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林奕华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在话剧中心艺术剧院进行了一场名为“等待香港”的讲座。众多喜爱林奕华的观众来到现场。林奕华的两位师友———香港“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荣念曾和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系主任张秉权也专程赶到。
没有想到林奕华在上海有如此众多的粉丝和追随者。昨天下午，林奕华名为“等待香港”的《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开讲，众多喜爱林奕华的观众来到现场，他先后邀请三位观众与他并肩坐在舞台边缘开展问答式讲演，互动气氛出奇良好。
令林奕华和不少在场者惊喜的是，林奕华的两位师友———香港“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荣念曾和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系主任张秉权也专程赶到。讲座的后半段，三位香港文化界名人同台演讲，现场观众更趋兴奋。气质沉静、思维敏捷的林奕华自始至终妙语不断：“一个人的当下被传送出去，就会成为其他人的当下或未来”，“我不太喜欢那种像方便面汤包的‘情怀’，比如电视剧后的配乐，你不是被戏剧本身打动，而是被音乐打动了”之类的“林式话语”，在观众中引起阵阵反响。
观众：你好像和很多名演员合作过，比如黄耀明、刘若英、吴彦祖……你选择演员有什么标准？
林奕华：我选择演员有时候完全是凭借直觉，但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诚”。我相信只有具备“诚”的演员才能打动观众，才能向观众传递我所有要表达的东西。我喜欢演员关心的东西和我一样，演员关心什么，这很重要。
其实，我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演员也在选择我，只有能够彼此谈心的人，才会完成作品。筹备《快乐王子》的时候，我约吴彦祖出来聊天，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只字未提《快乐王子》。但当我第二天打电话给吴彦祖的经纪人邀其出演的时候，对方很愉快地答应了。刘若英演《半生缘》也是这样，聊了6个小时，没有聊戏。还有一次，我约了从《孽子》一路走到《盛夏光年》的张孝全到诚品书店聊天。他很喜欢冲浪，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冲浪的故事，丰富而精彩的人生。那个时候我正在寻找《水浒传》的演员，但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部戏。过了些日子，他自然而然成了九位梁山好汉中的一个。
观众：你曾凭借《红玫瑰与白玫瑰》拿到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但为什么你几乎没再做过电影了呢？
林奕华：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拿奖的人。因为拿了奖，就要走上台，就要说一段不知所谓的话。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事情，就行了。不过，人也有不是自己的时候，我隐约记得那次获奖致辞竟然冒出了“张爱玲，我们拿到了”之类的话，想想真有些恐怖。
事实上，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社会评论。我应该算是一个“愤中”，通过舞台剧这种媒介来表达我对社会的看法，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达到一种评论的作用，而电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媒介，至少目前我还没有那种感觉。
观众：你曾经前后八次改编过张爱玲的小说，一次电影，七次舞台，为什么这么喜欢改编张爱玲的作品？
林奕华：14岁那年，一位比我年长10岁的姐姐告诉我，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很不错，推荐我去看。但我当时发现自己不是很看得进去。只有书里一个叫《心经》故事打动了我，表面上是讲一个年幼的女生却有着惊人的心机，随意地摆弄着一段关系，并且和父亲之间有着不伦的精神恋情，内里却充满着青春的不安和躁动。我在《心经》里找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不是在某一个人物身上，而是在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找到了我自己。
张爱玲的很多部小说都和禁忌有关。我在选择作品改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在作品里看到我自己。张爱玲的精神让她非常现代，非常有预示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还在排演《倾城之恋》，还在排演《色丨戒》。她走在我们前面，非常前面。她的很多小说都是在讲中国男人的千疮百孔。我觉得你要靠中国作家反省男人的问题太难了，所以张爱玲很不得人缘，她在今天不能上到殿堂的地位，就是因为她的批判性，而她批判的又是男人。
观众：你认为当下港台地区与内地的戏剧文化有什么差别？
林奕华：香港戏剧很重视生活的语言，大陆戏剧是要提升语言，台湾则重视肢体语言。随着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频繁，戏剧文化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够用某一种语言反思，但整个文化多元化的生态环境不要丧失。
林奕华专访：戏剧是一种隐喻
（早报记者 潘妤）
见到林奕华之前，他的名字总是和很多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出生于香港，留学于英国，曾经是张国荣的中学同学，毕业后跟随王晶同事多年，1982年，和自己的师友荣念曾等人一起创办了亚洲地区最有影响的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与黄耀明的达明一派交情甚厚。之后自创“非常林奕华”剧团，迄今编导了超过四十出作品，合作的明星几乎涵盖了港台地区的所有知名人物，包括刘若英出演的《半生缘》，吴彦祖的《快乐王子》，陈慧琳、雷颂德、许志安的《行雷闪电》，梁咏琪的《大娱乐家》……甚至于自己唯一一次编写电影剧本《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捧走了当年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因为这些名字，自然会有很多想象，但第一次见到林奕华，还是太让人意外。远远地看见一个大男孩模样的人，一身休闲打扮，直冲冲地快步飞奔过来，一路到跟前，热情地伸出手来自报家门：“你好，我是林奕华。”之后，便进入随意的聊天。谈话的时候，林奕华认真得像个孩子，每一个问题都力求回答到让自己感到满意，也因此，采访持续了很久，这也像林奕华的大部分戏剧作品，总是有些漫长。他说：“我喜欢过程，就像《包法利夫人们》，过程才是文本，所以，常常不忍心把它们删掉。”
结束采访时，被告知，这个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的大男生已经快奔五十了。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痕迹。也许因为，时间都被他释放在了创作中。
关于自己
林奕华是个各方面都很特别的人，这是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共识，所以，他给自己的剧团起名“非常林奕华”。14岁辍学去了电视台当编剧，在节目研究部干了很多年，每天看8个小时的电视，在那里学会了批判思考。18岁时，林奕华被当年也只不过22岁的王晶选中合作，两个天才少年开始负责整个创作部的工作，在别人大学还没考上的年龄，林奕华就有了当时“骇人听闻的4000港币”高薪。直到遇到荣念曾，林奕华才发现世界上还有更有趣的一片天地，从此开始了在前卫艺术和戏剧领域的旅程。之后，林奕华去英国求学，回来后创建了“非常林奕华”。现在，林奕华几乎活跃在戏剧编导、电视电台主持和专栏写作等各个领域，同时还在香港演艺大学和香港大学等几个大学同时教授几门课程。熟悉林奕华的人，都会惊叹于他的精力。说起这个，林奕华颇有几分欢喜和自得：“我是一个随时很紧张的人，人生可以很丰富，我很享受表达和交流。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工作，其实是伸出不同的手来和别人交流。所以我会强迫自己一个星期看三四部电影，写三四篇专栏文章，做几个节目访谈，然后在上课和排戏的时候用来和学生、观众再次交流。”
不过，生活也因此显得无序：“我的家完全不像人住的地方，堆满了各种东西，衣服、DVD、书啊，总之就是好几座山啦。经常出门前根本找不到可穿的衣服，然后去‘山’里扒拉一件出来。”林奕华笑谈间，也有一丝无奈，“非常林奕华”每年获得香港政府约10万港币的资助，但对一个剧团来说多少有些杯水车薪。林奕华说，自己干这么多事情，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剧团运转。只是，自从《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林奕华再也没有涉足影视，因为只有在戏剧舞台，他才有表达的欲望。
关于戏剧
林奕华最新的创作计划是《四大名著》，其中《水浒传》和《西游记》都已经搬上了舞台。和《包法利夫人们》一样，这些作品只是借用了原著的框架，用崭新的角度探讨现代人的问题。《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相处模式成为林奕华探讨的话题，在他的戏里，唐僧、孙悟空和八戒、沙僧，变成了两对夫妻，他们经常吵架，但却相互依存。林奕华说，戏剧对我就是找寻比喻，情景、人物、时代，都可以在生活和戏剧中找到类比，“我们很多时候都生活在一坨陈词滥调上，没有发明什么。但我喜欢给自己找一个题目，然后在这上面盖一所新的房子。”
林奕华几乎和港台所有的明星有过合作，大部分戏都创造了票房佳绩，他的《东宫西宫》甚至让曾荫权自己掏钱买票来一看究竟，他的作品中总是能看见很多香港娱乐社会的元素，但却依然具有文化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林奕华有过很多思考：“消费和娱乐已经迅速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如果你还想让现代人通过看戏来思考，还是要通过一些办法让别人进来娱乐，然后再进入正题。”
虽然不排斥娱乐，但在林奕华看来，戏剧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社会评论，娱乐不是戏剧的目的，戏剧不是简单的消费。“戏剧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很有可能变成影视的附属品。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戏剧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在我看来，戏剧的魅力在语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让戏剧影响到更多人，这是一直以来我的自我要求。”
编辑 冰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