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莉芳
承孝相以提倡“贫者美学”著称，他的独立式住宅“守拙堂”入选韩国20世纪十佳建筑，他的妇产科医院颠覆了传统医院的形象，引领了韩国医院建筑的革新。在韩国政局最动荡的时代一直坚持与独裁政府抗争的承孝相，认定“建筑就是政治”，至今仍豪言“愤怒让人健康”。他严厉批判“华丽的建筑”，因为它们“诱导一种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
韩国建筑师承孝相今年56岁，谦逊、害羞而又简朴的他，却是韩国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建筑师。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他盼望“让亚洲经济危机来得更加持久一些”，因为在经济危机中，“我们损失的不过是金钱，得到的却是反思的机会，反思我们对自然、社会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当新任韩国政府首脑大力发展经济时，他感叹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生存下去。
作为建筑师，承孝相受雇于开发商，但他不将业主看作“终极裁判”。他在韩国常说，不要把建筑看成房地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都想挣钱，买新房，再挣钱，换大房，现在的人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而其实建筑不是这样的，人类是应该定居的。”承孝相把建筑不能成为真正建筑的原因，归咎于经济的过度参与。
承孝相主张“贫者美学”。他在自己的第一本书《贫者美学》里如此阐述这个理念：“建筑的好坏并不在于她的华丽或寒酸，华丽的建筑反而遮盖了真实的生活，诱导一种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寒酸的建筑倒更容易培养正确的心态。”
承孝相的建筑路走了很久。1992年，在打破韩国建筑界传统的“4.3”展览上，承孝相第一次亮出自己的建筑宣言，那时距离他大学毕业已过去了14年。提出“贫者美学”，不是承孝相的创造，而是他对自我的回归。承孝相说：“世事真是难以预料，正是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承孝相经历了韩国政局最动荡的那个时代。1952年，他出生在李承晚统治时期，小时候，迫于父母的压力，他放弃了画画，在姐姐的建议下，报考了和绘画有关的建筑系。他的高中和大学是在朴正熙时代度过的，大学里最经常参加的是罢工，而不是上课；大学毕业后，为了逃避现实，他闭门做建筑，一心一意地追随韩国现代建筑泰斗金寿根，做老师的建筑，完善老师的设计。他说，离开了老师的建筑，自己就是个傻子。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承孝相愤然离国，远去维也纳。那时的韩国正处于全斗焕统治时期。然而，因为一场意外来临的爱情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建筑师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奥地利建筑大师），两年之后，承孝相幡然醒悟，原来自己之前做的建筑都不是真正的建筑，原来建筑师还可以像阿道夫·鲁斯那样，用建筑与社会抗争。
回归自我的承孝相在1992年用几件小作品震动业内。一个是占地700多平方米的独立式住宅“守拙堂”，这件对传统住宅“韩屋”的改良作品入选了韩国20世纪十佳建筑。另一个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妇产科医院，这座建筑颠覆了传统医院的一片雪白。韩国医院建筑的革新自它开始。
2000年，承孝相第一次来到中国，参与“长城脚下的公社”。SOHO中国总裁张欣回忆，当她第一次带领建筑师们去工地时，那里还是一片山坳，非常难走。其他建筑师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就走了，只有承孝相流连忘返，还爬到更高的山头上去，一直看山，看远处的长城，最后捡了几块石头带走。
2008年，承孝相再次和SOHO合作前门旧城改建。在一场云集知名建筑师的探讨会结束后，承孝相向张欣提出，用一天时间去前门的瓦砾上走一走。他要去前门和以前住在那里的灵魂对话。
承孝相说，每块土地都有各自的性格和印记，读懂土地是建筑师很重要的任务。“土地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所以不看场地，我根本没有想法。看了场地后，土地的灵魂就都在我的脑子里了。”承孝相认为，世上有两种建筑师，一种是艺术家型的建筑师，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建在地上，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纪念物。另一种是知识分子型的建筑师，土地需要什么，建筑师就怎么对应。他说自己属于后者。
2月19日，承孝相藉著作《建筑，思维的符号》中文版出版，在北京举行演讲会。4月26日，承孝相再次来到北京。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建国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
《外滩画报》：你师从韩国现代建筑泰斗金寿根，并追随了他15年。
承孝相：我从首尔大学开始，就比较熟悉金老师了。有一次，我还在读大学四年级，去见金老师。当时他的腿受伤了，被石膏和绷带固定着，翘在桌上。我觉得他那个样子很有感召力，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感召力。朴正熙也有这种霸道气势，我也是不喜欢的。那时我就想，不管将来我混得多么糟糕，都不会到金寿根的空间综合建筑事务所来工作。
快毕业时，有一堂纪念课。之前，我不怎么上课，但那堂课的教授我很喜欢，于是我难得地去上课了。课堂上，教授问每个学生，毕业后去哪儿？出路是什么？唯独没有问我。我想，也许教授已经忘了我了。但是下课时，教授把我叫到跟前，问我愿不愿意去金寿根的空间综合建筑事务所。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我准备出国留学。但是我不好反驳教授的话，就答应了。教授当着我的面给金寿根打电话，说，有个学生非常棒，你就用他吧。然后我就一言不发地去了“空间”，跟了金老师15年。世事真是难以预料，正是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外滩画报》：你的第一件作品，是为遇刺身亡的朴正熙设计纪念馆，而朴正熙正是你最憎恶的人。你从这里开始建筑生涯，挺有意思的。
承孝相：朴正熙是一个独裁者。我上学时，经常参加罢工，几乎没有好好学习。毕业后，我在“空间”接触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朴正熙纪念馆，那是为纪念韩国“解放”30周年而建的，其实是宣扬朴正熙上台之后飞速发展的经济。纪念馆里包括一个传统和历史馆、一个现在和未来馆，我负责的是后者。
那时，政府派了官员来监督工程，我总是骂他们，跟他们非常激烈地争吵，他们威胁要把我抓起来。有一个官员，是从总理秘书室出来的，他在喝酒时劝我，那些官员的爱国方式和我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不用改变自己的想法，只要做建筑就行了。当时我想起了一位前辈的话，他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位师兄。师兄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师兄劝我好好做建筑。自那以后，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建筑上了。
朴正熙纪念馆开馆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那是一个临时建筑，过了没多久就拆除了。
《外滩画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你的解脱之道。是这样吗？
承孝相：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建筑，要么喝酒。我非常讨厌政治，但是政治总跟着我，让我越来越头疼，越来越难受，实在活不下去了。选择建筑，也许是为了逃避政治吧。
《外滩画报》：你的老师金寿根也告诫你不要靠近政治，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政治避无可避，金老师为什么还要回避？
承孝相：如果在建筑里掺和了政治，建筑会变得不纯粹，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本质，会很夸张。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才一直回避政治。
《外滩画报》：但事实上，建筑，尤其是大型建筑，很少能摆脱政治因素。
承孝相：其实建筑就是政治，非常高度的政治，也是空间的政治。从古代开始，伟大的政治家、独裁者都会利用、活用建筑师，比如杰斐逊、希特勒，他们身边都有建筑师。重要的是，建筑师用什么理念，做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建筑。用善良之心做一个善良建筑，这应该是建筑师的初衷。所以，如果建筑师排斥设计带有政治色彩的建筑，这并不正确。
《外滩画报》：以你现在的心态和经历来看，你会拒绝设计政治建筑吗？
承孝相：不会，我更关心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方式转换建筑语汇。比如一个很糟糕的提问，只要回答得好，提问也会变好。
《外滩画报》：如果说1980年，你是出于对朴正熙的继任者全斗焕的失望，而去维也纳求学，那么仅隔两年，韩国还处在全斗焕的统治中，你为什么又回国了？
承孝相：我是在1980年8月离开首尔，去维也纳的。当年5月“光州事件”爆发，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不能在韩国生活，只能逃避，去维也纳是唯一的出路。
我去维也纳时，根本没有想过未来，也没有想过拿学位，只知道去上学。但是很偶然地，离开韩国之前，我碰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了她。我带她一起去了维也纳，在当地结婚，生子。
如果我是单身，怎么样都能活下去，但是有了家庭，生活就不同了。我放弃了学业，开始找工作。但是工作也没什么意思。那时，我的老师给我了一本阿道夫·鲁斯的书。以前我知道的建筑师都是艺术家，但阿道夫·鲁斯不是，他在20世纪初抗争社会潮流，用建筑进行革命。我在韩国时并不知道他。他是我在维也纳的唯一发现。
阿道夫·鲁斯让我领悟到，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建筑都是错误的。我在建筑中逃避社会现实，但其实，我可以用建筑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为了重新挑战韩国社会，1982年我回来了。
重新发现自己
《外滩画报》：从维也纳回来后，你依然追随金老师，这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而不是建筑上的认同。是这样吗？
承孝相：自从认识阿道夫之后，我觉得以前我做的事非常委屈，我想改变自己在“空间”时形成的建筑理念。但是我回国之后，金老师病了。1986年，金老师去世，他临终前把“空间”托付给我，让我负责事务所。于是，我在“空间”又呆了3年。接管“空间”并不是一个空头承诺，“空间”背了30亿韩元的债。那时，30亿韩元相当于500万美元，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勒·柯布西耶去世时，身后债务是80万美元。“空间”的债相当于他的6倍多。所以在那3年里，我老是被债主追债，根本不能做建筑，也没有机会学习阿道夫·鲁斯。
《外滩画报》：听说你还因此被告上法庭？
承孝相：对，要么被劳动厅抓走，要么就是被仲裁。作为建筑师不应该经历的遭遇，我都经历了。3年后，1989年，“空间”稍微稳定了，我就把它交给一位曾经共事的前辈，自己逃了出来，在12月27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我不希望人家说我是90年代建筑师，所以赶在80年代的最后几天成立了事务所。
《外滩画报》：在你的建筑生涯中，两个人对你的影响较大，一个是阿道夫，另一个是金寿根。你跟随金老师15年，也被金老师困了15年。你是怎样摆脱老师，形成自己风格的？
承孝相：我那时做的不是自己的建筑，而是金寿根的建筑。我几乎与世隔绝，对别的事情一窍不通。在我的建筑生涯中，第一个敌人就是金寿根，所以，我经常跟金老师“打架”。
那时，金老师吩咐我下班后画10张图，我一定会画20张。第二天，我和金老师面对面，拿着图对峙。但是我没有赢过一次。这样的对峙在第二天晚上又开始循环。时间久了，金老师就累了，烦了。
我在“空间”的15年就是这样支撑下来的。这15年里，我的世界里只有金寿根。离开“空间”时，我就是一个傻子，除了金寿根的建筑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外滩画报》：1992年，你参加了那个刺破韩国建筑界的“4.3”展览，你是如何加入“4.3”集团的？当时展出的作品是什么?
承孝相：“4.3”集团成立于1990年，有14名成员，每人都拥有一个小型建筑事务所。很多成员我都不认识，我在其中是比较年轻的。当时在韩国建筑界，建筑师聚会只在校友范围内进行，形式都是校友会，根本没有作品讨论。这对建筑发展是没有好处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这些毕业自不同院校的建筑师聚在一起，组成“4.3”集团，定期聚会。
那时，我们经常旅游，去各地看建筑。几个月聚一次，每次每人都拿出一件自己的作品，大家就作品讨论。大多数的讨论都是通宵达旦的。那时我终于了解到，除了金寿根的建筑之外，别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做建筑的方式。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式。所以，当我拿出作品时，总是受到攻击，总是被追问，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我说没有，就又被骂，那你还做什么建筑？受到打击，我很惭愧、很绝望。于是再次反省自己，重新学习建筑，看建筑。那时，我再次想起了阿道夫。
通过两年的学习、讨论，大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建筑宣言。1992年，“4.3”集团举办展览。这个展览是向冰冻的韩国建筑界发出的宣言，展览的题目是我定的，叫作“这个时代，我们的建筑”。
在展览上，我提出的宣言是“贫者美学”，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提出“贫者美学”。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一直坚持做这样的建筑。展览结束后，“4.3”集团就解散了。因为每个人太不一样了。后来，有四五个人一直合作，延续至今；有些人就断了联系。“4.3”集团对我的意义，是让我认识到我是谁，我应该怎样做建筑。
《外滩画报》：“贫者美学”的灵感是不是来自你童年的苦难？
承孝相：和苦难有一点点关系，但主要是跟后来的经历有关。建筑、艺术，一般都跟创作者的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我之所以不适合金寿根的建筑，可能是因为我俩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我要做的建筑里应该有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些经历就是我的衣服，让那些都复活起来，我才是我自己，以此为基础做建筑，我才能变得自由、平和。
《外滩画报》：小时候的苦难经历对你的建筑生涯有什么影响？
承孝相：我的父母为了避难，从北韩逃到南韩。他们避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自由地信仰基督教。当时，北韩不允许信仰基督教。我出生在难民聚集的釜山。教堂、群居生活，这些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周遭都是基督教倡导的价值观：节制、俭朴、清贫，帮助别人，与人分享。难民们围合在一个院子里，他们对真善美有了真实的印证。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小时候的经历都是建筑。如果把这些经历译成建筑词汇，那会是非常棒的建筑。在金寿根时代，我完全脱离了这种建筑。所以说，现在我的建筑风格，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复原了的，重新找到的，等于自己重新发现了自己。现在我做建筑，感觉非常舒服。
建筑的形状不重要
《外滩画报》：你在1992年设计的独立式住宅“守拙堂”（Sujoldang）被评为韩国20世纪十佳建筑之一，它的外表非常朴素。
承孝相：我设计“守拙堂”时，连设计费都没有收全，奖金比设计费还多。“守拙堂”对我非常重要，是我提出“贫者美学”后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也是“承孝相建筑”的第一个作品。“守拙堂”的甲方是俞教授，他曾经当过韩国文化厅厅长，当年他找我设计时，是一个贫困的学者，盖楼花的是他父亲的退休金。
在韩国，像俞教授这样的人，一般都买商品房住，但是俞教授很特别，他问我，为什么建筑师不能设计便宜的房子？于是我决定试一试。不过，“守拙堂”的设计初衷并不只是为了盖一座便宜的房子。
以前，韩国人都住在传统房子“韩屋”里。当建筑变得美国化、西欧化之后，房子都变得像雕塑一样漂亮，有的和自然协调，有的和自然对立。其实，建筑本身的形状并不重要，建筑如何顺承于自然，与自然融合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建筑内部的空间比其本身更重要。西欧的房子，庭院在外面，屋内和屋外是对立的。中国建筑和韩国建筑，屋内还有建筑，这是两国建筑非常相似的地方，根本分不清建筑的里外。
那时，很多韩国人选择住商品房，而不住“韩屋”。于是我决定挑战“韩屋”，在这个传统的建筑形式里，融入现代语素。“守拙堂”的占地面积只有700多平方米，非常小。但我还是在里面做了4个院子，等于是拆开了房子。另外，俞教授提出的比较低的造价，我也满足了。“守拙堂”的造价不到商品房报价的三分之一。那时候，商品房每平方米大约为200万韩元，“守拙堂”每平方米的造价只有60万韩元。
俞教授当时付不起设计费，他觉得很抱歉，就把自己珍藏的一块有200多年历史的匾额送给了我，上面写着“履露斋”。这块匾额的价值其实比设计费贵多了。“履露斋”这个名字非常好，此后我就把事务所的名字改成了“履露斋”。
《外滩画报》：在你的众多作品中，教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4年建于唐津郡的Tolmaru Catholic教堂，光影关系非常美。请说说你的教堂作品。
承孝相：Tolmaru Catholic是一个小教堂。我第一次做教堂是在“空间”，设计了马山教堂。金老师对基督教一窍不通。当时我刚到“空间”，资历不深，但由于我对基督教比较了解，金老师就让我负责马山教堂这个项目。
最近，我设计的釜山九德教堂快要竣工了。九德教堂是我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那是我父亲创立的教堂。到目前为止，我一共设计了将近10个教堂，每个教堂都差不多。其实建筑的外形都是不同的，我说的相同是指空间的构成。比如原来的九德教堂，我进过无数次，每次进教堂，都要先走过一个缓缓的斜坡，进去是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几棵树。这些步入教堂的路线都是相同的。路上那些道路、缓坡、院子、树、墙，都是教堂中非常重要的建筑要素。在我设计的马山教堂、九德教堂、Tolmaru Catholic教堂中，都具备这些要素。
《外滩画报》：当你漫步教堂时，会想到儿时的经历吗？
承孝相：小时候去教堂之前，我在家里就开始兴奋了，当洗好脸，穿上漂亮的衣裳时，“上教堂”这个行为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当我经过坡道来到院子，经过那些墙来到教堂时，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认为，教堂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教堂的这个过程。
《外滩画报》：除了教堂，你还有一大作品类型，就是医院。你设计的医院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医院。
承孝相：其实我也可以说是韩国医院建筑的革新者之一。1992年，我第一次设计医院，那是一家小型的妇产科医院（溶洞Jeil医院）。以前的医院都是白色的世界，很多人不喜欢去医院。其实医院不是令人生畏的地方，而是给人健康、快乐的地方。特别是妇产科医院，那是生命诞生的地方。我不认为医院必须得像医院，医院可以像美术馆，也可以像酒店。溶洞Jeil医院在韩国医院建筑领域影响非凡。在它之后，韩国的医院建筑开始多样化。
北京比上海有秩序
《外滩画报》：相比你的住宅设计，我对你的商业设计缺乏好感，包括刚刚竣工的朝外SOHO。
承孝相：商业建筑的目的性比较强，建成后得生意兴隆，比较典型的商业建筑就是百货商场。如果朝外SOHO忠实于商业目的，也可以像其他建筑那样，下面做很大的体块，再一层层堆上去就行了。但是朝外SOHO非常大，占地15万平方米，体积也非常大。我不想做成传统的商业建筑。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人生活过，也许很久以前，这里也有胡同。我能感受到历史上那些逝去的建筑的形式，所以我想在朝外SOHO里形成一座城市。现在，从外面看，朝外SOHO是一个建筑，但走进去，里面非常复杂，有道路，有广场，还有小胡同，很多不同的天桥，就是一座小城市，所以我管朝外SOHO叫“小北京”。而一般的商业建筑里，都没有这些。这就是我做大建筑时的方法之一。
《外滩画报》：北京的前门改建引人注目，你也参与其中。能说说你的设计方案吗？
承孝相：不能说具体的，现在得保密。可以说的是，四合院本身会保留。其实四合院是非常单纯的、公式性的单调建筑。前门四合院在民国时期经历了重新改造。当时，很多人自发地聚集在这里生活，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特别的空间形式。所以，四合院本身固然重要，人们在里面的生活痕迹也很重要。如果回到四合院的最初时代，会抹杀之间的那些时代。因为历史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
我想在前门四合院的原址上做一个空间博物馆，冻结空间状态，空间组织尽可能地保留。建筑当然会有一些变化，会根据新要求做一些设施，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变动。如果我的设想能够实现，这将会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建筑空间博物馆。这也是我寄望的北京新面貌，现代融合了历史与传统。
《外滩画报》：“履露斋”的项目在首尔最多，其次是北京。北京的建筑现状被认为和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相似，你怎么看？
承孝相：比70年代的韩国还70年代，更压缩。但比起上海，北京还是健康的。政府好像比较留心规划。北京的现状不能用历史来解释，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无法解释，应该说是“北京主义”吧。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北京非常独特，如果用以前的视角来批评、评论，都不合适，需要新的视角。
《外滩画报》：你提到了上海。
承孝相：上海是自由而繁忙的，说得好听点，就是非常动感。但是上海没有秩序，北京比上海有秩序。反正，上海应该是商业城市吧。北京因为是首都，又有悠久的历史，应该守住自己的体统，跟上海不同。
愤怒让人健康
《外滩画报》：你的事务所承接的项目，在2000年前每年不超过5个。2000年之后，一下子多了。2007年9个项目，2006年11个。你当年担心“空间”发展过快，现在是否担心“履露斋”的发展速度？
承孝相：我读过弗兰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美国建筑大师）的自传，他在1949-1950年间做过600多个项目。我现在一年最多也就20多个项目。接了这么多的项目，当然是因为我能做到，如果做不到，我肯定不会接的。因为我的习惯是所有项目我都要手绘设计。项目多了，我也越来越忙了，睡眠时间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瘦了。
《外滩画报》：这样忙碌的生活，你习惯吗？
承孝相：我是喜欢比较忙的。在忙碌的时候，忙里偷闲，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如果老是玩，很闲，也没什么意思。
《外滩画报》：你还是那么喜欢韩国足球吗？
承孝相：是的，很喜欢，经常熬夜看球，在办公室里，边干活边看。
《外滩画报》：现在还画画吗？美国建筑师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就很喜欢画画。
承孝相：当然画，但我只画建筑草图，否则，专业画家一定会笑我。斯蒂芬·霍尔对水彩画很擅长，但这可能是一点自我陶醉。我认为建筑草图只要把建筑师的想法反映在纸上就行了，越简洁越好。
《外滩画报》：经过了年轻时代那么长时间的愤怒，您现在还愤怒吗？
承孝相：当然了，愤怒让人健康，只不过现在愤怒的种类不一样了。
《外滩画报》：以前为政治愤怒，现在为什么愤怒?
承孝相：为弄脏、浑浊这个社会的所有贪欲。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