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莹
10月12日上午，手表指针已经指向9:02，阳光媒体集团位于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办公室还是一片沉寂。这个时候，一阵皮鞋脚步声“蹬蹬蹬”急促地向会议室赶来，紧跟着是她早已为人耳熟的磁性声音：“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以为今天是个电话采访。”
她是杨澜，普通百姓眼里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而作为阳光媒体集团主席，她是商界最知名的花木兰。自1999年与丈夫吴征创办以来，阳光集团已成为中国民营媒体文化公司的代表之一。
她的身上有太多的光环，仅最近两个月，就有媒体评出的“中国最美12女性”“年度商界木兰”等新荣誉加身。会议室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奖杯，她淡淡一笑，“怎么说呢，这些对我来说真是……”她顿了顿，“受宠若惊，我觉得自己成了万金油了。我还是更看重作为一个传媒人的角色。”
虽是大清早，还是看得出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灰色羊毛外套把她瘦削的肩膀给衬了出来，钻石耳环，淡淡的底妆，全身上下最闪的地方就是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虽然她在去年拥有了自创珠宝品牌“LAN”，但是她用手转了转戒指，“最珍贵的还是我的结婚戒指，也戴了14年了，虽然样子已经有点过时。”
这一天，她是公司到的最早的人，接受完采访后，十点要开会，下午奔赴法兰克福出差，在去机场的路上，有一个电话访问，在十个小时的飞机上还要啃完几百页的资料，因为落地后要采访经济学家林毅夫，最后再去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起先，我们只是例行公事地聊了些她的近况，可是中断对读书时代的回忆后，她开始卸下盔甲，把玩着手中的曲别针，吐出了自己对慈善、对成功、对家庭的想法，聊到高兴处，爽朗大笑。她说自己是个“俗人”，她也会开始为孩子的青春期操心，会从书中找到和老公吵架的类型，会喜欢漂亮的珠宝首饰，面对社会和家庭，会有责任感带来的压力。[NextPage]
角色：亚运合作方
用文化来鼓动起年轻人的热情
记者：从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到现在推出《唱响亚运》，你似乎和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杨澜：我觉得和体育这个缘分也是挺奇妙的，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体育很优秀的人，但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阴差阳错参与了两次北京的申奥，从中也深深地感觉到国际体育赛事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作为传媒人的身份介入，还可以利用专业优势发挥作用。音乐是体育一个特别好的载体，特别是当它针对年轻人群的时候，音乐和体育都是无国界的。这一次很荣幸作为亚组委的音乐推广独家合作伙伴来做《唱响亚运》系列活动，希望能够鼓动起更多年轻人对体育赛事的热情。
记者：阳光媒体集团作为《唱响亚运》的独家合作伙伴，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杨澜：最大优势是我们通过《唱响奥运》积累了很多制作演唱会的经验，同许许多多的音乐界专业人士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和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有做国际活动的拓展能力。
角色：慈善家
慈善不仅是爱心，也是一种能力
记者：杨澜作为一个名女人在慈善领域做了很多事情。杨澜：慈善和名不名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曾说，做慈善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杨澜：我因为和各种慈善组织合作，包括我自己做一些独立的慈善项目，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慈善热情是越来越高涨，但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最主要的是慈善和公益机构执行力问题。就是说——你有了这么多钱，这钱能交给谁去执行？一个是身份问题，还有一个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其实就是能力问题，缺乏足够的有经验的管理人才，也做不成慈善。所以我就提出来慈善不仅仅是爱心，慈善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阳光文化基金会在过去的三年到现在，在未来更长的十年二十年里将致力于中国公益机构的管理能力培训和相应的学术研究，这一点是目前的空白。大家往往是通过电视晚会筹款的形式把钱筹下来，但钱怎么用下去才是影响捐款人下一次捐款的最主要原因。怎样从一时冲动、流泪感动的捐款方式变成一个长期的生活方式型的、可以执行、可以反馈、可以监督的长效机制？这是一个慈善机制的建立，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做些事情。
角色：传媒人
到现在对话筒还有热情，有时候说是很廉价的
记者：你有各种身份，自己更看重哪个角色？
杨澜：我还是更看重作为一个传媒人的角色。1990年我大学毕业做《正大综艺》，到2010年，我正好从业二十周年，我觉得二十年我能够在第一线做主持，采访过数千人物，做过很多的纪录片，也在媒体的商业化文化民营媒体公司经营和生存上跌过很多跟头，做过很多尝试，这是让我最感到骄傲的。
记者：让你始终处于话筒最高端的原因是什么？
杨澜：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足够的热情就不能做，我还有热情，你说这多奇怪！我觉得我还是对第一线做主持有热情。
记者：你还有时间做采访的功课吗？
杨澜：就是这点我还比较骄傲，做《杨澜访谈录》做了九年了，到现在每一个人物的所有功课、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看过的，提纲我们有策划团队给我底稿，但我有时会重新写，所以要相信这些笨功夫。灯一亮摄像机一开就拿着提纲问下去，观众可能一次两次看不出来，但是一年两年就看出来了。
记者：你不允许自己这样？
杨澜：我不允许。我觉得做功课其实是有乐趣的，你做主持，很多时候你都在梳理，你没有好好静下来看文字，最后就变成只是在那儿说，有时候，说是很廉价的，还是一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比较有价值。做功课看似挺累，其实长久了就都变成你的积累，我挺受益。[NextPage]
角色：商人
商业伙伴没有收益，我反而忐忑不安
记者：你曾说过年轻的时候追求自由，现在更多的是追求爱，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杨澜：我现在也挺追求自由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慢慢的责任感会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家庭带来的责任——父母年纪大了开始有各种病痛了，你的孩子开始要进入青春期了；还是公司带来的责任——公司发展的越来越规模了，公司的前景和员工个人职业前途，包括慈善的这些事情……一种责任感会越来越强，有时候也觉得挺有压力的。
记者：这个压力可能跟什么有关？
杨澜：你已经做了这件事了，你总是想把它做好，总是要对别人负责任，所以现在压力比过去多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觉得要自由要实现个人价值，那时候感觉要突出个人价值、实现个人诉求、实现个人梦想，常常就和自己的环境有很多的冲突。二十多岁三十岁初的时候，我这种冲劲挺大的，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长多高，中间也跌过很多的跟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就责任感会更强一点，不仅仅是追求一种个人满足感，也希望带给别人一种满足感。
记者：什么方面的经历让你最有收益？
杨澜：经商给我的教育最大，别人可能觉得经商是追求利润和商业利益，但是我恰恰觉得，你经商了你就知道，你必须双赢这个生意才能够谈得成功，你必须长远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才可能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如果他没有利益我反而觉得忐忑不安。所以恰恰是商业教会我一定要关注别人，如果做一件事情别人没有任何好处这件事情是做不成的，推而广之在公司、在社会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回到一个更大的社会上，你没有关注到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你自己的满足感和快乐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
角色：女人
十年没做饭了，经常有一种自责和内疚
记者：这么忙，工作和私人生活比重怎么协调？
杨澜：现在越来越难以安排，手上有很多的球在不断地扔，原来三个，现在已经五个了，有点快接不住了。
记者：时间怎么分配给家人？
杨澜：一年中有不同的阶段，有时可能一个月有两个星期在出差，就很难顾及到家里。但其他一些时间，比如说夏天或者冬天放假，比如这次十一，我就有完整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我觉得挺不容易的，经常有一种自责和内疚，你永远不可能做完满了。
记者：刚才你接电话说要给儿子过生日，会不会自己下厨？记得多年前你说最爱吃的一道菜是梅干菜扣肉。
杨澜：没有，不能要求我这样，我大概十年没做饭了，这个方面我可能不能像其他的母亲那样让孩子觉得，这是妈妈的菜的味道，真的，这点实在是不可能再做
到了。但是我有时候会抱着游戏的心情和孩子们一块儿做一顿饭，我们一块儿去超市，各人准备一道菜的原料，回到家做，做完后让其他家庭成员评，看谁的菜做的好吃，我通常都是最后一名。做饭这点我很惭愧，我不行。[NextPage]
角色：人
我的焦虑和不安永远都在
记者：到了这个阶段，你有过焦虑和不安吗？
杨澜：我觉得焦虑和不安永远都在，我好像不是一个能够非常轻松、非常随意就能够把事情干好的人，从来不是。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是需要很用功才能把书读好，我现在反而相信笨笨的力量。有时候一个人笨点好，就知道下功夫，下了足够的功夫，你就有一些别人轻易拿不走的东西。焦虑和压力我每天都有，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只有焦虑的人才能够活下来，我觉得这是人的生物本能。我到机场就买几本自我帮助的书，怎么样面对压力？你有压力第一你就得承认，第二你得学会和别人分担，你有焦虑你就说出来，比如我就会跟我的老公说我这一段时间怎么怎么样，你得帮我想想这个事想的对不对，公司的战略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缓解。如果焦虑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和可管理的层面，它是一个前进的动力，跟每天喝了咖啡似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我要开始做事情了，这个挺好。
记者：你有信仰吗？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杨澜：我有信仰，我的安全感来自于我觉得我走的一步一步还是比较踏实的，一步一步自己做还是最有安全感。信仰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宗教层面的信仰，一个是你所相信的理念和信念，这两个层面我都有，我最近做《杨澜访谈录》国庆特别系列，采访了七位国际政要、国家元首，其中采访李光耀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人均GDP达到两万、三万美金左右以后，社会就出现巨大价值真空，中国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乱后安定生存养育子女，先知温饱后通礼仪后，就会产生对价值和信仰的巨大的需求。李光耀提到日本韩国九十年代就出现大量的宗教团体，信仰宗教的人数急剧地扩张，其实在中国慢慢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你可能从某一种世俗的角度来说，比如大家对于丹讲《论语》如饥似渴，想去学习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价值需求的一种很自然的社会转变。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最深的、稳定焦虑的途径是有所信仰。
记者：最近在看什么书？
杨澜：最近我看的几本书都挺好的，有一本是龙应台写的《大江大海1949年》，她给了我们一个更广
阔、更底层的图卷。另外，我有时候会看可能有些人觉得挺俗气的书，挺有帮助的，最近看了一本英文的很小的书，叫《HOW TO LOVE》（怎么样去爱），机场买的，我拿来一看觉得挺好的，比如说夫妻吵架最常出现的逻辑和方式，我发现还真是那样，原来我和我老公吵架和全世界的夫妻都一样，书里讲到爱是具有很大的能量，但爱不是全能的，爱不是很自然地会永久的。这种方面的小书也挺好的，调节调节，坐在机场里翻翻，很快，一个钟头看完了，也挺有意思。
角色：名人
我干吗要做完美的人
记者：随着知名度和财富的增加，你也不可避免出现过一些负面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澜：一开始挺难受的，觉得被误解了，这和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经历有关系，特别是女孩子，包括我现在发现我女儿也是这样，女孩子特别希望得到别人认可。这恰恰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会在某些时候限制你的一些发展。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越来越相信如果是误解的话，时间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当误解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就此躺下不干，你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一直做下去，时间会解释很多事情，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记者：误解是不是成名必须付出的代价？
杨澜：也不是，任何人，不管你有没有名都会有被误解的时候，很多烦恼是从这个方面产生的。要接受自己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干吗要做完美的人？我就是有缺点的，我觉得还是做一个俗人，挺好的。[NextPage]
记者：做一个笨人？
杨澜：笨一点、俗一点也挺好的，别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已经很累了。
记者：见过无数名人，你觉得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其实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非常狭窄的，应该再宽泛一点，不要从知名度或者企业大小去评判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挺不愿意被归入这种行列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就很了不起。我觉得最终的成功应该是心灵感到相对来说比较快乐，能够把心灵快乐作为成功的标准，我们这个社会上就会少点焦虑，是吧？
记者：那你快乐吗？
杨澜：我基本上是快乐的，我有压力，但没有到让我觉得生活已经没有意思了的地步。我一天可以睡七个小时，而且现在练就了一个本事，我在车上、飞机上随时就睡，睡眠质量很高，也是缓解这种压力和焦虑的妙招。
（实习编辑：周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