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以下是曹可凡于周老104岁时对其进行的专访。
采访者：曹可凡
被访者：周有光
今天，即2016年1月13日，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110岁寿辰。四年前往访先生，先生仍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读书写作不辍。向其请教长寿密诀，先生曰“一，少吃。二，不生气”，并引用尼采之语“生气是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先生毕生经历晚清，民国及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通透洒脱，超然物出。谨愿先生安康幸福，一生有光！
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先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从49岁起半路出家，投身于中国汉字改革。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他主要负责制订的。当今天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使用时，当人们读书、识字、上电脑、打手机都离不开汉语拼音时，人们给予周有光的赞誉是“汉语拼音之父”。但他自己总结人生却说：“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专访文
曹可凡：周先生 您好。
周有光：您好。
曹可凡：很高兴能够见到您。我想在中国有多少代人，从小都是学汉语拼音。那现在我们电脑，手机，也都是通过汉语拼音来进行操作。您作为当年制定汉语拼音规划和方案的人，是不是感到心里特别的欣慰？
周有光：当然很高兴。因为在50年之前，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而不用自己国家根据汉字来创造字母，当时争论很大。可是，我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字母的故事》。《字母的故事》就是一本很小的小书，是讲世界各国的字母，字母几千年的历史。这本书，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还来拿去看，这本书有点影响，后来就是决定采用罗马字母。因为我们要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一定要采取世界共同使用的东西，就是字母。这个小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争论很大的。本来这个字母是为了中国孩子，中国文盲认字用的，现在扩大到国际文化交流，变成文化的桥梁了。
曹可凡：周先生，您出生在常州的青果巷？
周有光：对。
曹可凡：出生在这个巷子里头的还有另外两位，那就是瞿秋白和赵元任，他们都是搞文字的。你的同学当中，有吕叔湘，也是搞语言文字的，这个是不是冥冥当中其实注定，你必然会从经济学转到语言文字学？
周有光：我不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我是搞经济学的，解放以后，我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的。我在青年时候就对文字改革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进的大学，你的爸爸也是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里边不讲中文，讲英文的，那么一到圣约翰，就感觉到，英文是非常方便，有打字机，那中文没有打字机，日本人做的打字机不能用的。那个时候觉得文字不方便，是许多文盲要受教育发生困难，所以我对这个文字改革，就发生了兴趣。
怀抱理想 弃商从文
年轻时周有光生在上海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长久以来我国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造成彼此之间的沟通往往困难重重。
1955年，周有光受邀赴北京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被留在北京参加了起草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当时制订这个方案，不仅是扫盲识字的需要，更是语言交流的迫切需要。从此，周有光放弃了主业经济学，转行语言文字学，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专访文
曹可凡：其实你从上海到北京，收入来讲是减少了很多，是吧？
周有光：当然。
曹可凡：听说您在上海打三份工，收入很高的。
周有光：因为我在上海，不仅在复旦教书，还在我原来这个银行兼职，叫新华银行，我是新华银行的秘书长，当时人民银行在上海还有一个叫华东区行，华东区行又请我担任一个业务处的处长，所以我接了三个事情。起初有兼职可以兼薪，后来兼职不能兼薪了。所以拿兼职兼薪来讲，我从上海到北京，我的工资是一大半都没有了。我当时的确对于工资的多少不计较。
曹可凡：您在美国银行工作的时候，常常跟老舍先生，跟赵元任先生一起见面，那时候你们见面的时候谈得最多的是什么？
周有光：老舍很有趣味，他最喜欢讲乌龟，他讲了许多乌龟的笑话。有一个朋友他说，你讲的乌龟太多了，你不要讲了，你会唱歌，你会唱戏，你唱一出戏吧，他就唱戏。他唱的什么戏呢？《钓金龟》。
曹可凡：还是乌龟。
曹可凡：听说您在美国的时候还两次拜访过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先生。
周有光：爱因斯坦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研究教授自由得不得了，随便你怎么搞。当时在美国，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叫何廉，他是一个有名的统计学家。他也在那边做研究教授，那么何廉是我的朋友，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空得很，他没有事情干，他要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我当然很高兴，我就去看了他两次，聊天。
曹可凡：他跟您谈什么呢？
周有光：因为他搞这个物理学，他搞相对论，我又不懂，我搞银行，搞经济的，跟他也不一样，所以两个人聊天聊得很好，可是聊的都是普通的东西，聊一般的报纸上面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没有学术价值，所以这点事情过了以后，我都忘掉了，不记得了。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好，和他聊天真像家常一样，还有他穿衣服，我在银行界穿衣服讲究，他很随便的。我都忘掉了。隔了好多年后，我的外孙，外孙女，他们说这么大的人物，你怎么老不讲呢，我说我没有认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可是我跟他讲话也没有多少的学术价值，所以我就不提这件事情了。
婚姻 平淡之中见深情
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的婚姻平淡之中见深情。周有光妻子的娘家当初在安徽合肥是一大户人家，其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高官，因跟随李鸿章打仗，功勋显赫，仕途显达。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虽为富商，却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还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是至交，他全心将财产用于办教育，取得很大成功。张武龄的后代中有四个女儿，都因受到了良好教育而远近闻名。其中第二个女儿张允和与周有光结为伉俪，第三个女儿张充和跟文学家沈从文结为秦晋之好。周有光和沈从文成了连襟。
专访文
曹可凡：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一辈子幸福。”你是不是对这句话的感受是最深切的？
周有光：我认为婚姻夫妇当然要爱，可是单是爱是不够的，还要敬，要敬重对方。我们两个人常常喝茶，像举杯齐眉，从前人讲举案齐眉，我们是举杯齐眉，这种一个小动作是开玩笑的，其实有道理。生活要有爱，要有尊重对方，就不会闹事情了。
曹可凡：听说你们当年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允和老师长得像外国人是吧？
周有光：我跟我老伴是自然地在一起的，所谓“流水式”的恋爱。为什么我认识她呢？因为我的丈人，办了一个中学，女子中学，那么她们四姊妹都在这个中学里面读书，我的老伴也在这里读书，我的妹妹也在这里读书，所以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常到我家里来，就作为一个普通的朋友。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苏州，是普通朋友；后来到上海呢，往来就多了一点；最后碰巧都在杭州，就发生恋爱了，这样子后来结婚了。所以我的结婚，一点不费劲的，很自然的。
曹可凡：连胡适先生都出面了。
周有光：沈从文是老师，三妹是学生，沈从文就写恋爱诗，恋爱信，写给三妹，三妹很不高兴，就拿了信到胡适校长那儿告状，他还是我的老师，乱七八糟给我写信，胡适态度不一样，胡适说，他没有结婚，他写信给你，不能算错误。那么三妹一听很不高兴了，胡适下面一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的爸爸也是朋友，要不要我去跟你爸爸讲，三妹气得不得了，摔了信就走了。
曹可凡：而且听说当时沈从文要征求张家父亲的意见，允和老师给他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半个字的电报是吧？
周有光：我们先结婚，三妹他们是隔一年再结婚的。当时沈从文请我老伴问我的丈人他们同意不同意，我的丈人是很开明的，他是主张自由恋爱的，所以他当然没有不同意的事情，你们自己高兴。那么老伴就打了一个电报给沈从文，电报最后只有一个允许的允，一方面就是张允和的允，一方面是允许了，就半个字电报。半个字电报，三妹看了这半个字的电报，害怕对方看不懂。她跟沈从文约好的，假如他同意，就打了一个电报，叫“乡下人吃一杯甜酒吧。”这个电报也是很怪，电报局说这个电报不能打的，好像是密码。后来解释以后，就打出去了。
曹可凡：周先生，从你的眼光看，张家四姐妹，每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周有光：我觉得她们四个人，在当时的女子当中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因为当时女孩子进大学是很少的，她们是比较早的进大学的，女子进大学。那时候中国的女子进大学，日本的女子进大学更晚，所以说东方的妇女解放得比较晚。她们四姐妹都受到比较高等的教育，一种无聊的错误不容易犯，所以受教育是有用处。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周有光因后半生转行语言文字学，得以避开“反右”的劫难。那时他主管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的研究室，做了一段工作，就要和吴玉章，胡愈之一起去国务院上报，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所以周有光的学术研究是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开展的。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有光被下放宁夏，他也得到了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而他自己也乐观、开朗，在磨难中依然笑声琅琅。
专访文
曹可凡：听说你们在宁夏五七干校的时候，天天吃白菜，而且好的白菜吃不着，天天吃那坏白菜。
周有光：到了宁夏，第二年就不要做重体力劳动了，给我很轻的劳动，什么轻劳动呢？就是去管这个白菜库，管这个白菜库，这个白菜是好得很，从天津运来的。可是白菜容易坏，要晒太阳，坏了赶快拿出来晒，反正坏的先吃，好的后吃，后吃又坏了，所以白菜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的。那么我就得到一条原理，我叫白菜原理。
曹可凡：什么原理？
周有光：什么原理呢？坏的就吃，好的不吃，好的再坏，坏了再吃，从头到尾都是吃坏的，这叫白菜原理。
曹可凡：听说您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成片的大雁飞到你们头上。是吧？
周有光：那么有一天，这个领导就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钟就开会，叫你们早一点起来，我到早上一看，我说天气太好，我们的开会都是一开大半天，到了中午一定很热，我就带了一顶大草帽，想不到到10点钟左右，大雁来了，大雁经过那个地方飞，不是几千、几千，是几万、几万，来的多真像乌云一片，那么多的大雁在我们头上，有一个大雁的领导，一声怪叫，所有的大雁都下大便，大雨一样，我有一个大帽子，所以身上弄脏了很少，许多人弄得满头满脸大雁的大便，真是狼狈不堪。本地人说，这样的事情要遇到了一万年才有一次呢，大雁的粪雨，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有趣味的遇到的事情。
曹可凡：所以即使在那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你还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找到一些乐趣，是吧？
周有光：对。我那时候是乐观主义。遇到苦难，我想好的一面，不要想坏的一面。这样子你就愉快了，那么我到了五七干校，就是宁夏平罗，不需动脑力，就是体力劳动了。我本来很容易失眠，我到了那边因为不动脑子了，做体力劳动了，失眠好了，我说所以到五七干校有好处的。
笔耕不辍 简单生活
历史进退，匹夫有责。汉语拼音方案顺利实施后,国家又将简化汉字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周有光始终孜孜不倦，从未停止过研究的脚步。他还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现代汉字学”，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这本大学教材的基础。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发行。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翻译编撰中，他作为三编委之一，作出很大的贡献。到85岁后他又完成了《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到九十岁至一百岁之间写成了《百岁新稿》。笔耕不辍的简单生活，使他长寿至今。
专访文
曹可凡：据说您97岁的时候去看病，人家以为这个年龄写错了，所以把您这个97岁改成79岁了？
周有光：97岁去到医院去检查，不是检查健康吗？我写97岁，这个医生拿起笔来就改了，79岁，他说，我一定写错了。
曹可凡：那你今年已经104岁高龄了，你现在每天的生活规律大概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就是看书、看报、看杂志，不仅看中国的，还看外国的，因为我国外有朋友，特别是香港朋友，因为从前我们在香港也住过几年，所以每个星期都有外国的杂志，报纸，还有本国的报纸杂志很多，我都看，每天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看了以后，我就写一点杂文，年老了，不做学术研究工作了，就写杂文。
曹可凡：您现在还写？
周有光：每个月发表一篇小的杂文，在一个小的杂志，叫做《群言》杂志。每个月都给它写，我给它写了20多年了。
曹可凡：所以你现在一直保持这样一个好的生活的状态，是不是也跟你比较乐观，比较胸襟坦白这样的个性是有关的？
周有光：我想有关系的，乐观思想是很重要的。我的乐观思想是许多方面来的，有一个就是我进了大学，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了一课，叫做世界哲学史，我们校长，叫卜舫济，美国人，他上课。这个课真是干燥无味的，而且大学一年级生哪里听得懂，他讲得非常好，他讲世界哲学史，大家都觉得有趣味，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尼采讲的不要生气，生气了，就是拿人家的错误来折磨你自己，这样一句话，给我们启发，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诸如此类的教育，使我培养成了一个乐观的思想。
曹可凡：您出生在1906年，是吧？那时候还是清朝。现在还能这么健康，还能够每个月发一篇文章，这已经是一个人间奇迹了。
周有光：人家说100岁的人很多，还能写文章的人更少，我说我的文章都是用一个小电脑，这个小电脑就是叫电子打字机，非常方便，打拼音就立刻变成汉字了。人家说，我年老了，多活一年就少一年了，我说不对，我是多活一年是多一年，不是少一年，后来到了80岁。我说80岁以后我要重新算年龄，81岁我要算1岁，好，我这句话说出去以后，我到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了我一个贺年片，上面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健康长寿！
周有光是一个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有专家曾经评估过，一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所以他真正做到以汉字改革来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今这位历经了百年风云的老人带着欣慰和满足过着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的晚年生活。我们祝愿先生更健康！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