是在去中央美院学习之前和艺术家李全武合作完成的;而《家》是作为中央美院毕业创作而表达所形成的不同的个人建树与追求。


  我的创作始终是比较个人化的,当时这两件作品同时获奖,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比较主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中个人化的情感追求符合了当时艺术家掌握作品话语权的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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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武与徐勇民(合作) 《月牙儿》 30cm×42cm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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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民 《家》30cm×42cm 1984年

  湖美和徐勇民的探索:留守还是前进?观念还是传统?


  记者:在轰轰烈烈的'85思潮之后,不少年轻老师进入湖北,也有不少湖北美院的老师走向其他美院,这个阶段湖美的状态是怎样的?


  徐勇民:'85之后,武汉始终保持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不断地进行创作观念的更新和思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进入湖北并担任教学工作或者是专业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多优秀的湖北画家去了南方,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才迁徙特征在那个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孔雀东南飞”,到了广州、深圳这些地方。


  很客观地说,在那个阶段,由于中国各个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文化环境、艺术创作条件的差异。但是从教育发展的要求来讲,始终要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延续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所以也仍然会源源不断地吸纳其他学校老师的加入。


  记者:'85之后,您个人的创作也进入了形式探索的阶段。


  徐勇民: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视线中的物像通过自己的理解经过思维的转化,慢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当时非常喜欢保罗·克利和阿尔普的作品,通过观看作品、购买当时并不容易买到的画册,仔细地分析、研究,物质形态的呈现方式以及情感注入后物质形态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我而言都形成了一种非常迷人的吸引力,逐渐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把塞尚称为现代艺术之父。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时间,至少在学术观点、艺术理念上形成了大的跨越,赋予了视觉艺术更多维的观看可能。我相信这和当时的很多年轻画家都是一样的。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期,一批年轻老师的参与教学为湖美带来了哪些不同的状态?


  徐勇民:那个时候,随着中国经济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也并没有间断。高等院校的扩招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外校年轻老师的加入以及学校在学缘录取结构方面的调整,都催生了更加自由、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


  湖北美院也开始注意引进来自不同学校、有不同学院结构背景的一些老师构成我们的师资。这项举措进行到目前为止,来自其他院校的老师和从湖北美院留校的比例接近于平衡,达到几所专业美院中学缘结构合理的比值,但是在我看来仍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按照这条发展线索,我们现在甚至在寻求另一种突破的可能,如果有某些教师岗位缺编,我们有意留出这样一些空间,以好的聘任方式和条件让他们到我们学校来任教,或者选择文化交流、艺术交往的可能性,让学生享受更好的资源,这也是学校未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重点考虑方向。湖北美院从生活气息浓厚的昙华林迁至校园氛围更加纯粹的藏龙岛,我们也希望从接触较多市井文化的可能性向国际化的文化多元性转变,向更广泛的、更大层面的文化心理结构转变。


  记者:在这个阶段,您的创作也进入了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表达相结合的一个阶段?


  徐勇民:这个阶段创作上的转变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因为大学专业的学习,我的中国画基础比较扎实;从湖北美院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我进入中央美院进修,加上因为自己的阅读习惯,我对西方现代艺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形式探索之后,我希望能够在传统的画面表达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中找到可以相互结合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像《飞起来》这类能够呈现这个阶段的创作观念的作品。


  可能由于阅读的原因,我的兴趣关注点始终会呈现出并没有太多线索可以连接的变化,我也不愿意刻意去保持或者突破某种风格,而是更喜欢顺着自己当下的思维认知、兴趣喜好来进行一些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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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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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民 《看不见的收藏》30cm×30cm 1989年


  湖北艺术自觉的复苏:个体创作系统逐渐形成 整体多元氛围日趋完善


  记者:近十年湖北美院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徐勇民:最明显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老师能够沉下心进行创作,形成自己的创作系统和评价体系;逐渐有一些当年调出去的老师回迁,整体上搭建了一个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多元的氛围。这显示了当前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导向性作用。


  武汉这个城市,或者说湖北正在进行某种自觉的意识复苏。由于国家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扁平化,各地的文化优势差异越来越小,大家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障碍也在缩小;文化的区域发展正在慢慢实现同步,我们难以想象一座校园美术馆从2000平米改建至6000多平米,文博机构向越来越专业的学术方向发展,不断出现的民营美术馆也成为这个生态中的一片激流,带来更多自由的艺术形式,很多艺术领域的老师希望来武汉进行交流;伴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其地处中心地带的地理优势更加明显,执政者也因此给予艺术更多的关注。


  记者:从2008年开始,您开始以楚文化为主题创作了一批国画,进行这个主题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徐勇民:毕业留校后不久,有一次去湖北省博物馆我刚好看见馆里正在清理一批出土的出国文物,在一个弓箭的机弩上游丝般地描绘着精美的漆画纹饰,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拿毛笔勾细线都并不容易,更何况用漆来画这样精细的纹饰。2008年,我刚好也走到一个想要寻求转变的路口,就回过头开始思考楚美术造型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读《楚辞》,还是看青铜器,这些楚地文化带给我的始终是和其他文化不一样的感受。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色彩的斑驳陆离,这些楚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无碍于物的精神带给我在精神上的恣意之感是很多具体物象无法陈述的。所以就以“大红花”系列为起点,进行了不同绘画主题的尝试,至今仍然有很多这个系列延续下来的变体。


  记者:您于近期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展出的个展“新建文档”展出了您近十年的手稿及画作,在这个阶段,您的艺术观念随之发生了哪些变化?


  徐勇民: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我进行了艺术的当代表达形式的思考陈述。我们努力甚至刻意地把主观愿望和客观表现手法共同呈现出来的作品形成一个展览,展览的呈现方式一定是这样的吗?“新建文档”让我意识到,书写的过程、即兴的手稿也具备和二维、三维终极作品共有的情感感染力;而这些私密的情感遗漏之作在公共的美术馆展厅的展示,带给我的出动远非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感受,一些记忆、一些时间的痕迹都在这些看似凌乱的线索中一览无余。


  记者:在这次展览中,40余件文字文稿占据了并不小的比例。在您看来,绘画和文字对您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徐勇民:有时候倒是感觉绘画比文字苍白。以西方当代艺术为例,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对绘画本身的表达空间以及所能承载的思想和细节的失望,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所以西方当代艺术要寻求突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严肃的当代艺术家的“使命感”。


  绘画和文字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有的情绪只能用文字表达,有的则适合绘画,我想我是在这之间找到了某种互补。在文字写作上,我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逐渐竟也自成一体,曾经与西方的作者相互交流创作体会,也能够感受彼此的异曲同工。当有些颇具画面感的内容被我转化成文字,我会非常愉悦,看到卡夫卡或者《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我也非常惊讶,居然有这样的思维表达,文章也可以这么写,包括转化为影视作品、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文字巨大的表达空间。然而,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会受到技术、材料、展陈方式的种种限制,想要达到文字的自如状态,仍然会比较勉强。但是绘画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没有顾虑的、自在的表达方式,甚至在很多绘画的表达中,我会有意识地修正固有的表达模式,从而去寻找更有意思的方向。大概是对绘画抱着这样的心态,它反而提示我很多东西存在多种表达的可能性。从这样的层面来看,文字和绘画两者又是相通的,互得其惠应该是比较好的状态吧。


  联通又独立的专业打造 交融且坚定的地域姿态


  记者:今年10月,湖北美术学院在藏龙岛新校区进行了95周年校庆,从被刻在武汉艺术印记的昙华林到新校区藏龙岛,这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徐勇民: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这几所高等美术学院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从美院毕业的艺术家作品中,对过去岁月、过去校园的怀念,湖北美院的校区变迁也必不可避免地带来这些相应的变化。


  现在走进昙华林,它仍然具备着多年沉淀下来的浓厚的、纯粹的艺术氛围,这样一个由政府机构、民居、学校多种接地气的城市因素所包裹的区域,它为艺术作品带来的是一种充斥着情感温度的记忆和通感。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就延续了传统文化中对师者、对长者、对前辈的情谊联系,而并非像西方是学术、学派的延续,更加强化了学生与学校的情感关联。


  而新校区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学生结构的多样性、学生对年轻教师的陌生感无一不是经历了昙华林校区教育的学生在接受新校区后暂时形成的心理障碍。放在中国教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新校区就像酿酒一样,会在时间的延续中慢慢醇化,如果能够在核心的血脉上延续下来,校区更迭带来的收获也会在这里就读的学生逐渐毕业后日渐清晰。


  记者:从新校区每个系的建筑形态来讲,呈现了对不同艺术表达形式的建筑理解。从这些建筑形制上,您希望展示的系部特点是怎样的?


  徐勇民:这样的建筑形制,不仅仅是体现在使用方面,同时也希望能够呈现出教学结构的布局与生长。在我们的规划中,每一个绘画专业之间设有连廊,每一个设计专业之间也设有连廊,连廊在地面上延伸,希望实现在各个系统中的多种发展可能。


  对于这样的设置,我保持了一种预期,逐渐弱化系与系之间的学科分类,寻求多方面的突破。例如我希望在未来十年,本科学生可以任意转换专业,弥补自己当时通过志愿选择所能够展示的艺术表达能力,或者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形成管理上的完整性。当然现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资源还很难平均,操作上也会存在一些技术上和现实性的问题,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从您在湖北美院就读到如今在学校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您如何看待湖美的教学特点和这几十年的变化?


  徐勇民:一所学校的教学特点和学术风格,始终是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的。从文化生态上看,湖北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既远离文化中心的约束和变动,又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便利的交通环境,形成了积极的生活取向和注重享乐的生活态度,在艺术形式上,则转换成市民气息浓厚的画面转换。这种世俗的生活反而是高雅的艺术的基础与生命力,产生于这样的表达中的艺术作品的鲜活是能够直接对应现实生活与文化现象的,因此,武汉的文化生态确实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品质的。转换成高等教育的学风和学院的文化传承,湖美正在形成一支不事张扬却又不动声色的独特自由的学术力量。


  自1977年恢复高考,湖北美院也开始恢复高考,我是恢复高考后入读的第二届学生。当时校区并不大,我们经常会见到学校的老先生、老一辈的大师,也和年轻老师有频繁的交流,他们的言行举止、艺术观点在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奠定了我们这一辈学生迈入艺术生涯的重要基石。


  在这几十年,湖北美院有风云激荡的学术争鸣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湖美也是保持着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但是大家更多的是在地域性和历史形成的脉络中保持各自在学术态度和创作观念上的独立性,以独立的姿态显示出九省通衢的武汉在面对嘈杂的信息往来时候的自信选择和沉稳积淀。


  记者:武汉的艺术发展更趋热烈,湖北美术学院、湖北美术馆、武汉美术馆、武汉画院以及几个重要的私人美术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湖北美院以及这些机构对推动湖北整体艺术形势发展的意义?湖北美院在其中应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徐勇民:湖北艺术的状态比较独立,这里的艺术家也有着相似的状态。每个人面临着身边的朋友进行不同艺术观念的创作,始终能够对自己的创作形式保持坚定的方向。我们经常听到以地域命名的画派,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先入为主地建立一个画派呢?对比这样的状态,我更喜欢武汉这种自由的发展空间,院校和文博机构、画院相互合作,在这样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相互独立又共同促成这个系统的多元化发展,我想这样的状态本身是应该得到珍视的。


  现在基本上能够看到这样的格局,美术学院培养的人才无论进入院校还是文博单位,都担任着重要的专业创作、专业领导工作,这对于美术院校和文博机构的连结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在这样的交融状态下,美院的知识生产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改变都有着不可推卸的未来影响力。


  结语:1920年创建的武昌艺专在上世纪前半叶成为大文化时代的一支重要积累力量,而如今的湖北美院,在三十多年的反复尝试和探索中,“在地域性和历史形成的脉络中保持各自在学术态度和创作观念上的独立性,以独立的姿态显示出九省通衢的武汉在面对嘈杂的信息往来时候的自信选择和沉稳积淀”。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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