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宏宇
“在《达达》里,我也希望能找到年轻人生活的质感。”张元说
9月11日,张元的新片《达达》公映。这离他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成为一个导演,已经有20年了。20年的导演生涯以1999年为分界线,之前他是“地下”的,多次因为独立制作的影片“私自”出国参加电影节受到处分;1999年《过年回家》在等待7个月之后通过审查,成为他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
张元还很清楚地记得10年前《过年回家》在北京青年剧场的首映式。两层观众席的剧场坐得满满的,电影放完了,他和李冰冰等演员在台上与观众见面。“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特别反对——张元我觉得你这不是走出地下,而是冲出轨道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下面有的人就跟他吵起来了,吵成一锅粥。”见面会草草结束。张元有点沮丧,“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张元回忆说。但总的说来他是高兴的,因为拍电影10年了,他的作品终于可以见到活生生的国内观众。
那之后,张元所有的影片都获得了公映许可。《我爱你》、《江姐》、《绿茶》、《看上去很美》,《达达》是第六部。
《达达》由张元和年轻作者李霄峰、贾丽莎共同编剧,不过最初他们创作的是另外一个剧本,名叫《无法无天》。故事来自合肥一起真实的治安案件:2005年,三十多个13岁到19岁的农村少年结成组织,进入城市以抢劫为生,他们以近乎“三班倒”的方式,在两个多月里作案两百多起。他们在一次行劫当中杀死了大声呼救的女性受害人,因此案发,尽数落网。李霄峰从警界朋友处得知,少年的组织里,原来也有着成年人一样复杂的勾心斗角,在案发之前,这个小团体内部已经接近崩溃。
《无法无天》写了这个少年组织从诞生到覆灭的短短过程。剧本送电影局报批,当然没有通过。“简直是明知要死,还是奔着死去了。”李霄峰笑着回想,“张元还定了《无法无天》这个名字……”这一个电影拍不成,张元拾起了多年前拍完《我爱你》已经开始筹划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寻找生母的经历。而这时候李霄峰又被一则发生在广西的社会新闻所吸引:一个13岁农村女孩,在邻居家遇到同村男青年,聊起天来;男孩邀女孩去自己家坐坐,她未加思索答应了。在男孩家,他突然强迫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女孩家报了案,男孩从此消失。男方家庭不断向女方一家道歉,两家关系竟也日渐融洽,女孩一天在男孩家发现男孩给他母亲打来了电话,暗自记下号码,给他打电话聊了起来。电话越打越多,就这样聊出了感情,最终女孩家也同意两人的婚事;男孩从外地回来,女孩陪他去公安局请求撤案,说以前并没有发生强奸。但公检法岂是儿戏,尽管庭审时女孩为男孩求情,他还是给判了三年半。
这两个故事“捏”成了《达达》。达达的单身母亲有个男友,平时对达达也有点“不三不四”,他说达达是领养的。达达决定去寻找生母,邻家男孩赵野陪了她一路。寻找没有结果,回到家里,达达又碰上母亲男友醉醺醺地骚扰;争吵中男人跌下阳台,赵野惊恐地逃走,再不敢回来。那条社会新闻里的故事,最终只用上了男孩潜逃的部分。“不是说通不通过审查的问题,”张元说,“中国电影不分级,我自己心里都有点怵。你说到底什么样的电影能给大家都来看?要我没有女儿也还罢了。”张元12岁的女儿宁元元在暑假里几乎看了电影院里所有的电影。“你是不是觉得,其实也有好多并不适合她看的?”南方周末记者问他。“那当然,肯定的!”张元说,“但也没关系吧,中国人的承受能力那么强。”
同张元的采访就在他的家中进行。2008年初的一个晚上,北京警方带着北京电视台一档法制节目的记者就是在这里敲开房门,查获他与几个朋友吸毒的现场。从媒体角度而言,电视镜头相当“暴力”。“自己一直是拍纪录片的,这回让别人给拍了,多好玩啊。”今天的张元已经可以谈笑自若地说起这件事,“再说还得感谢人家,要没这个事,我可能还没有去约束自己。”
离现实再近一点
南方周末:《达达》的英文片名叫《达达的舞蹈》,这个电影里舞蹈的重要性是什么?
张元:我希望这个电影能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你要说这故事,实际也是挺重的一个故事,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里也不可能经历——母亲男友的性挑逗、杀死母亲的男友、自己男朋友的逃亡,自己的妈妈到底是生母还是养母……这些对一个年轻人或者对一个家庭都是挺大的事。过去,不管是《东宫西宫》、《过年回家》或者《儿子》那些电影,我用的方式还是很重,这次我希望用舞蹈或者轻松的感觉把它描述出来。我不想那么使劲,还是让大家在舞蹈中感觉到,为什么都是这样的遭遇但我们还能活下去,原因就是我们还有自己欢快的地方。
今天在文化上,不见得是中国文化最影响年轻人。可以说在地球任何一处,只要有互联网,你可以有很多选择,究竟听什么玩什么,他们有自己的美感、选择。这个电影的音乐最后选择意大利的安德烈·奎拉去写,包括最后她说“我要去自首”之后这次舞蹈,他向我推荐《救赎》这首歌,我一点不觉得很遥远。今天任何地方的年轻人,他们都可以接受这种歌曲,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她还能跳舞。
[NextPage]南方周末:这跟你在《北京杂种》里记录的青年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
张元:我拍《北京杂种》时只有一个念头:能不能通过这个电影,让大家闻到一种胡同里的味道。一个电影总有针对性,当时张艺谋、陈凯歌他们拍的那些电影,我就觉得架势太大了,把自己文化的含义或者视觉的东西提得太高了。我希望我的电影里能散发出一种臭味来——汗的味道、厕所的味道、街道的味道——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我甚至在那时候忽略了结构的完整、叙事性,我是希望从视觉里边直接地得到真实。在国外放映的时候,我脱离这个环境和那些外国人一起看这个电影,自己都觉得有点震惊,还的确抓到了一点那个味道。
在《达达》里,我也希望能找到年轻人生活的质感。要说李昕芸、李霄峰他们是在演谁,实际上在演他们自己。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是流露了现在年轻人的表情、动作、心态。我一直在想电影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这部片子是在《看上去很美》之后,那个电影实际是当成一个寓言来拍的,做《达达》的时候希望离现实再近一点。
奔跑的小蚂蚁
南方周末:从什么时候起,你对自己的电影能够公映的愿望特别强烈?
张元:《东宫西宫》之后。那时候也拍了七八年电影了,和现在很多年轻导演一样,基本上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国外的电影节上跑。当然我个人很认同西方电影节的选择,但总感觉,我始终是个旅游者,我的电影在这儿不管大家是喜欢不喜欢,却不能和自己电影院里的观众直接交流。深一步说,当时我实际已经选到了《过年回家》这个题材,按照地下的方式也拍不了,我本身要在监狱里拍摄。当时我给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审查。《东宫西宫》一结束实际我已经开始和电影局打交道,申请有没有可能我的电影在国内通过审查。
我记得是我女儿出生的那年,终于下了一个“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到今天我觉得这还是做对了,后来像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也走了一样的路。
南方周末:为这个决心你都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张元:做的努力太多。技术上的细节都不足挂齿,最重要的还是在题材选择上,在拍摄表达的尺度上,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警觉。但我比较反对过去记者经常用的“妥协”这个词。因为导演,搞电影工作,一个娱乐的职业,在这个国家里算什么呢?你要用妥协这个词,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娱乐圈这点算什么大事?无非是一些奔跑着的小蚂蚁,非常微弱的力量。
我们有时候还是得暗自庆幸,能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电影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有什么可能性呢?我也就是因为上了电影学院最后才做了电影啊。拍《妈妈》的时候,1989年,就是十几家电影制片厂在拍电影,你怎么能想象没有国家电影制片厂参与,你自己找一点钱,在自己家里,拍一个自己想拍的电影?要在过去恐怕你这是反革命活动。到了2001年,电影局正式宣布可以有单片许可证,公司可以拍电影——他们也发现,必须要按照世界潮流,按电影人自己的选择,按资金的不同来源去选择他可能要做的不同的东西。这和我们最早做出的贡献不能说没有关系。1996年《东宫西宫》出来的时候,香港也没有直接表现同性恋的电影。今天同性恋话题大家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