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各地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迄今为止有关孙中山家族最为完备的一部专著——《细说孙中山家族》。作者沈飞德长期致力于文史工作，尤其是口述历史的征集与研究，这本书即在综合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引用了他对数位历史当事人及其后裔的采访，并在孙家后人的帮助下披露了一些独家照片。

　　沈飞德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孙中山家族这一选题，曾出版《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次他从孙中山的家世和平民父母写起，涉及人物包括孙中山大哥孙眉、原配夫人卢慕贞、革命伴侣陈粹芬、夫人宋庆龄；孙中山之子孙科、女儿孙婉以及孙科的原配夫人陈淑英、二夫人蓝妮；以及第三代，如孙科的子女治平、治强、穗英、穗华、穗芳、穗芬，孙婉的子女王弘之、王纕蕙等，共计48万字。其中，作者对蓝妮、孙穗芳、孙穗芬、王弘之的口述访问尤为珍贵，卢慕贞、陈粹芬、孙婉及孙治强墨迹的照片也属罕见。

　　孙中山去世后卢慕贞与儿子孙科、女儿孙婉及孙辈等在澳门合影。

　　孙中山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家族成员身上则有许多谜团。在此前由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不少学者指出，过去孙中山家族的研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其实当中不乏近代中国发展的线索，例如孙中山之子孙科曾在广州城市建设、国民党政治、外交等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孙中山大哥孙眉曾经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产生过深远影响；孙中山的第三代子女半个世纪以来的悲欢离合，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记者近日采访了沈飞德先生，请他讲述孙中山家族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沈飞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世纪》杂志主编、编审

　　采访者：彭珊珊
 
　　被访者：沈飞德

　
　　记者：这些年来您采访过哪些孙中山家族的成员？这些采访都是缘于什么契机？

　　沈飞德：口述采访的人很多。首先采访的当然是当事人，要写孙中山家族的成员，如孙科的二夫人蓝妮、孙中山的外孙王纕蕙、王弘之姐弟、孙中山的两位孙女孙穗芳和孙穗芬。这部分的采访做得多，也就比较深入。其中对王弘之的采访次数最多，挖掘也深入。他是孙中山外孙，在襁褓中就与生母孙婉（孙中山次女）分离，至母亲去世都没有见面，身世也直至1990年代才公开。

　　其次是所写人物的知情者，譬如请孙中山的曾侄孙孙必达谈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请宋庆龄的秘书张珏、宋庆龄的亲戚倪吉士回忆宋庆龄和由宋庆龄晚年监护的隋氏姐妹，也请隋永清回忆在宋庆龄身边生活的往事；请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先生、蓝妮的亲戚倪振林先生和她小姐妹的儿子汤乃亢先生谈蓝妮。

　　这些口述采访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一直到近几年仍然在做。我觉得许多口述采访隐含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机缘。像蓝妮，因为要编发一位我熟识的文史馆馆员的文章，与这位作者老先生一起去拜访蓝妮，之后萌发要采访她、要写她传奇人生的念头；又如王弘之先生，很偶然获悉他是孙中山在大陆的唯一外孙，而且身世奇特，鲜为人知，好在我的工作与他有关联，从礼节性的拜访，很快进入深入的采访。还有像杨小佛先生，他是我在编辑的《世纪》杂志的老作者，是位老上海，见多识广，为人坦诚、热情，交流中我获悉他的母亲与舅舅都与蓝妮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因而了解许多与蓝妮有关的见闻，具体生动，弥足珍贵。

　　王弘之（右）是孙中山在大陆唯一的外孙，他的身世直至1990年代才公开。图为王弘之1991年8月在台北接受表哥孙治强赠送传家宝——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

　　记者：这些历史人物可能过去我们并不熟悉，您在重新处理资料后，对他们是否有新的评价？

　　沈飞德：譬如孙眉，我认为他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孙中山的成长和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对孙家的贡献也给予应有的肯定。他在弟弟投身反清革命后，无怨无悔收留弟媳和侄子侄女，还承担起母亲杨太夫人的赡养义务，最后因倾力支持弟弟的反清革命，对自己经营的农牧场疏于管理，以致破产，从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到一贫如洗流落到香港九龙，靠耕种养畜度日，独自为母亲养老送终。之后，他又义无返顾，投身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

　　以往在世人印象中，卢慕贞是个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孙中山与她离婚是必然的。我在书中详尽叙述她的生平事迹，给予她比较高的评价。我认为她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长期默默支持丈夫革命，养儿育女，侍奉公婆，最后成全丈夫与宋庆龄的结合，可以说是深明大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孙中山独子孙科的印象不佳，说他绯闻不断，是个“阿斗”式的人物。其实，这种说辞绝非符合真实的孙科。我梳理历史资料，以史料说话，告诉读者孙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对以往孙科的评价，我指出：“概念毕竟不能代替历史，一个人对历史的功过曲直，需要用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孙科就是这样一个需要重新认定的特殊而复杂的历史人物。”

　　对蓝妮，也是以第一手材料介绍她的传奇人生。坊间长期流传的“孙科小老婆”蓝妮，其实是孙科的二夫人，一生多姿多彩，异常复杂，不是能用一句什么“上海滩交际花”就可以概括的。她在晚年应她尊敬的邓颖超大姐的邀请，回国定居，安度晚年，体现了众多老一辈的爱国华侨对故土的深情眷恋。

　　孙科与二夫人蓝妮。沈飞德认为，孙科绝非“阿斗”式的人物。

　　从十几前年出版《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到这次修订、增补更名《细说孙中山家族》重新出版，这期间我从未中断对孙中山家族题材的关注。收集档案文献、研究新成果和口述采访工作，这个过程也是分析、研究的过程，随着掌握资料的不断丰富，我想我对人物的呈现也更趋真实，评价也更符合实际。

　　记者：您与孙家第三代的直接交往比较多，如孙穗芬、孙穗芳、王弘之。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沈飞德：当然有。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个性修养也有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性，就是对自己的祖父或外祖父都极其崇敬，以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后人为荣。而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对他们都有深刻的影响。

　　孙穗芬做过外交官，曾为改革开放后中美商务交流牵线搭桥，但每次采访请她谈这些事，她总是谦逊地说：“太一般了，没什么可谈的。”但她跟我一谈到她祖父在民国建立后不让自己的大哥孙眉当广东都督一事，就非常自豪和激动。她说：“按理说，像祖父的大哥孙眉，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支持革命，对革命的贡献极大，革命成功后谋个一官半职有人认为也是应该的，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祖父考虑的不仅仅是手足之情，而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像孙穗芳，则是一直致力于祖父思想的宣传，在世界各地捐献了一百余尊孙中山铜像。她自幼以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女作为人生奋斗的动力，最后选择放弃成功的房地产事业，而以宣传祖父思想为终身使命。

　　中年蓝妮与女儿孙穗芬。

　　记者：您在跋语里说，写这本书尤其重视图片的搜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得以发表孙中山女儿孙婉珍藏的一些照片。能否介绍一些您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图片？

　　沈飞德：这次书里发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图片，其中有我采访过的蓝妮、王弘之、孙穗芳、孙穗芬等，不少图片是由其本人提供的。

　　此外，我觉得特别珍贵的是1935年上海五洲药房广州分行协理张炳若前往翠亨村瞻仰孙中山故居，在故居前与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合影。民国时期有关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存世图片少见，即使有，拍摄时间是模糊大概的，但这张照片有明确的拍摄时间。我要感谢张炳若后人张文曾先生慷慨提供这张照片。

　　1935年拍摄的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另外，有一张1916年7月22日孙中山劝侄子孙昌遣散反袁部属的亲笔信，也是首次与一般读者见面。孙中山的这封信对侄子晓之以理，言辞中肯、严厉，洋溢着凛凛正气。可见在攸关百姓安危的大事上，孙中山是非分明，秉公处理，即使牵涉至亲，也无丝毫袒护之意，表现出他始终信奉并践行“天下为公”的理念。

　　孙中山致侄子孙昌亲笔函。

　　记者：作为历史学者来写“伟人题材”，您是否能确保做到客观？在历史写作与文史写作之间又如何做到平衡？

　　沈飞德：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写伟人比写一般历史人物要难得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固有思维深入人心，要突破并非易事。但我有自己秉持的写作宗旨，就是以真实为宗旨，不搞说教或以论代史，更不以刻意藻饰文字、虚构情节来塑造人物。

　　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中的重重阻力，我在书中如实呈现，不为尊者讳。其中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看到孙中山身边的许多革命党人是如何反对自己的领袖与宋庆龄结婚的，孙中山又是以怎样的智慧来解决困境的。

　　我把这本书定位为人物传记，具体写作时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追求学术研究的价值，二是希望在“圈外”也受到一般读者的关注与肯定。

　　学术研究方面除了引用采访的口述历史，还吸收了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写到宋庆龄的部分，就参考了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研究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原副秘书长沈海平等人的研究。

　　另一方面，特别挖掘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文献档案，依此重写了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例如蓝妮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芬遭绑架赎票的经过；孙科违抗蒋介石命令不远千里去营救因“汉奸嫌疑”入狱的二夫人蓝妮，看似小说，但那决非编造的，而是有文献档案确切记载的。还有建国前后中共对孙科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亲自指示在香港的潘汉年，争取孙科等一批国民党高层人士返回大陆，那也是在《周恩来年谱》中找到资料证实的。尽管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但尽可能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之间的关系。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