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清湄

    之前，中国电视观众看到的自然类纪录片基本都是经过翻译之后、有着很高制作水准的欧美纪录片。《森林之歌》结束了这个历史。在拍摄过程中，编导和摄影师们历尽了千辛万苦，也看到了一些事先怎么也没有料到的现状。自然保护区基本已被村庄和农田包围，面积小到根本不够拍。动物们缺少食物，无家可归。等待它们的出现比“请明星大腕还难”。

    去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晚10：40播出了一部反映我国森林版图的大型纪录片《森林之歌》。这部由国家林业局投资1000万人民币拍摄的11集纪录片，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

    《森林之歌》播出以后观众的反响之好是导演陈晓卿没有料到的。观众普遍认为，《森林之歌》跟国外的自然类纪录片相比“不分伯仲”，画面唯美，富有情趣，他们第一次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这么多美丽而罕见的动植物，像黄蚁、胡蜂、星鸦、金丝猴、胡杨、云杉、红松、红树……观众在肯定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意见——字幕中出现错别字；编导们专业知识不扎实，把棕榈科植物和蕨类植物相混淆……

    从2004 年开始，《森林之歌》30多位主创人员奔赴东北、秦岭、新疆、西藏、武夷山、云贵高原、海南等原始森林，开始了为期1000多天的拍摄。平均每个编导和摄影师在野外的时间都超过100天，最多的人在野外时间达到400天。拍摄的素材累计30000多分钟，但真正播出的素材只有1/60。

摄影师们恪守着不用牙膏和肥皂清洁以及不能抽烟登规则，
陌生的气味会让动物们不敢接近。

    “让动物和植物自己讲故事”

    《森林之歌》播出一个多星期后，制片人兼导演陈晓卿打开一封专业人士发给他的《森林之歌》收视率调查：“收视率是0.74，从9月份到现在为止同一时段最高的收视率”。 “同一时段”指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晚上10：40这个“亚黄金”时段。第一次做自然纪录片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陈晓卿已经很高兴了。《森林之歌》花了他4年的心血，这4年中他基本没有精力兼顾别的事情。

    《森林之歌》共11集，每集50分钟。除了前两集“政论篇”以外，后面9 集“自然篇”每集以不同地区的独有树种为主人公，讲述了发生在秦岭、长白山、武夷山、云贵高原、海南等原始森林中不为人知的动植物故事。

    在《森林之歌》之前，中国电视观众看到的自然类纪录片基本都是经过翻译之后、有着很高制作水准的欧美纪录片。其中，最为国人熟知的莫过于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的节目，比如《地球脉动》和《寰宇地理》等。这些节目大多有着成熟的制作模式和营销渠道，满足观众的同时也赚到了钱。
 
    很多中国电视制作人也是这类纪录片的爱好者，他们能脱口而出一些西方著名纪录片导演的名字，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的大卫·戈登堡、《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恩，却从没有亲手实践过像他们那样的节目制作。

    陈晓卿最早接触动物纪录片是在上个世纪末。1998年，他从一个日本同行那里听说了一部叫《大白鲨》的纪录片。“片子大意是讲一条鲨鱼从草包变成英雄的故事。”但是让陈晓卿惊讶的是，片中那波涛汹涌的“海底世界”居然有很多是在鱼缸里拍的。这种拍摄方法既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又节约了成本。陈晓卿第一次感受到商业纪录片的巨大好处。

    陈晓卿接触过一些享誉世界的纪录片大师，像日本的高木平直、美国国家地理的迈克·史达明、《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恩，《帝企鹅日记》的导演吕克·雅克特。“见雅克·贝恩的时候我还没拍《森林之歌》，我觉得很扯淡，花那么多钱捣腾一个东西。”

    陈晓卿对雅克·贝恩说：“我们太穷了，拍不起纪录片，你们有钱。”雅克·贝恩说：“我也没钱。”陈晓卿又问：“你们那么多拍纪录片的人，有没有谁特别有钱的？”雅克·贝恩想了想，答道：“我知道一个拍非洲的纪录片导演，本来很有钱，拍完以后就剩一点点钱了。”

    林业局对陈晓卿的要求是像国外纪录片那样“拍出森林之美”。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看起来很多，但真正计算起拍摄成本，陈晓卿才知道，想用1000万拍出国外纪录片的效果，必须采用商业模式。“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做不到像西方摄影师那样长年累月在野外候着。”

    很多编导习惯了先拍素材，素材不够的话后期通过解说词来弥补。而这一次，陈晓卿要求“用故事形式表现，用动物和植物的视角看世界，让动物和植物自己讲故事”。

    第一次拍“正儿八经的自然类纪录片”，每个工作人员心里都没谱。《北国之松》的编导李文举和摄影王路在长白山拍了一个月，拿回来的带子都是困在铁笼里的东北虎。第一次去红树林找灵感，李文举看着不到一米高的红树乱七八糟地长在滩涂淤泥之上，理不出半点头绪，半夜，他和王路仰望星空，抽掉了两包烟，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4年之后，2007年12月1日，《森林之歌》终于问世了，只不过时间也由原来定好的黄金8点档推迟到晚上10：40。

    陈晓卿苛刻地给《森林之歌》打了刚刚及格的分数，“但如果考虑主题控制、设备、资金等因素，可以打85分。”

一直以为祖国地大物博的编导和摄影师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自然环境已被严重破坏，导致很多时候“不够拍”

   四天等来一只星鸦

   在拍摄《森林之歌》的过程中，编导和摄影师经历了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第一次”。第一次在原始森林里安营扎寨，第一次为了拍一个镜头等上好几天，第一次和野生动物零距离接触，第一次乘着“三角翼”从空中拍摄地面，第一次把自己绑在绳索上拍湍急的瀑布……

    正式开拍之前，摄制组请到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两位野生动物摄影师。老师传授了野外拍摄的技巧，怎么架设钢索、怎么搭掩体等等，还教他们等动物出现的时候要特别有耐心。

　　李文举和王路分别是《森林之歌》中《北国之松》的编导和摄影师。李文举告诉记者，“东北森林和别的森林不一样，它占到全国木材开采量的一半。可现在，它已经养不活它的林业工人了。”在专家赵士洞的帮助之下，他们把拍摄主体对准了长白山的典型树种红松。关于红松，最有故事的当属它的果实——松果。松果是森林里很多动物的主要食物，但它是一种退化了的物种，必须依靠吃它的动物为媒介来繁衍。一个特别好的关于生态链条的故事在创作者脑中诞生了。

    《北国之松》小组很幸运地遇到了50多岁的动物学家朴正吉。朴先生在长白山上实地考察了20多年，对长白山上的动物习性了如指掌，细致到松鼠怎么埋种子、星鸦怎么埋种子。摄制组在长白山的100多天中，朴先生几乎每天都跟着他们。

    转眼到了冬天，为了拍到一些能和前3个季节对应的细节，摄制组花费了不少时间等动物现身。他们想拍一些星鸦吃松果的镜头。根据朴正吉判断，他们身处地方100米内肯定会有星鸦出现。摄制组在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王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拿树枝搭起一个掩体。接下来就是静候星鸦的到来。王路每天早上5 点钟就来到掩体下面等着，李文举则和其他人远远地待在一边，谁都不敢发出什么声音。森林里的等待是极其无聊的。对于每天一包烟都不够的李文举来说，在森林里简直是一场灾难。给他们培训的外国专家告诉过他们，在野外不能用牙膏和肥皂清洁，不能抽烟，这些陌生的气味会让动物们不敢接近。

    一连3天，王路都必须在掩体里蹲上八九个小时，东北的冬天很冷，最低温度只有零下30℃，最高温度也就零下10℃。摄像机的电池不能受冻，王路只能把3块电池放在怀里捂着，看到动物出现再小心翼翼地把电池装进去。即便这样，每块电池在正午时分也只能拍到5分钟，而早晨只能拍1分钟。为了不让脚冻坏，王路只能把全部带着的4双厚袜子穿上，可一天下来，里面还是沾满了冰渣子。

    最初的等待是必需的，要让星鸦认为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不速之客，而是自然而然“诞生”在森林里的。到了第四天中午，星鸦仍然没有出现。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浪费一分钟就意味着拍摄成本的增加。这一点是商业纪录片最忌讳的。李文举当机立断：“12点还拍不到我们就走吧。”12 点，星鸦还是没有出现。等了这么久了，王路还是不死心，坚持要再等一会儿。没想到，就在12点20分左右，王路突然听见鸦叫声从树顶上传来。他立刻装好电池，拍下了星鸦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颗树上的镜头。全景有了，还需要特写。就在王路为已经拍到的镜头兴奋不已之际，这只星鸦仿佛通人性一般，从树上飞下来，停在一个雪堆边。王路立刻把镜头拉近，想看清楚它在干什么。这一看，让王路兴奋得差点叫出来：星雅用它长长的尖嘴啄起一粒松子，含在嘴里，警惕地朝周围看了看，没发觉什么动静，含了一会儿，却没舍得把松子吃下去，而是埋进了雪地里。

    全部的星鸦镜头只拍了1分多钟，最后用到片子里的却有50秒。“这集里其他的镜头都没什么，这个镜头太关键了，它意味着长白山原始森林里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有了呼应。”王路说。而观众则有幸通过这个简单的镜头，感受到松子的匮乏严重影响了野生小动物的生存状态。

    让角色现身比请明星大腕还难

    像《北国之松》小组一样幸运的还有《云横秦岭》小组。他们在出发前从长期从事金丝猴研究的动物学家李保国那里打听到：一群金丝猴正面临王位更迭，一场争夺王位的好戏即将上演。

    《云横秦岭》小组不费什么工夫就弄到了一个好故事：秦岭的深秋，树木凋零，猴群首领“甲板”带领妻儿跟随猴群不时下到地面，在落叶中寻找果实充饥。坠落的果实毕竟有限，家族之间常常因为争夺食物而发生摩擦。“甲板”四处大打出手，它的霸道遭致一些家族成员的反抗。“八字头”是一只强健的公猴，对“甲板”猴群首领的地位觊觎已久。它纠集了一帮公猴作为自己的盟友。失去其他家族成员支持的甲板腹背受敌，八字头趁乱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甲板”的左腿被严重咬伤。八字头理所当然地成了猴群的新首领。“甲板”的伤情日益严重，猴群在八字头的带领下往温度高的山下迁徙，只留下“甲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山上待着……

   开拍之前，《森林之歌》摄制组还请到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的老总给大家讲课。老外传授的一大经验就是“先有脚本，然后按照脚本讲故事”。《森林之歌》的编导们把脚本写得尽量有故事性，到真拍时才发现，故事里的角色现身比请明星大腕还难。现实又不允许他们长期蹲守，商业纪录片节约成本的要求和编导们最初的理想产生了巨大分歧。

    《大漠胡杨》集的导演和摄影师孟晓程和李小东夫妇在新疆生活了10多年，对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胡杨林和其他动植物都有一定了解。拍摄之初，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大漠特有的动物黑鹳。《大漠胡杨》开拍前，大漠里的黑鹳越来越少了。孟晓程夫妇在沙漠里找了个遍，只发现两三窝。他们对大树上一个黑鹳家庭观察了十几天。某一天，一列载着游客的小火车从大树前轰隆隆开过，黑鹳受到惊吓飞走了，只剩下一个空巢。夫妇俩只得选择胡杨为主角。

    《雨林回响》集的编导朱乐贤原本选择的主角是海南热带雨林的特有动物长臂猿。细细了解了一下，才知道整个海南霸王岭地区只有12 只长臂猿。一个雨雾朦胧的早晨，听到远处传来猿啸，《雨林回响》小组扛起3台摄像机，跟着叫声跋山涉水，累得骨头散架，却把长臂猿跟丢了。第二天，一只长臂猿突然出现，摄影师还没来得及打开摄像机，它就一晃而过，镜头里记录下一个模糊不清的猴影。随后，听着猴群发生尖利的叫嚣，专家告诉他们，猴群只有在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时才会发出这种叫声。果然，摄制组等了好几天，连长臂猿的叫声都没再听见过，却误打误撞拍到一只没有戒备之心的巨松鼠在树上享受美味果实。“我们要拍长臂猿，却拍到了巨松鼠，好歹也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乐贤说。

    这些难题是一直以为祖国地大物博的编导和摄影师们怎么也没有料到的。李文举在拍摄红树林之前，去了广西和浙江的红树林保护区，却发现这些保护区基本已经被村庄和农田包围了。红树林的面积小到根本不够拍。2005 年冬天在长白山上，李文举从伐木工人那里听说，以前伐木工人砍倒一棵树，能看见树底下冬眠的熊瞎子被锯成两半。“现在只要油锯一响，它就跑了，跑到林子深处躲着去了，等我们晚上收工了，它悄悄地回来，睡一觉。现在也没有大树了，它也就只能在雪地上拱个窝，凑合一宿。”

    “中国的动物种群太少了，我觉得不够拍”

    —— 专访《森林之歌》制片人、总导演陈晓卿

    记者：为什么选择商业纪录片的模式？

    陈晓卿：我们决定这样做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没那么多钱，没办法像西方拍自然类纪录片那样，不计拍摄成本地长年在野外待着；另一方面，西方商业纪录片的模式永远是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投资方和制作方首先要求考虑观众，观众喜欢什么就拍什么。

    记者：拍摄前对编导们强调最多的是什么？

    陈晓卿：我要求编导每一集都有一个强大的主体故事。

    记者：我看下来，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

    陈晓卿：对，每个编导的接受能力不同。

    记者：如果编导不能领会你的意思，你会发火？

    陈晓卿：他们都能说出来我发了几次火。

    记者：您觉得哪几集拍得最好？

    陈晓卿：“雨林回响”、“云横秦岭”和“大漠胡杨”三集。有几集故事性弱跟现实条件也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科研力量。有些动物根本没有行为记录，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干什么，也就无从拍起。国外的同类片子都有很强大的科研后盾。我们的科研顾问的价值都不是特别大，只能帮我们看看片子有没有硬伤。国外专家可以直接告诉拍摄者，哪些故事有趣，你最好直接讲哪些故事。国外的动物研究要生动有趣得多，不像中国的科研比较死板。

    记者：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自然纪录片摄影师和导演吗？

    陈晓卿：日本的高木平直、美国国家地理的迈克·史达明、《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恩、《帝企鹅日记》的导演吕克·雅克特。

    记者：整部片子制作完成以后，跟您预想的有出入吗？

    陈晓卿：我们拍到的关键性镜头太少，中国的动物种群太少了，我觉得不够拍。

    记者：《云横秦岭》一集里，解说词说的是两只公熊猫为争夺配偶打架，可观众只看到被打败了的公熊猫趴在树枝上，没看到打架镜头。
   
    陈晓卿：对，我们也想像国外纪录片那样，后期把这些镜头在室内补拍。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记者：如果您下次再拍森林，而且没有规定一定要拍这几种树，您会怎么拍？

    陈晓卿：故事的主题指向会更加清晰，主体故事会更加强大，不会有这么多“平面”的介绍。

    记者：人文纪录片和自然类的商业纪录片，更喜欢哪种？

    陈晓卿：当然人文纪录片拍得更过瘾了。

    记者：哪种更难拍呢？

    陈晓卿：两种都难拍，但难拍的方式不一样，自然类纪录片难在捕捉关键性的场景。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