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莉芳

    去年12月25日，李安在北京电影学院畅谈《色，戒》。随后，他前往天津和武汉，为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做宣传。在采访时，他说，“色”是感情，但“戒”是理智，电影是下地狱，不是上天堂。把灯关上，在黑暗的盒子里观看影像，陷入色相与情感，只有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去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毁灭，那就是´戒´。”

    2007年12月25日， 圣诞节，北京电影学院“大讲堂”， 像春运高峰的火车站。900个座位的教室，至少挤进了2000人。

　　这天举行的是北影第42期讲座，主讲者正是李安导演。这是《色，戒》在内地上映后，李安首次在内地亮相。在导演系主任田壮壮和校长张会军的左右陪同下，李安穿过水泄不通的人群，在简单的舞台下坐下，脚下放了瓶矿泉水。这是李安继10年前第二次来到北影，上次他是看一个导演拍戏，这一次，他受聘成为北影客座教授。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拉开了李安此次的内地行。此次，李安从欧洲回到内地是宣传、签售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书记录了李安从出生到拍完《卧虎藏龙》的经历，由张靓蓓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7 年10 月出版。张靓蓓是李安的好朋友，当时为了写作这本书，住进了李安家里，李安工作、上班、路上，她都看着，没日没夜的。此次出版之前，李安正在拍《色，戒》，他逐字逐句审订，包括标点符号在内。

　　12月28日李安到达武汉。经过数天奔波，原本已经感冒的李安非常疲倦。本报在发布会之后，和其他五六家媒体一起，对李安进行了访问。

　　“我的分裂不是病态的，而是常态的”

　　Q：怎么会看中并拍摄了《色，戒》？

　　A：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色，戒》，好像是积压了几辈子的孽障突然蹦出来。可是拍完之后，要拿去卖、宣传，大家都这么问，我就得用“假话”的方式讲出所以然，一方面像在给自己做心理治疗，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找合理解释。其实我在拍片的时候，有一些思路，但没什么道理。剪接师把片子剪出来，我都不想看。我要活在冥想里，把它当作一个谜最好。这就是我的拍片心态。

　　Q: 在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电影中，《色，戒》可能是离原著精神最远，却最贯彻了导演所理解的文本精神。你是如何改编、丰富原著的？

　　A：我在拍《色，戒》时，没想到“干净版”，想的就是“不干净版”。“色”不仅是色情、色相，怎么解这个字？一个女人跪在地上，一把刀把她的头砍下来，喷出血。这就是我们民族对色情、性爱的概念。“戒”不仅是戒备，还是用理智的眼光去了解情感、潜意识和冲动。在艺术领域里，可以在潜意识里深层沟通，这不是法律、行为准则能讲通的。张爱玲花了30年写《色，戒》，但全书只有28页，以她的才气完全可以一上午就写完，她花了25年去改写，去藏住，我觉得她对这个题材是害怕的。我在读完《色戒》后第一反应是，她怎么可以写这样一部小说，王佳芝怎么可以放走汉奸。但是我掉进了她设置的陷阱里，经过了一两年的挣扎和痛苦，我不知道中国人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本身也很恐惧。我也从来没有用女人的性心理去看男性社会。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觉得张爱玲一辈子在写东西，只有这部作品在写自己。其实汤唯演的是张爱玲，而易先生我参照了胡兰成和三个情报头子。

　　剧本写出来后，美国作家又改了几次，他给了2个很好的建议，一是学生杀人那场戏，那是个成人礼，学生经过第一次杀人最终杀人如蚂蚁；二是去了2次珠宝店，这是最大的改动。

　　Q：《色，戒》封闭拍摄了5个月，令你感到珍贵和困难的经历是什么？

　　A：拍得相当困难，对我个人来讲，最珍贵的是拍床戏，那是终极表演。演员要投入多少真心才能取得观众的信任？在投射里做多少创作和表演才能让故事比人生更真实？只有通过表演这种事情，我们才能追求到人生的真相。只有通过“色”的展示，我们才能了解戒。那两周是一段非常痛苦、特殊、具有破坏性的终极表演和拍摄经验，非常私密，而公开自己的私密东西非常难受。

　　Q：在你在影片中批判或者挑战道德问题的同时，你设置道德底线，或者有这种诉求吗？

　　A：有诉求，但没底线，当然我一直在探索“底”在哪。我这次拍《色，戒》有一个感受，我大概不会用电影去杀人。我有很多道德底线，一旦触碰到，会很难受。但是拍电影我有很大的好奇心，我觉得艺术应该往底下探，总想扯开底线，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然后跟自己的生活印证，作道德层面的探讨，所谓探讨就是把你看似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扯开。比如爱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当张爱玲以女性观点去看男性社会、男性战争时，就能看到一些很人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同情心、好奇心和探索。我只是探讨问题，并不想在电影里作道德表态。老实说，如果我是王佳芝，绝对会杀了易先生。可是拍成电影，我就会同情她，好奇她，想着她的感受。我拍电影和为人有一点分裂，这种分裂不是病态的，而是常态。每个人都有点病态倾向，只是你愿意承认多少，你有多少天分能够抓到你分裂的倾向。

　　Q：说说拍这部电影的压力。

　　A：拍电影过瘾，但承受很多工作、社会压力。你把私密解剖开，给别人看，那是非常不舒服的，被虐待狂。我拍这部电影到一半的时候，有段时间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电影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地步，你会有新发现。那是很美的，但必须把自己逼到那个地步才能发现。我们都觉得拍《色，戒》很幸福，可以经历这趟地狱。有时，往天上看，张奶奶（张爱玲）好像在对着我笑，我很想把她打一顿，然而她回头看我一眼，又让我毛骨悚然，说不出来。

　　“在《色，戒》这一关，我用的是拙力”

　　Q：你在中西方都拍过电影，和来自不同国度的团队合作过。中西方不同的环境、模式在导演创作上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A：最大的不同是拍西片比较轻松，因为整个制作环境比较理想。当我第一次拍美国片《理性与感性》时，心里没底，很紧张，担心给中国人“漏气”。而且，我拍片一向是自己研发题材，当我开拍时，已经领先人家好几年了，但《理性与感性》改编于名著，我一下子落后人家30年。但是拍《理性与感性》给了我很大启发，在西方，电影是声光、画面说故事。1年多拍下来，积沙成塔，我也有信心了。

　　反而是拍国片非常吃力，东方文化经验比较私人。另外，我对西片的文本不熟，只是从艺术和电影上思考，所以我抓住东西很快，比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快。而拍国片，因为我熟悉中文，所以常常比较具体。

　　Q：你在自传里写道：“做事好像练功，一分功，一分松。”是哪部片子使你有这样的感触？“松”体现在哪？

　　A：我有这种感受是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武术讲究松弛，拍电影同样，也有拙力、巧劲。如果你要延长自己的电影寿命，又不愿意都是同样的招数，那就要一松一紧，有所突破。像这次，我去碰张爱玲的东西，明明知道她在戳什么东西，可是她不愿意讲，大家也不愿意看，因为和色情有关。在这一关，我用的是拙力，我的功力还不能轻松地对待。这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吧。

　　Q：从你的第一部片到《卧虎藏龙》为止的十年电影生涯，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很难归类，虽然我只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但评论界都喜欢分类，这对我常常是困扰。另外，我正面临体力上的考验，常常觉得精力无法像前十年那样无敌地拼斗。再有，就是纯真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了，很怕自己疲了，所以要找新鲜的东西，常常要往深层找，但对体力、精力、精神的考验都非常大。但不过瘾的不想做，过瘾的又怕做，有时候就不想拍电影。有这种念头，这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Q：你的书名是《十年一觉电影梦》，如果这是上句，你会怎么对下句？

　　A：下句会和“薄幸名”有关。我还是受我父亲那辈世代相传的观念影响，觉得应该文以载道，做电影、娱乐总有一点荒唐。电影有时候很好玩，也很荒唐。我们假借一部电影、剧中人物的不同身份，摆脱了在现实中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事实上，经过荒唐游戏，也就是戏，我们触摸到了心里真正在想的事情。我追求的就是这个。

　　Q：作为一名成功导演，你认为什么样的男人是成功的？

　　A：我曾经是个非常不成功的男人，毕业后，在家待了6年，烧饭、带孩子，让太太工作养家。我觉得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是努力、真诚，被人尊重。这和你是否成功不一定成正比。我需要得到我太太的尊敬，这是我们夫妻恩爱的重要因素。她绝对不会因为我没有赚钱、没有成功而否定我，但如果我现在行为不检，耍大牌，她就会看不起我。成功背后的辛酸、黑暗面是你们看不到的，我绝对不会用这个来定义一个人是否成功。

(编辑:萧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