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戎戎

    中影集团的老总韩三平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企业的老总，走过的道路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他会在他的简历上特意注明“当过兵”——生于1953年的韩三平，插过队，当过知识青年，当过兵。1977年，韩三平进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从照明的角色开始起步。

    1977年至今，韩三平说他亲自经历了中国电影非常热闹的30年。这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电影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韩三平个人的身份，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在峨嵋电影制片厂，他先后任照明、场记、副导演、艺术中心主任。1983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毕业后，回到峨嵋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副厂长。其间，与人合作导演了故事片《不沉的地平线》和《避难》等。1985年，通过成功主持操办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大会，在电影界开始享有声望。

    韩三平职业生涯中最具转折性的一年，应该是1994年。这一年他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厂长。担任厂长期间，他以出品人身份组织、创作生产了100多部影片，其中包括故事片《孔繁森》、《赢家》、《民警故事》、《非常爱情》、《红西服》、《不见不散》、《春天 的狂想》、《荆轲刺秦王》、《张思德》等优秀作品。也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贺岁档”概念，支持冯小刚拍摄中国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

    北影厂厂长的身份，意味着获得了在电影界的一种发言权，但也正因为这个位置，让韩三平比常人更深刻地看到中国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1/3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1988年有45%的影片发行不足60个拷贝。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第一次出现亏损。198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借贷，负债达2005万元。进入90年代，1993年，国产影片的生产减少一半，观众不足从前的1/3。电影《甲方乙方》中虚构的“演员没有戏演，导演、道具、编剧赋闲在家待业”，正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真实面貌。韩三平自己也曾坐在北影厂办公室内为怎样给职工发工资头疼不已。1996年，北影厂20部等待投拍的电影中，曾经有8部被“枪毙”。

    1999年5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韩三平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主抓集团制片环节，任务是让中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要求，进行业务重组、资产整合和产权制度的改革。

    2007年，韩三平出任集团董事长，他积极筹备中影上市，2008年初，中影上市获批。韩三平说，接下来，他认为中影上市要“稳扎稳打”。

    他说，中国电影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迅速崛起，就会步很多国家的后尘——本土电影被挤压。民族产业撑不住，肯定是全产业的悲剧，甚至是民族悲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度上想这个问题。

    韩三平说，对于中国电影，他自己是有危机感的。年末的一次论坛上，他说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中影来讲，文化产业改革这是最后的机会。其次，我个人再过五六年就退休了，很幸运等到了这次机会。”问及中影为什么要选择上市，韩三平的回答是反问式的：“你说企业为什么要上市？”显然，目前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企业家的角度上想问题。

    “电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联系采访时，你说下一步想发展一类“新概念电影”，你期待的“新”在哪里？

    韩三平：中国电影现在发展势头非常好，2007年票房上涨了26%，涨幅超过GDP的好几倍。

    这是建立在一定时期的积累和磨砺上的。我们这些年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在把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产业改变为中国特色的市场时期的产业。经过几年的观念准备、市场准备、政策准备、制作准备，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效。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正在发展，我们要进入这个产业，但是我们要注重这个产业的民族性、民族特点。也就是说，如何让产品具有中国电影的特点、华语电影的特点，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难题，是一个压力和一个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是个难题？

    韩三平：电影太共通了。电影比音乐、舞蹈、小说、文化、美术……这些人类艺术的共通点都要强得多。弄得不好，它是中国的题材，但很可能会代表别国的文化。比如《花木兰》，迪斯尼的《花木兰》，中国人就未必满意。现在的电影要高科技，但我们的科技相对落后。而美国电影工业正在不分国界地获取题材，不论什么文化，什么资源，如果不做努力，就会被好莱坞全部占用。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采访李安，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因为电影的句式是西方人奠定的。

    韩三平：李安说的是形式，我们说的是内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关于杨家将的剧本，怎样来评价穆桂英和杨宗保？这是有文化特点的，是传统道德形成的。在美国人的剧本里，穆桂英杀了杨宗保，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显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所做的判断。但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念，而是我们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呢？当然，目前他们是强势，但是我们经过努力以后也是会达到的。中西方的价值观是有区别的，道德观也是有区别的。谁好谁坏，谁优谁劣，也很难讲，为什么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价值观，要在电影产品里来体现，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中影在2008年要怎样努力？

    韩三平：首先还是要生产中国文化的优质产品，我们不是简单的宣传，我们的价值观要通过作品来发言，从里面渗透中国道德观。形式好办，高科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谁都可以用。但是电影渗透什么，不同人做的是不一样的。我始终把我们的产品上升到民族电影的高度。中国电影集团的产品要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不论传统题材还是现代题材，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做的。当然，要做到这点，不但要有高科技，还要结合现代商业理念。这包括现代高新技术、现代工业手段和现代商业运作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中影集团直接投资了《投名状》和《长江7号》，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影在什么方向的努力？

    韩三平：《长江7号》里，周星驰的目光在普通人的普通感情，父子感情，每个人都会遇到，每个人都逃不掉。你可以不结婚、不恋爱，但不会没父亲。

    原来我们的观众，对“大片”有许多议论，集中起来无非几点：一、场面华丽；二、制作庞大，但是观众不满足内容空虚，人物不饱满，换句话说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投名状》解决了这个问题，故事和人物都非常扎实。这是我们看好《投名状》的前提。

    “‘大片’是不能跨越的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站在2008年的开始回望，你认为过去的“大片”策略是成功的吗？

    韩三平：“大片”是必然要经过的、不能跨越的阶段。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在前进的，你不能期望一个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事情都是在发展，要允许一个东西的生存，不要一出来就一片骂声。这些导演，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调整。你看现在周星驰关注普通人，陈凯歌关注梅兰芳，拍得怎样另说，选题是扎实的。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家还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继续胡编乱造故事，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和口碑。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只要故事好看，内容扎实，表现了中国人的故事，故事里塑造了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人物形象，观众就会喜欢。你看，《集结号》并没有明星吧？唯一的明星是导演，但是票房很成功。

    现在来讲，“大片”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必须要有名牌产品，才能带动产业发展。3万元可以买西装，300元也可以买，但名牌会带动产业发展。电影也是商品，要符合商品生产规律，而且还不光是国内市场，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讲，三四百万元拍个电影，想进入欧美的主流发行，那确实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讲，欧美一两千万元拍的电影，在中国，老百姓也不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觉得目前中国有一批导演非常优秀，像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安、吴宇森，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们必须要靠他们生产出优秀的产品，吸引中国观众，吸引全世界观众。这之后，下面才能带动一批中小导演。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去年中小制作的电影票房还是欠佳，而且新的年轻的有市场号召力的导演没出现。

    韩三平：其实去年有个很好的现象，投资超过1000万到五六千万元的片子达到30多部，等于中等规模影片已经建立了市场地位，我觉得金字塔的雏形已经建立了，会形成良性的格局。而且中影集团现在也在推行新的青年导演计划。中国电影集团生产的产品是多元化的，有陈凯歌、吴宇森等，也有中级产品制作。还有宁浩的《银牌车手》，马上要拍的《即日起程》。但是真正要在市场中占有一席地位，把这些产品送到观众面前还要有渠道和平台，也就是电影院。电影院在发行大型商业电影的时候，要有80%的上座率，从经营的角度，有一个成本与效益比，它肯定不愿意去努力发行那些只有30%上座率的电影。北京的星级酒店非常多，星级影院至少要和星级酒店一样多。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发行问题解决了，电影产品就会丰富，中小型产品就可以得到发展？

    韩三平：电影是两头，一边是制片，一边是电影院。电影产业最重要的是拍电影的和放电影的，现在拍的发展得很快，400多部了。这两年电影院发展也很快，每天平均新建1.5块银幕。但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8个厅放商业电影，2个厅放艺术电影，把喜欢艺术电影的人集中在两个厅里，上座率也会很高。但这需要个过程。中影集团所以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来建电影院，如果每天新增1.5块电影银幕，每年就能新增六七千块银幕。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为了赚钱，10个厅都放映超级大片。而且有很多电影——真正独立有思想的电影，是不能用超级大片的形式去制作和推广的，但它们是电影新血液的来源。很多有新想法和新思考的电影，可能刚出来时不能被观众接受，但它们恰恰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电影市场的基础。光是“大片”是不会有市场繁荣的。在欧洲，有很多电影基金的存在保证了各种各样风格电影的生存；即使在美国，现在大制片厂制度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上世纪90年代《低俗小说》出现后，很多人开始重新意识到独立制作的魅力，大制片公司和独立电影制作并行不悖。而我们现在，有些青年导演认为，他们成了被遗忘的一群。

    韩三平：被遗忘的一群？他们这样认为吗？有些电影的赔钱概率比较高，我们因此要有节制。有些电影需要支持，但一定要保持在一定数量。说艺术电影没人看，观众不想看，看不懂，我们有的导演也有这种观念，这是错的。但艺术电影如果投资很高，受众很少，就不能成为指导原则，至少不要花那么多钱，要把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作为文艺片，小众是可以的，但它们不是产业基础。首先还是要把产业支撑起来，产业没支撑起来，小趣味是没用的。毕竟我们搞的是产业化，你不能单纯地要求别人少赚钱和赔钱，来支持某种理想主义。一个企业，不能要求它少赚钱和赔钱，这和研发还不一样，它肯定不是企业本能的行为。我相信全世界没有这样的电影公司，谁越赔钱我越投谁，这样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倒闭了。公司毕竟不是慈善事业，我们搞的是企业，是产业。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在强调电影的商业性，也一直在讲，要吸引全世界观众。看来你还是不甘心中国电影目前只能进入国外艺术院线，希望进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

    韩三平：不是不甘心，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正常，这也不是中国电影的出路。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出路在于观众和票房，不在于奖项，这是产业基础。奥迪车受大众喜欢在于它的质量和服务，不在于它得过奖。西方国家过去给过中国电影几个奖，但这根本不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基础，也绝不是中国电影的出路，不能作为产业的发展方向。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什么奖没拿过？为什么产业还是不发达？伊朗电影、西班牙电影拿了多少奖啊，但是中国观众对他们有感觉吗？没感觉。我们方向也不在这里。我作为大公司的总裁，眼光一定要定在中国电影在本土是否有票房，然后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发行领域。

    “票房是压力，也是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国产票房连年增长的目标是你的压力吗？

    韩三平：是压力，也是方向。我认为每年递增25%的票房，这个势头起码还会持续10年。我说的可能还少，我们的产业市场刚建立，你们看到的还只是城市这一块。今后中国电影市场会主要分布在三块：第一级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首的中心商业城市电影院线，十几个城市，1.5亿人。第二级是上10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二级城市，300多座，一个电影在一个城市收10万元都能达到3000万元。第三级就是农村，有六七亿人口。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信心的可靠程度有多大？2007年，《色·戒》之前，国产电影的票房是低于引进片一大块的。

    韩三平：那是那个时期。那几个月，国外电影的优秀产品都在发行。但是到后来你看，我们连续两部电影过2亿元，美国电影不也就一部《变形金刚》过了2亿元吗？着什么急啊？你看贺岁档一共就算是5个亿的票房，我们两部每部过两亿元。有人说美国电影没摆进来，我说实话，摆进来它也不行，最多四五千万元。今年的总体，国产电影份额超过了55%。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事实比我想的还要乐观。我觉得最可喜的地方在于，中国观众还是喜欢看中国电影的，观众对中国电影是有观赏欲望的。

    三联生活周刊：看2007年的这些电影，会发现无论在题材还是表现尺度上都比之前宽松了，这会是一个方向吗？

    韩三平：最好不要跟我谈审查，我们党还是在号召我们进一步放宽思想，当然这也要逐步来。《云水谣》、《张思德》这样的片子也拿到了一定的票房，我们过去说这样的电影没有商业性，但还是做起来了。中国是多元化的大国，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电影消费国，除美国之外，将超过日本，每年会达到几百亿元的票房。

    三联生活周刊：几百亿元？

    韩三平：当然会是几百亿元。当然这要建立在全行业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制片业。舆论和新闻界现在关注的只是制片业，但是背后还有很多，比如服、化、道这样的制作行当。中影今年建立了一个大基地，整体提高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当然更重要的是建立电影院，高速发展电影院。中国前些年曾一夜之间遍布桑拿屋、KTV、洗脚屋，我觉得这只是一定时期的现象，电影院以后一定会成为主流的娱乐消费审美形式。电影的主流消费人群有两类——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北京的离退休人员就有好几百万，《云水谣》、《张思德》，他们是喜欢的。再加上二级市场、农村，前途无量。我坚信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广阔的资源，你看光手机的用户就有多少啊。而且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花木兰啊，杨家将啊，不都是我们的吗？

    “我所期待的新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题材的限制问题呢？

    韩三平：我觉得没什么限制，当然有些特殊时期的故事怎么来表现，还是要探索。但是我认为中国电影还是不能走悲情主义的道路，还是要健康、阳光、向上，有精神力量在里面。电影沦为怨妇，年轻人也不喜欢。而且我们不能仅仅进入华语地区，还要进入非华语地区。中国将来要有自己的科幻片、太空片。我们的《西游记》、《封神演义》，想象力多丰富啊，这是多好的电影题材。我们现在的电影工作者还不如祖宗的想象力呢，《聊斋》，多丰富啊，《人鬼情未了》比《聊斋》差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聊斋》涉及鬼……可以拍鬼了吗？

    韩三平：当然可以，拍了那么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不是还要归结为是梦幻或者是精神问题吗？

    韩三平：先不讨论艺术问题，那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梦不梦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没这个梦也行，只要你讲的是鬼的情感，而不是故意用鬼来吓唬人。电影最后其实就是故事、感情、人物形象的冲击力，这是最原始的。

    人物形象要有魅力，阿甘、辛德勒，都是有魅力的。我们要写出自己的人物形象。改革开放3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将非常有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牵扯到伦理、道德等等。这30年来的人物，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目前在电影界表现得远远不够。我们缺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你期待的“新概念电影”，你对这种电影有个确切的概念吗？

    韩三平：我认为这个新概念电影，是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电影艺术表现方式和现代高新技术相结合，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电影工业制作手段和现代工业电影技术相结合，优秀的中国文化、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和现代营销推广方式相结合。优秀的中国文化，通过新电影这种方式，渗透新鲜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推广到全球去。我们不仅要给电影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容，新的表现力，还要研究开发新的视听产品，来满足不同传媒的需要，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这么说，你期望这样的电影，它借鉴了类型电影讲故事的方式，但讲的是自己民族的故事，传播的是自己的价值观？

    韩三平：你说的基本是对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用拍《指环王》的手段来拍《西游记》，用《侏罗纪公园》的手段来拍《中国猿人》。用《泰坦尼克号》的感染力来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种感觉。前段时间的“大片”可能形式大于内容，但同时内容和形式都要向前发展，甚至有时候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形式。要把所有功能都开发出来为电影服务，要一批年轻人来做这件事。这件事也不能仅仅依靠导演和演员，所有环节都要起来，整体都要发展。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推广队伍，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电影交给外国公司来推广，这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电影的推广必须要由我们自己的公司来做，文化产品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民族感情色彩，外国公司怎么来理解《梅兰芳》？怎么能理解《红楼梦》？

    2008年，我们重点制作一批《赤壁》、《梅兰芳》、《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2009年，中影将重点发展一批高科技电影的制作，我们已经在为此做准备。韩国人去年制作了《汉江怪物》，今年做了《D-WAR》，韩国电影已经走到了这样的路子上来，我们也能制作。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