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辉：摄影师、导演

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曾任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北京青年诗会发起人

　　采访者：陈家坪

　　被访者：王家辉

　　这个访谈系列是由施小食和我共同发起的，我特别关注新一代年轻导演

　　作为电影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电影文化的感知，和在电影创作上的实践！

　　—— 陈家坪

　　“电影”是一门艺术，但“拍电影”却是一份拉帮结派的工作

　　青年导演的“帮扶”计划，并不像市场上宣传的那么多！

　　—— 施小食

　　《艺术民工》

　　类型/纪录片

　　时长/60分钟

　　拍摄日期/ 2005年

　　导演：王家辉

　　主演：朱晓光

　　制片人：施小食

　　出品人：王家辉

　　故事简介

　　本片主要讲述，怀揣着电影梦的艺术青年朱晓光，携带者一台二手DV，只身前往北京进行纪录片的创作的艰辛故事！

　　《艺术民工》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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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片下载的有效期为7天）

　　用旁观者的手法去记录

——陈家坪访谈纪录片导演王家辉

　　陈家坪：是一些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想到要拍《艺术民工》这样一部纪录片？

　　王家辉：2005年6月，我从横店影视城跑到北京，准备剪辑一个在横店拍摄的短片，到北京后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了，就跟一个朋友去饭店干了两个月的服务员。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艺术民工》的主角朱晓光也从横店来北京跟我汇合，他当时是准备在北京拍摄关于北京的纪录片，拍摄住在霍营的摇滚歌手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他还想做一个实验片。他说自己是从横店逃票来到北京的，我们见面交流了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拍他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就这样我们说拍就拍了。

　　我是2004年在横店认识朱晓光的，当时我在筹备拍摄第一部dv作品《作梦》。那会几千元的dv摄像机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一个相当贵的商品，我没有钱买dv，通过朋友介绍借用朱晓光的dv来拍摄我的作品。朱晓光人挻不错，他免费让我拿来用，他的dv是从家里借钱买的二手货。拍摄完《作梦》我们就成为了朋友，那时候我们都在横店漂。

　　2003年闹完非典，我是九十月份去的横店。最早大家都是抱着影视梦跑到横店，然后发现现实跟梦想差距太大，只能在横店混日子。朱晓光也是非典那年去的横店，比我早到半年。横店搞演员工会，朱晓光是第一个跟横店演员工会签约的人。那一年，横店由于闹非典，影视剧少，横漂们大多混的很惨，好多人吃饭都困难。我跟他聊天，得知他原来也在北京混过，在北京做过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个摇滚爱好者。他还在北京西站做过盲流，也在北京北影厂跑过群众演员，后来跑到了横店。通过聊天，我得知他在横店漂其实喜欢的还是北京，他说迟早还是要去北京发展。

　　在横店，我记得当时最多的娱乐消遣就是租VCD看电影。当时也看一些电影杂志，第六代导演还在谈艺术，什么道格玛95，贾樟柯，侯孝贤。但中国电影市场很不景气，第五代导演还是主流，第六代导演也没起来。我看杂志在讲朱传明，吴文光，拿dv拍摄电影纪录片，渐渐大学生也流行拿着dv拍摄短片。我用朱晓光的dv拍摄完第一个dv片子以后，2005年初就跑到上海买了一个佳能dv，然后在横店拍摄了一个短片。2004年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上映，看新闻说冯小刚要拍贵族，我拍的短片也叫《贵族》，想想现在应该叫蹭ip吧。2005年我拍摄《艺术民工》这部纪录片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差，拍摄dv剧情片要花很多钱，如果有了dv摄像机，然后拍摄纪录片基本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只需要精力和勇气，所以我就选择拍摄纪录片，选择拍摄朱晓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青年，我们是朋友，也比较熟悉，总体来讲就是这些机缘巧合，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陈家坪：在《艺术民工》这部纪录片中，朱晓光是一个怀着艺术理想，却混居在北京西客站地下秘室的青年，从这个角度进入北京生活非常独特。朱晓光可谓是身无分文，异想天开，不顾一切地开始纪录北京地下揺滚音乐。dv机老是坏掉，他的处境朝不保夕，他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的一个北京，完全区别于北京国际大都市的主流形象宣传，但我们却更为真切，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时代生活中被压抑的人性和创造力。这部作品的画质也许相对粗糙，它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活力却是无比的纯粹。

　　王家辉：朱晓光逃票来北京跟我汇合，带的钱就剩下一两百元，其它家当除了一身衣服最珍贵的就是他那台dv摄像机了。我当时辞职，身上大概就剩下六七百还是七八百元钱，跟另外一个朋友合租在通州一户平房里。朱晓光来后我们见面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晚上半夜到的北京，过来本打算在我们屋里挤挤凑和住一晚，结果房东发现了死活不同意。朱晓光差点跟房东骂起来，最后还是在外面熬了半夜。幸好那是七八月份，朱晓光后来还一直在说那个房东就是神经病。其实人嘛，在哪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印象里北京给我的感觉总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上到达官贵人，下到三六九等，各基层，各行业，各种文化，在北京总能找到他的生活圈子。

　　后来我打算不租房了，决定跟朱晓光赶紧把片子拍完回横店。朱晓光拍片之前打算去北京马甸的北京血站卖血，其实也不算卖血，因为血站的意思是献血给你二百多的营养补助费。好多人就为了这二百多的营养补助费去献血。朱晓光也去了，结果检测不合格，血也没卖成。奥运会的申办确实给北京经济带来太多的发展机会，不过当时的北京经济还属于起步阶段，穷人还是很多，很难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外地人来北京就是打工挣钱，还生活了一群来北京追梦的北漂群体，比如摇滚歌手、画家、艺术家、诗人、演员等等，还有常年驻守在南站的一些上访群体。

　　朱晓光在北京西站做过盲流，当时天不凉，所以他打算去北京西站住。意想不到的是，在拍摄的第一天朱晓光的dv就出问题了。因为用的是dv带，机器出现磁带等机械问题，开机一段时间又好了，反正一直有问题，找柜台去修理要价很高，朱晓光最后决定自己拆机修理，竟然修好了。

　　我们去北京地下摇滚排练基地霍营村，朱晓光本来就是一个摇滚爱好者，最早来北京就住在北京的第一个摇滚基地树村，后来树村拆迁了，很多乐队转移到霍营。其实，很多摇滚乐队也混得很惨，生活都顾不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地下乐队。朱晓光应该是非常热爱摇滚音乐，所以他首先去拍摄这些摇滚乐队。我拍摄朱晓光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人才。朱晓光小学期间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名，他脑子里面的想法很多，但有些想法也比较极端，特别符合这帮摇滚歌手的气质。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punklord，他自己说就是朋克老大。我们的拍摄条件自然很艰苦，基本上就是坐公交车来回跑，去霍营，去迷笛音乐节，去北京的各个地方。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谈论梦想，我觉得朱晓光拍的是霍营村当时地下摇滚音乐的状态，还有北京的快乐与愤怒。我的想法是用最纪实的记录手法去拍摄。我拍《艺术民工》的想法就是展现朱晓光对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个视角，和他对摇滚音乐纪录的一些现状，以及他的生活状态。

　　就当时来讲，dv的画质还是过得去，现在看来有些惨不忍睹，粗糙得不可以接受。但是纪录片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可以记录一些消失了的事物，或者历史什么的。现在虽然有了各种高清设备，4k摄影机，但是当时那样生存的地下摇滚乐队已经不见了，很多当年的地下摇滚风格都改变成乡村音乐，再不是那个味道了。

　　陈家坪：《艺术民工》拍摄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这个作品是怎么完成的，在你的个人生活及艺术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王家辉：《艺术民工》拍摄结束后，我剪辑了个比较长的版本，大概两个多小时，片名叫《活在北京》，内容比较全面，节奏比较慢，还剪辑了一个二十多分钟的短片版本，叫《首席网络导演盲流北京》，主要是一些片段。

　　我2005年拍摄纪录片那会儿，大概才二十二岁，也年轻气盛，喜欢电影，喜欢纪录片，也喜欢冲动，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感觉。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比较怀念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艺术民工》这个版本，是前些天朱晓光做剪辑的朋友王康看到这个片子以后觉得有价值，可以再发掘一下，于是王康剪辑完成了这个最新的版本，取名《艺术民工》。

　　中间这些年，随着视频网站的崛起，我也拍摄了大量dv短片，但都不成功，什么原因都有，主要还是经济条件差，个人原因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2009年以后我就很少拍摄作品了，主要专职从事摄像师工作，赚钱混日子。

　　我的私人生活变化不大，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老男孩，喜欢新鲜的东西，对一些丑恶的现象表示愤怒，然后就是混日子。这些年，我也拍摄了一些央视频道的电视节目，还有各类宣传片、专题片，各种摄像工作。微电影兴起了，我也没拍什么作品。2013年我辞去比较稳定的摄像师工作，又转行做起了自由摄影职业，因为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吧，上班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个比较痛苦的事情。2014年拍摄朱晓光出演的微电影《屌丝》，差不多也是纪录片手法拍摄的。我做摄影师也拍摄了几部网络大电影，内心里还是在做着导演的梦。今年，我跟着朱晓光去骑行顺便拍摄了一些东西，有机会还想再拍个剧情片。

　　我觉得《艺术民工》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完成过程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影响最大的就是纪实风格，还有对这个社会的了解。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有些东西你不去了解就永远不会知道。就我个人来讲，我拍摄片子总想去追求真实，尽量表达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跟央视的一位导演做摄像拍摄纪录片，导演的要求就是纪实电影，我用旁观者的手法去记录，不喜欢干扰事情的发生。因为我曾大量运用主流媒体的那种摄像技术，有位央视纪录片导演就跟我急了，说我这是不会拍纪录片，是在玩摆拍。他一遍一遍指导我拍，我也不知道是他在玩摆拍还是我在玩摆拍。央视导演去调动指导被拍摄者的情绪，而我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怎么说呢，时代变了，思想也变了。这些年过来，如果要想再让我拍摄纪录片，我就想拍摄一部关于污染环境的纪录片。

　　陈家坪：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拍摄纪录片的？你会一直坚持自己想做导演的梦想吗？

　　王家辉：我喜欢纪录片应该是从看国产的电影纪录片开始，也可能是从玩dv的时候才开始关注纪录片，比如2004年还是2005年我看了一部反应艾滋病的中国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像是谁拍的忘了导演的名字，但片子内容给我的印象挺深。就是拍摄河南艾滋病村里的几个艾滋病人等死的题材，说实话看的我很压抑。还有张扬的《盲井》，《盲井》应该不是纪录片，但是看完不舒服，特别是后来的《盲山》看完要难受半天。

　　其实，咱们中国拍纪录片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都是宣传主流文化价值观、正能量题材的纪录片，体制外就是那些大多拍摄边缘题材的，拿到国外获奖，在中国体制内不太受欢迎的纪录片。但是我觉得两种纪录片都要拍，老看边缘题材的纪录片，心理受不了，看多了难受。但是老看那些正能量又觉得这个社会很假，就像吃肉，老是吃肉真的会腻，吃点蔬菜也是挺好的。中国纪录片走的比较极端，要不太边缘要不太娱乐，可能跟人的生活环境道德思想有关。

　　我这人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看纪录片看得最多的还是探索频道的那些户外探险或者动物的纪录片，然后一些战争的纪录片，再就是人物人文纪录片。

　　如果我不拍《艺术民工》这个纪录片，我可能不知道北京还有那么多群体，比如有一帮摇滚青年，一帮底层人物挣扎生活在北京，但是这些人应该被记录下来，因为他们也是北京的一部分。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拍剧情片，因为毕竟看电影比看纪录片看的多太多了。

　　在横店那段时间，我没事就去租光盘看片，这么说吧，横店那些音像店的经典电影艺术片、b级片我都看光了，印象深刻的有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子》、《全金属外壳》，还有《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霸王别姬》，当然还有姜文的《鬼子来了》等等几百部片子。那时候，我比较喜欢外国的导演库布里克，国内的有张艺谋、姜文。我喜欢张艺谋的多变，不过自从《十面埋伏》以后，我好像对张艺谋不是很喜欢了。

　　如果不拍片的话，我这人比较喜欢玩，喜欢旅游，喜欢吃喝玩乐，总之喜欢的东西蛮多的。这些年中国的纪录片发展越来越商业化了，拍边缘题材的基本快绝迹了，这应该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大家都忙着赚钱，出现了老百姓比较喜欢的纪录片比如《舌尖上的中国》、《故宫》等等。中国人有钱了，但生活幸福指数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在努力赚钱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娱乐。中国的纪录片市场还是以主流商业纪录片为主。不过中国纪录片也在变得多样化，综艺化，关乎人文的纪录片我觉得真的不好搞，柴静制作的关心环境的《苍穹之下》很火爆，但是后来网站都下架了。不过有些比较大胆的纪录片还是出现了，比如《人间》等等。其实，艺术纪录片也会慢慢有市场的，等人们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之后，就会去选择更多文化，更多题材的东西，不会一味的娱乐。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满意也不满意，满意的是还在从事相关行业，不满意的是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导演梦想。

　　2016.12.19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