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风云》海报
文化学者朱大可
朱大可：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煽情是电影工业的阴谋
《精武风云》日前正在上映，并且在中秋档期拿下了第一名的票房成绩。但是，票房不能说明一切，对该电影表达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刚硬视角，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凤凰网娱乐对话著名批评家、文化学者朱大可，他表示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影院煽情，这是电影工业的一个阴谋。他认为电影和所有文艺产品一样，它必须首先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它的最终本性属于爱，而不是仇恨。以下是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精武风云·陈真》这个中秋节国内票房第一，请问您到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么？您对这类功夫片感兴趣吗？
朱大可：抱歉我没有看过。但这种功夫片属于类型电影，有一套既定的叙事程式，所以大致可以推断出它的基本形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就读完了金庸和梁羽生的全部小说，此后又在乘船往返于福州和上海的途中，观看过大量香港拍摄的劣质功夫电影，从最初的狂喜，直到最后的作呕。现在要去电影院里看这种东西，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NextPage]电影工业利用了需要慰藉的创伤心灵
凤凰网娱乐：从黄飞鸿、叶问到精武风云，此类“打洋人”的影片都能赚到大把的票房，您认为这是市场必需的类型吗？
朱大可：当然，这是中国模式的现代神话。在一个缺乏公正、公平和暴虐横行的时代，人们需要借助这种幻觉来慰藉受伤的心灵。电影文化工业利用了这种创伤机制。
“民族主义”拳脚狂欢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
凤凰网娱乐：这类影片上映时，影院里经常有观众叫好鼓掌，为何在目前这个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时代，我们的观众仍然如此热衷看此类渲染民族主义的电影？
朱大可：文化调查表明，这种对洋人的仇恨，其实是仇视本土富豪、权贵和所有权力的一种曲折表达。在所谓“民族主义”的拳脚狂欢背后，隐藏了更为复杂的心理动机。除了传统的义和团思维之外，更多的还是观众对现存资源分配、政府管理体制、警察和司法状态的不信任。功夫片的共同主题是：拳脚下的公正，才是唯一的公正，此外更无其它公正。这不是国际社会的通则，而恰恰是中国社会自身的丛林法则。
在功夫片中人们找回被保护的感觉
凤凰网娱乐：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是什么？
朱大可：除了我所说的创伤机制以外，支撑功夫片的的价值核心，就是暴力美学和流氓美学。所有功夫片里的主人公，都是“爱国主义”名义下的流氓英雄。他们是执法者、审判者和行刑者的三位一体，奉行以暴制暴、以恶抗恶的江湖游戏规则。他们还是父辈和少年、英雄和流氓、情人和杀手、白道与黑道、柔情跟暴力、爱国和护家、受虐与施虐等对立元素的混合物。而这种功夫神话、功夫英雄和功夫偶像的涌现，恰恰是因为人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安全感。在黑暗的剧场和明亮的银幕里，人们找回了被保护的感觉。
电影的最终本性属于爱，而不是仇恨
凤凰网娱乐：您认为这种现象与当今的电影市场环境又有什么联系？
朱大可：中国电影的道路，在题材方面越走越窄，只能自我克隆和自我山寨，不断刷新那些陈旧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电影还能从文学中获取养分，而当文学也衰败了之后，电影就只能用自己的过去自慰了。
凤凰网娱乐：一些功夫片利用民族主义博取高票房，你认为这种行为对电影和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我觉得应当追问的不是观众的状态，而是影片制作者的动机。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影院煽情，这是电影工业的一个阴谋。它要把符号消费定位在民族主义观众的市场，甚至不惜煽动排外主义和种族仇恨，以此来转移人们对本土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饮鸩止渴。尽管能够获得短暂的高票房效应，但就长线发展而言，它只能令电影的道路越走越窄。电影和所有文艺产品一样，它必须首先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且，它的最终本性属于爱，而不是仇恨。
功夫片应终结民族主义叙事，从拳脚之道中发现人类真理
凤凰网娱乐：功夫片是中国电影的独特片种，您认为功夫片如何超越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未来之路应该往哪里走？[NextPage]
朱大可：功夫片的叙事模式来自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通俗小说类型。它是冷兵器时代的神话，却在清代晚期全面兴起，这跟帝国的衰败有着逻辑关联。它要展示的，不仅是中国拳脚对西方拳脚的胜利、更是拳脚对热兵器的胜利。这种咒语式的叙事，其实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欲望，在当代电影中的投射。中国功夫片要想自我超越，就必须终结民族主义叙事，并向好莱坞的《功夫熊猫》和《黑客帝国》学习，从拳脚之道中发现人类的真理。
凤凰网娱乐：这两年来，中国的电影市场一片火红，票房过亿的影片很多。有句话说“如果票房不过亿，你都不好意思说。”相对这个火红的市场，您认为中国电影人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应该创作和关注什么样电影题材？
朱大可：尽管本土票房一再被所谓大片、贺岁片、献礼片和功夫片所刷新，中国电影还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僵局。它的摄影和剪辑技巧正在国际化，但它却没有内在的灵魂，也没有健康、明亮和普适的价值观。它正在消费自己制造的噩梦，被仇杀、暴政、通奸、伪善、欺诈以及各种低级的欲望和罪恶所纠缠。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要向伊朗电影、土耳其电影、甚至越南电影学习，这个想法现在还没有过时，因为它们至今还是我们的榜样。
朱大可简介
朱大可，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范围包括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理性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实习编辑：明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