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

　　采访者：郑薛飞腾

　　被访者：阿来

　　13年前，顶着《尘埃落定》的盛名，阿来出版长篇小说《空山》，意境旷远的书名常让人想起王维那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近期，《空山》再版，作家阿来舍弃原来的书名，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他介绍，机村的“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为“种子”，或是“根子”。“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但在确定写作这个“根子”之前，阿来几经犹疑，甚至数次压抑自己的写作冲动，“起码压抑了七八次，最后才写完，因为我害怕。”一方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曾听闻前辈讲述过村落里各种各样的故事，但真正要把这些故事整合进一本小说，披上少数民族的外衣，要求他有大量阅读积累，“甚至需要读社会学的书。”但如果退缩一步，“写的不是我们村，写成中国很多山村普遍的命运，不光是藏族乡村的命运，也可能是别的中国乡村，甚至是偏远的乡村共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可能就不只是我们村的故事。”

　　这一困境直到他读到一句话：

　　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东西，是能够超越个体的痛苦，当它书写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能把个体的痛苦变成为希望付出的挣扎，与人类别的民族、别的个人所经历过的类似经验连接起来。

　　阿来开始他的写作，随后出版《空山》。小说选取一座藏族村庄自1950年代直至1990年代间发生的六则故事。新版《机村史诗》中，将原来的“大部头”分为六册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衔的小长篇，并融合六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故事，建构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这样的叙事结构，在宣传话语中，一度被称之“花瓣式结构”，阿来如何看待这一标签？当代乡土小说的写作又该有怎样的新面向？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以此为题展开的作品又有什么成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专访了阿来。

　　记者：您在《机村史诗》的“后记”里提及，您放弃了传统长河小说的写法，因为这些年，政治、经济冲击使得乡村中没有一个人、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可以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在这个视角下，您怎么看当代的乡村长河小说？

　　阿来：我不反对别人依然延续这个写法，但这个路子用在我的小说中会有问题。这五六十年的现实使得村庄里每一代的风潮淘汰得很厉害，过去是政治，现在是经济，但是传统的乡村长河小说需要村庄长期处在某种不变的环境中，才有可能那样去写。我自己想改变，一方面是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写作对象的使然，我倒想写一部长河小说，去讲五十年间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没有这种可能。我看到别人也有采用过这种围绕乡村，但不会只扣住一个人或家族的写法，但更多是在西方小说中会看到。

　　记者：这样的写法会让小说看起来比较破碎，出版社用一个很美的标签来宣传，叫“花瓣式结构”，您怎么看这个标签？

　　阿来：我们现在讨论农村时，经常会用“破碎”这个词。破碎当然是因为政治、经济重心在往城市转移。过去我们不断把乡村旧的结构粉碎，今天我们想修复，但依然没想好在乡村里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乡村。小说在写迅速变转的村庄，每个时代，每隔十多年，就会有人站在村庄的浪潮上，成为预示乡村变迁方向的新人物。但是到下一个时代，这个人离开浪潮中心，但他没有退出村庄，而是以次要角色出现在其他部分里。所谓“花瓣式结构”，其实不存在这样一种单独的小说形式。比起“花瓣式结构”，我的小说结构更像是一个青花瓷盘，它摔碎了，我们把碎片装在镜框里，它就像拼贴画，大大小小，它会另有美感，而且我们不试图把这些裂痕拼贴起来，假装它是一个完整的青花瓷盘。

　　记者：一口气写几十年的风谲云诡，可以说是“着墨大时代”，似乎您这一辈的作家都有这个特点，但后继者寥寥，您怎么看？

　　阿来：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敢正视历史，只在逃避，所以文学写作和阅读都集中在武侠、言情、穿越、魔幻，如果一代代人都是这样，那会无药可救。过去的社会，年轻人会反抗，到了中年变油腻，年纪大了开始妥协，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协。“80后”、“90后”作家现在呈现的写作，固然有社会土壤的问题，但也有个人不自觉的成分。就像我们常说今天的社会浮躁，就算如此，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好的东西，好东西你没汲取，只吸收了浮躁。二三十年后，有一天“80后”、“90后”会开始面对真实问题，他们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一样去关注“大时代”，但在到达那个时间之前，应该要有所准备。

　　记者：您不太喜欢武侠、魔幻这样的类型文学，但您曾经是《科幻世界》的主编？

　　阿来：你看现在的中国文学，哪几个是科幻？其实都是魔幻。科幻我是赞成的，但我们没有科学的层面在，随便有个神话传说就编个魔幻故事出来。科幻小说多难，想象的内容要符合科学，作者写作之前也要懂科学。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回避难度，写作和阅读的人都在回避。早期写科幻的人，都想去学阿西莫夫，后来发现太难学，但是魔幻小说好学，去学学香港写魔幻的作者就可以。外国文学里也有《魔戒》、《权力的游戏》这些魔幻作品，但不妨碍他们文学的主流，不是外国文学里唯一的东西。我们说多样化，但一定是有主流的，不要把多样化当成逃避。

　　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类型文学可能就是科幻，它至少在传播科学，像武侠，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糟粕的一部分。武侠讲究义气，按古人的话，社会没有法律治理时才求诸义，我愿意为你死，你愿意为我死，但我俩结成兄弟时就把别人当成敌人。武侠小说大多是反社会的，这跟我们今天讲一个人要成为遵守法律的现代公民是背道而驰的。像《水浒传》里“替天行道”是很空洞的，宋江醉酒题反诗被官府抓捕，要行刑的时候，李逵来了，中国人爱看杀头，都围着法场，李逵进不去，开始砍人，里三层外三层砍过去，出来的时候出不来，再从里面砍出来。普通百姓的生命在这里都不重要，说“替天行道”，但在具体的事情上，就是草菅人命。

　　美国有一位专门讲科幻的教授认为，我们很多文学有局限，就像我们写乡土故事，也容易局限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但是只有科幻文学是站在地球人角度来面对世界，我们去探索太空，是代表了整个人类不是哪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

　　近日，阿来来到北京，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施战军对谈《机村史诗》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十年了，作为川籍作家，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什么？

　　阿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也参加过很多，那时候我们都在灾区，挖人什么的都干过。我觉得人内心的伤痕，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让他们重建生活。有时候我们各种各样志愿者、志愿组织，自己本身也不专业，有过度干预、影响灾民的做法，反倒妨碍灾民从灾民心态中解脱出来。政府只能派军队救你出来，没法盖房子的时候为你盖，最后这些事，只能靠自己，要自己面对。我觉得既然十年了，除了极个别的，比如瘫痪、截肢或者造成精神性疾病，大多数问题还得让大家自己面对。我担心的是过度，我们很多事就是一阵风，大家不管的时候都不管，一旦管起来，大家关心的时候全部都扑上去，有点过剩。

　　记者：您有考虑把汶川大地震里的故事写进作品吗？

　　阿来：我会写这一段故事，原来我反对写，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些要去写的，一是有点投机心理，二是有灾民心态，我最近想法有转变。原来我反对，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写，但中国由古至今发生了多少灾难和战争，我们有写过一部值得让人记忆的作品吗？我们国家多灾多难，却从来没有一部灾难性的，真正被大家承认的东西。地震发生那时候，我就反对，尤其地震后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四川灾区好多作家都说“我们要写地震”！我说，估计你们写不出，你们都有灾民心态，你们就觉得只要我写了，人家一定会欢迎，人家一定会照顾我，灾民心态就是希望被人照顾。你们这么急切地想写这件事，但是灾难本来不是英雄事迹，是自然的破坏力，这个你能不能写出来。这时候写出的东西经常一写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旁边还加二胡伴奏。但是，不论是在灾难中死去的、残损的或是幸存的，你应该要写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领会不出这个东西，要么就写得哭天哭地，要么就写得好人好事，这个写不出什么来。果然，十年过去了，我没见到过一本写汶川地震让我感动的书。我现在想写，本来我想早点动手，但是人家会觉得我在扣十年这个点，我想先把这个点躲过，等大家忘记这件事，逐渐不说的时候，我写出来。我快一点的话，明年就能写好，但我一定会避开“5.12”纪念日，不然我也成灾民心态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对文学的力量太没有信心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