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健

　　被访者：谢有顺

　　（一）新诗的资源

　　记者：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以及美学传统，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后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有顺：这是好事。那时，格律诗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精神价值上，都已呈现格式化、无病呻吟甚至腐朽的本质，新诗不仅反格律，借此恢复长短句的自由形式，它更是对一种有活力、有血肉基础的精神和生活的召唤。

　　记者：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谢有顺：古诗中的精神可学，尤其诗人与大地的关系，极为重要。但旧体诗的形式已不可能复兴，因为这个形式几乎不可能再表达出现代生活的复杂与丰富。

　　记者：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有顺：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诗的本质并非格律，而是人的呈现，以及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新诗革命的早期，也有闻一多等人，试图在格律诗与自由诗中寻找平衡，探索二者综合的可能，现在看来也并不成功。格律诗与新诗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任何想再用旧瓶装新酒，都是徒劳的。

　　（二）新诗的“合法性”

　　记者：虽然已走过一百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入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

　　谢有顺：新诗百年的成就是很高的，诞生了不少好的诗人和好的诗歌。古诗在形式上每变化一两个字，比如从五言到七绝，都要历经漫长的时间，而新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才出现百年，就有如此成就，多么了不起啊！那些质疑其合法性的人，估计是不懂诗的。

　　记者：钱理群大概2006年写道：“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如果钱先生所言不虚的话，新诗写到让专业的文学教授读不懂，反映了什么问题？

　　谢有顺：读不懂有两种可能，一是诗人确实写得晦涩难懂，二是现代人的经验复杂而幽深，已非几句大白话就可明白无误地表达清楚的，它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探索才能抵达某种精神现实，这个时候，一定程度上的晦涩可能是无奈而必须的选择。卡夫卡的小说并不好懂，毕加索的绘画也非一目了然，但他们的作品意义非凡。对新诗也应作如是理解。

　　记者：九叶诗人郑敏曾说：“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您认为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

　　谢有顺：传统是相对的。百年新诗显然已形成自己的小传统，比如新诗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尊重，就是古诗所匮乏的。

　　（三）新诗的成绩

　　记者：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在这一百年里，有哪些诗人、作品、诗论，您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谢有顺：最大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可以和世界各国诗歌有效交流的艺术。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出现，如徐志摩、冯至、穆旦、艾青、北岛、舒婷、昌耀、于坚、欧阳江河、王小妮等人，已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记者：百年新诗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对百年新诗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谢有顺：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百年来，最热闹的可能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却是诗歌。

　　记者：古人对诗歌的作用有很多论述，有的说是抒发情志，有的说是反映时代，在您看来，诗歌的作用是什么？诗人与时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谢有顺：诗歌最大的作用和意义是不断为语言建立新的标高，要领略语言的结晶状态，理解语言的优美、简约、精粹、凝练、丰富、复杂，最好的方式就是读诗。诗人有一个时代最敏锐的触角，它既表达一个时代，也预言一个时代。

　　（四）新诗的未来

　　记者：现在有人认为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也有人说诗歌逐渐回暖，甚至到了“盛唐”的高度，对这种两极化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谢有顺：诗歌在回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的问题也很大，绝对不能说已到“盛唐”的高度，还差得远。不过，诗歌还会大放光芒，前景可期。

　　记者：现在有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新诗的关注，好像更多是集中在某些具有刺激性的“新闻事件”。诗人的“走红”也似乎往往不在语言之中，而是在语言之外。您能否发表一下对此现象的评论？

　　谢有顺：这些不过是暂时现象，诗人的立身之本还是要靠诗歌。以诗立世才是诗歌的大道。

　　记者：您觉得新诗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您对新诗的寄望是什么？

　　谢有顺：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诗歌也是生命的学问，无论新诗怎么发展，总是围绕着“语言”和“生命”这两个关键词往前走的，除此，都不过是稍纵即逝的语言泡沫而已。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