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姚燚
被访者：文珍
我不希望仅仅只被界定成“女作家”
但愿竭尽所能保护那些我爱的人们
作为80后代表作家之一，文珍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深刻而耀眼的，这不仅仅因为她是老舍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还因为她在和人交往当中的那种直接和温暖，她说，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扰，让她吃了足够多亏，也很容易得到朋友甚至陌生人的信赖，但是“我不太愿意对人倾诉，宁可宣泄在小说里。在生活中我希望以明亮面目示人，不要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访谈者姚燚（译林出版社文学编辑）
写作领域里隐形的歧视链是很严重的。说到“女作家”，总归会有一点暧昧和不够尊重的感觉。
姚燚：文珍你好。你之前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同时你不仅仅是作家，也是我的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这种感觉很特别。这本最新的小说集《柒》据说是关于七个热情故事，我的阅读感觉，更像是七个热情破灭的故事。书的装帧加深了我的印象，封面是象征着生机的绿色，枝叶像春天。内封是黑色的，给人非常内敛和冷静的感觉。我想问问文珍，关于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文珍：说到同行，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和大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彼此都知道做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行并不相轻，反而惺惺相惜。回到刚才的问题，叫这个书名，可能和我个人特别喜欢“七”有关。我出生在七月，阿拉伯数字“7”造型简单又有曲致，由刚直的线条构成的，同时又很像一个问号。七在各种宗教里也是一个神圣数字。你说这是七个热情消逝的故事，时间其实是其中最大的因素，会造成情感的改变，处境的改变，还有我们自我认知的不断变化，以及热情到底能在怎样的意义上存留多久。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女人有母性、女儿性，唯独没有“妻”性，“妻”是被社会性别建构出来的角色，而“妻”与“柒”同音。
姚燚：你说过女性身份是一种原罪。我在读《柒》的时候，脑海经常浮现出七宗罪：贪婪、饕餮、骄傲等等，最后收入书里的是七篇文章也有这层指涉吗？
文珍：可能会有一点联想，但不是每篇或者每个人物都精确地对应一宗罪，比如说《暗红色的云层在黑暗里》，里面就同时包括贪婪、骄傲等。佛教还有七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都是虚指，和文本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姚燚：我们都是文学编辑，知道短篇集的开篇对整本书的意义非常大。可能会选择最吸引读者的一篇，或者选择在这段时期最成熟的一篇作品。《柒》为什么用《夜车》开局？这个故事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文珍：首先它从写作时间上来说是第一篇，以此先定下一个基调，其他篇目都是后来慢慢生长出来的，好比一辆夜间巴士停在那里，等其他乘客慢慢上车再往前开。这篇的内核也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希望质疑各种公众号或者鸡汤书构建出来的爱情保鲜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认真地审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定义的爱情的问题。《夜车》里老宋的出轨，不仅仅是“渣男”二字就可以定义的，后面有很多深层原因。有彼此的误会，也有尚未磨灭的真情。被妻子发现后又罹患绝症，我试着把这个看似不可解的情感矛盾放在一个更大的生死难关面前，看妻子理所应当的愤怒怎样变得没那么理所应当。事实上，也许激情会变质，但两个人曾相处过的时间是无法抹煞的，不可能因为突发行为就让所有情感积累化为乌有。这是一个设置有点残忍，但底色是温情与怜悯的故事——甚至有人说太温情了一点。但我自己很喜欢它。
姚燚：说完开篇再说布局，短篇的布局甚至比长篇小说更重要。《柒》里的七个故事虽然都是独立的，但可以看出是有前后承接关系的。比如说前面的《肺鱼》，还有《你只是一个年轻人》，都是一段表面平静的婚姻之下的悲凉和不幸，简直可以当成续集来看。最后两篇《风后面是风》与《开端与终结》，则是在尝试探讨更为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背后，都是女性挣扎的自我泅渡。其中有一篇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你的小说以前基本上都是女性通过婚姻和爱情作为镜子来反观自我的过程，但是这篇“暗红色”跳过了爱情，探讨的是男女间的友谊和背叛，这是一个新颖的角度，也是一个很难写的角度，但是你写得非常好。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篇和其他主题不太一样的小说？
文珍：你特别喜欢这篇有点在我意料之外，看上去如此温柔、丝毫也不剑拔弩张……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我都是好学生，在求学的那些年有一个共同点，不太容易感觉到性别的困扰。不知道你理科成绩怎么样，我是拿过高中全年级的文理科双料第一，不过也是拿了第一之后不久的一天，我经过外班听到一个不认识的男生突然大声说到我名字，说文珍怎么可以物理第一，下次考试一定要打败她。我这才第一次意识到，噢，原来女生物理考第一是会刺激到男生的。还有我读高中时是寄宿的，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但回校的公交车站离学校有一段路，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左右，而且一路大太阳无遮无挡的。因为我在深圳读高中，有一年夏天特别热，我妈就让我带一个很重的凉席回学校，正发愁下车怎么办呢，就在小巴车上遇到了一个很殷勤的男生，他说一会儿我帮你搬到学校去。就这样攀谈起来，这人突然说到，最近有一个变态你知道不，每门课都拿第一，无论哪科的老师都在说她，让人很生气。我听了以后不敢接话。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来问，你是哪个班的？我说二班的。他说你和那个变态一个班啊，你叫什么名字？逼到眼前了，我只好承认我就是那个变态。大家可以想象那一刻我俩都无比尴尬，那个男生下车直接跑掉了。我拖着凉席在太阳地里走的时候那个悔啊，心想要是他晚一点问就好了，或者我骗他说我不是文珍呢。可是我又不会撒谎，觉得三年都在一个学校，他总归会知道我是谁的。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结果到了高三冤家路窄，这个男生和我分到了一个班，但成绩还是非常差，基本上都是倒数，这样我就有点理解了他对好学生的敌意，尤其还是一个女生。高三第一学期末发生了一件事，我被大家怂恿参加了校运动会，本来也没想那么多，非让参加我就报了跑步，因为其他项目更差得要命。不料平时锻炼太少，发令枪一响、一起跑就狠狠地摔了一跤。这一跤除鲜血淋漓之外，还摔出一个仰慕者——就是那个骂我变态的男生，说没想到一个好学生还愿意为班级做贡献。从此就四处宣称暗恋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一个男生对一个成绩好的女生可以有多少复杂的心理变化，简直是我日后许多遭遇的缩影。他第一眼看到我，愿意搭讪，甚至慷慨地提供帮助——出于体力方面的优越感——聊着聊着，聊高兴了，会告诉你有一个女生跟你不一样，一点儿都不柔弱，物理还敢拿第一。当知道我是那个女变态之后，气急败坏，怎么办呢，只能立刻拂袖而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接受一个女生成绩比大多数男生都好这个事实后，突然发现这个读书狂在读书外还愿意参加集体事务，一下子又刮目相看，给予了过分夸张的好评。在这里头，很多误解和偏见其实是跟我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人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当然我也不够了解他，我只是从他的例子中看出很多有趣的转折，也反映了很多大众心理。
我和女性朋友关系更好，女生的确更加复杂、敏感和容易受伤，我希望保护她们。
姚燚：你似乎不太喜欢“女作家”这个名号？
文珍：25岁工作后，经历的事变多。一开始大家会对你特别友善，会觉得你是刚刚毕业的女生，看上去也不讨厌；慢慢地，从某一天开始，你会发现同龄的男性开始渐渐把你当成假想敌，竞争对手，又假定你有某种他们不具备的性别资源，会莫名地生出被迫害妄想症。这在出版行业还好，也许因为女性的细心天生就比较适合干编辑工作吧，所以这个领域的知名编辑很多都是女生；但在写作领域，坦率地说，我遇到了很多不够公正大气的男同行。这里头隐形的歧视链是很严重的，我就当面听一个男小说家说过，写小说是我们男人的活——潜台词你们女生写写散文就好了。因为小说也是强势文体嘛。如果实在没办法阻止女性写小说，那么，至少可以把所有女性写作者，都冠以“女作家”的名头，就好像有一个职业专门就是女作家，而不是作家。你只配和其他女作家竞争，女小说家和女小说家竞争，女诗人和女诗人竞争。可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身体写作风潮还没有完全被忘掉，说到“女作家”，总归会有一点暧昧和不够尊重的感觉。在任何领域，当一个女性努力取得成就后开始强调其性别，都并不是非常友善的事。很简单的例子，只要说一个作家是美女作家，那么这个作家很多无关生理特征的严肃的个人抗争，就都被这个轻浮、波普、庸俗的标签遮蔽了。“暗红色”就是在这样的感触中写出来的。虽然小说中的善恶较量，并不完全停留在性别斗争层面，还事关两个质地不同的创造者的价值观的碰撞。
姚燚：对于在职业前加“美女”两个字，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包括很多新闻都是美女后面加上一个什么，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不会去看的。
刚才你讲到高中，我非常惊讶我们有类似经历。我高一第一场物理考试考了全班第一，我同桌是个男学霸。考试的最后一题非常难，全班只有我和他做出来，有人觉得我是抄他的，让我挺委屈的。但是我的同桌站出来，他说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的解题步骤不一样，那个时候我非常感激他。大家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爱的话就是竞争，但是这时候我感觉到友谊的温暖。我们被保送到不同的学校，后来也没有太多联系。但我不知道，如果继续做朋友，这段友谊发展下去会不会像“暗红色”一样？为什么最喜欢这篇，因为我觉得它确实跳出了男女之爱的局限，而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之下写世态、写人情。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极少数能用很高的眼界看待个人与周遭复杂关系的一篇优秀小说。这个小说原来是有另外一个结局的，但是后来删掉了，你能聊一聊吗？
文珍：的确曾有过一个4000字的结尾。这两个有竞争关系的画家，此后依然都还在这个圈子里，那么十年之后相遇究竟会如何呢？我试想了一下他们见面的场景和表情，虽然写出来了，还是决定删掉。因为我怕现在的我还想不到，想不真。女主角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之前我说的骄傲。这其实是七宗罪里面最大的。清高和善良共同作用，就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自以为是。目下无尘，完全是从自己理解他者，无法理解另一个人成长背景塑造出的功利心，而同时又强迫自己当一个圣人。
姚燚：我对曾今这个人很感兴趣，她有很高的天资，起点高，平台高，大有前途。但她就是无法真正融入身边世俗的圈子，会在饭局当中显得很笨拙，更多时候她愿意保持沉默。她聪明、敏感，但并没有利用自身优势去换取实际利益。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冷眼旁观者。局外人的形象在你的小说里似乎经常出现，《肺鱼》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婚姻当中的局外人。虽然是以丈夫视角来叙述，但真正的主角是妻子，一开始就讲到丈夫在给妻子读一段文章，特别有意思的是，妻子还没听完就打了一个哈欠，但肉身仍然“端坐在饭桌的对面”，这让我想到了“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这种对世界惊人的钝感和疏离，在这个妻子身上也同样存在，对她自己认为非常荒谬的婚姻的下意识的隔离。你对这个局外人的形象有什么看法？你会觉得女性身份是主流世界的局外人吗？
文珍：我刚才在想并不是女性是局外人，可能这些主角更大的共性是“知识分子”。所谓的边缘人或多余人，其实一直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如此原子化，阶层日渐固化，上升渠道单一，但总会有少数个体不接受规训，不接受外界规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这些人就是异类，就是所谓的边缘人。
更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当一个精明的现代都市人。高考选怎样的专业热门、学校，孩子应该上怎样的幼儿园和小学，到陌生地方很自然地打开APP搜索最近能找到的美食，一切都高效、精准、不浪费时间。但是这个商品社会又提供了过分多元的选择，不允许自己试错的心理和市场的供大于求，造成了每个人和社会相处的方式选择非常单一，就是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判断，不动脑筋，不自己甄别，买书看网站排行榜，买东西看大众点评，这种盲信，造成了资源的快速过度集中，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而因为标准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好和坏之间的鸿沟又的确存在。所以也没办法指责大家不敢试错。
我这样说也同样适用于婚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恋爱早已自由，却开始有很多剩男剩女，这就导致很多90后早早开始相亲，试图赢在人生起跑线上。而其实70后80后也有很多都是相亲结婚的。不管结果如何，反正先结一次婚，堵住家长的嘴。这种照顾所有人情绪，唯独不在意自己的牺牲心理，往往就造成了很多悲剧。因为唯独这是不能听别人意见的，吃一顿饭不过一顿饭，但结婚、生子、乃至于其他人生大事的选择，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都是要花一生的时间来面对后果的。也许两个人根本谈不上天造地设，在并不合脚的情形里，依然要像车轮一样往前走，遵守这个原子化社会的一切规范。一个不够幸福的婚姻里，男性心思过于活络，无疑会被冠以渣男之名；但女性同样也面临很多的条条框框，我身边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朋友都曾经被婆婆说过根本不像一个当妈的。我们现阶段的思想文化建设真是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很多敏感的受过教育的人觉得以这种避免试错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活根本不值得一过，理想和梦想的差距造成的痛苦就这样发生了。他们会自动地被边缘化，会自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人。
姚燚：我记得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敏锐的视角和局外人一般疏离的心态。《柒》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文珍：《夜车》。《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我也喜欢。
姚燚：那么回到我们都喜欢的这篇。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就是讲女主角曾今和她这个后来背叛她的男性朋友薛伟，谈到共同认识的一个女画家。薛伟的表现非常有趣，他说她那么帮我，我从来没夸过她画得好，我还帮她改过画。聪明如曾今，如果我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会立马觉得有问题，这已经为后面的构陷埋下伏笔。但曾今被他的才华和表面上的愤世嫉俗打动，找了各种理由为薛伟辩解，这样在写男女之爱的小说里是很罕见的。女性一般对朋友会比对爱人更加包容一些吗？
文珍：就我自己而言是这样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还要更好。因为我是和男孩一块长大的，我觉得相较男生而言，女生的确更加复杂、敏感和容易受伤，我希望保护她们。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经常被里面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打动。但是我对女生好，很少被伤害——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如果把一个男生当哥们，会经常遭受挫折。也许异性友谊暧昧的成分真的会更多一点，一不留神就会过界，完全无爱，又很容易翻脸无情。真正值得信任的男闺蜜，或者GAY蜜并不多。很多长时间的异性友谊，都可能有一方承受更多，更喜欢对方一点，所以才会更努力把界限维持好。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确定到底男女之间有没有纯粹的友情，而这个小说里曾今为什么会那么宽容，主要是看到两个创作者一起努力，她犯了以己度人的错。
我不太愿意对人倾诉，宁可宣泄在小说里。在生活中我希望以明亮面目示人，不要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姚燚：你的小说里面有自己的影子吗？我自己在读小说时隐约会觉得有一些，但又不完全像。其实你看起来是履历耀眼的作家，一路走来都非常顺利，给朋友的感觉也特别贴心和温暖，经常把自己好的那一面展现给朋友。可是你的小说写的却无一不是在非常痛苦地经历着内心的失衡和坍塌的知识阶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或者友谊状态，人与人之间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文珍：我可能是一个老派人，还蛮喜欢写信的。经常会有和别人和盘托出心底所想的愿望，至今仍然相信一定程度的理解是可达成的。有时候会被说公开发言过于坦诚，或者说对同行的批评太直接了，这当然给我带来很多困扰，因为我高估了人和人的可沟通程度。也是吃了足够多亏，才意识到理想中的高山流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祸兮福倚，也很容易得到朋友甚至陌生人的信赖，受过伤，但得到的爱更多，也知道很多他人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许是听得太多了，我知道其实倾听者起不到什么作用，最多也就是帮助舒缓罢了，有时候负面情绪听多了自己还很沮丧。这样我就不太愿意对人倾诉，宁可宣泄在小说里。在生活中我希望以明亮面目示人，不要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姚燚：我们知道你生在湖南，长于广东，在中山大学金融系念本科，又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之后就定居首都。你生活和成长的经历都是在大城市。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创作到现在源泉一直不断、能把都市人内心非常细致地表现出来的原因，因为写的是非常熟悉的群体，又兼具南方的古典，北方的大气。你对生活过的这几个城市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文珍：我出生在湖南娄底，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设市的一个新型工业小城，因为附近有矿。所以我没什么在乡村生活的经历。10岁左右到深圳，可以说是第一批留守儿童。深圳作为我见识的第一座大都市，很多小镇青年去城市读大学时初次感受的震撼感，我在10岁时就体验到了。那时深圳还有月票制度，凭20块钱的月票，几乎大多数公交车都可以坐。我逃学就是不停地上公交车，又下公交车，在这座陌生、巨大、让我感觉新异的城市一个人漫游，这也是我自己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方式。在我看来，深圳是一个非常殷实的移民城市，也许稍微有点太现实主义了，大部分移民都是追求物质成果而来。广州有足够深厚的粤文化底蕴，相对会好些，但比起深圳的制度自信、物质自信、速度自信，又过分保守低调了，比起北京上海来则更不自信。只有一次，我罕见地看到了广州人的团结一心，某年南方电视台要统一成普通话播音，本地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抗议，说要保卫粤语。而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误导了我——我2002年秋天第一次到北京来考察，正赶上下雨，空气湿润，清凉，非常宜人。后来到北京才发现，这个城市很少下雨，冬天也不怎么下雪了，春天倒是一直有很大的风。不过，我一直很爱北京。
姚燚：我从小在南京长大，读的南京大学，毕业又在南京工作。而不是像你这样，在成长阶段会有不断改变，让你能够比照和质疑过去和现在。我的整个认知的过程都发生在南京，它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也是一座比较温和的城市。工作以后经常出差东跑西跑，但都是走马观花。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过很大的自我认知障碍，但我想这一定会在将来某个时候爆发。你会在不同的城市里有自我认知的问题吗？
文珍：我现在回深圳会有很强烈的陌生感，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些街道已经不一样了，它真的是一个不停生长的城市。后来到北京，头几年也是坐公交车到处晃荡，看展览，加上工作后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至今还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北京人。所以我是一个失去了家乡的人，很羡慕你。
姚燚：你的小说人物大都是失衡的心态，也都挣扎着向彼岸涌过去。你觉得中国这种都市里的知识阶层是什么样的状态？完全是你笔下的状态吗，还是说你会选择一些人来反映？
文珍：我基本上只能够代表我自己，还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否有些像二十世纪初民粹主义盛行的俄国。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2012年我去新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个会还请来了很多台湾学者。但台湾学者完全不知道那边的现实，也不想知道，只知道那边水果很好吃。有个晚上，所有人坐在一张露天的长条桌上消夏，但各坐一边，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间，有个台湾学者站起来，说让我们为保钓干杯！大家瞬间都轻松起来，开始自由聊天。所谓的民粹主义，就是只剩下被强调的爱国主义，除此之外不同族群的认知差异特别大，包括我身边的知识分子圈。
姚燚：我们知道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被编辑改出来的。你既是作者也是编辑，作为作者来说你希不希望编辑大幅度改动你的东西？
文珍：我的编辑都知道我也是编辑，所以即便涉及到必须改的敏感问题，也都交给我自己来处理。我想每个作家都不喜欢被他人修改，但我的双重身份保护了我。同行相信我的专业性。
姚燚：最后一个问题，下面有什么新的出版和写作的计划吗？
文珍：我其实欠了很多书稿，今年上半年可能会出一本散文集。下半年也许再出一本短小说集——就是里面不再收入中篇，都是万字左右的短篇，在理想国出，还是我第一本书的东家。之后大概就会专注于长篇创作。最近这两年，开始觉得写中短篇不太过瘾了。有更多的话想说，这应该是好事吧。
摘自上海《青年报·新青年周刊》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