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恰逢上海教育出版社《近代汉语词典》和商务印书馆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先后出版,记者对《近代汉语词典》的副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参加者江蓝生进行了专访。
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
采访者:臧继贤
被访者:江蓝生
“近代汉语”是指从唐五代至清中叶千年左右的汉语言,它上接古代汉语,下连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历时18年,全书共四卷,九百余万字,收词51000余条,其中约五分之一词条为以往各种辞书所未收。
《近代汉语词典》。
系统的近代汉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普通读者对于“近代汉语”一词也比较感到陌生。这其中的原因,据江蓝生说,是因为在过去,“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作品自然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成为研究的对象了。”但其实,“反映实际口语的近代汉语文献比与实际口语脱离的文言更有研究价值。”
在今年6月公开征求意见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中,有不少字的读音较之前的规范已发生变化,而此次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并未采纳《审音表(修订稿)》多数的读音变化,例如“下载”的“载”还是读去声(四声),除“作坊”读zuō外,其余都读zuò不变,包括“作死”、“作揖”、“作弄”。对此江蓝生回应道:“《审音表(修订稿)》尚未正式公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或许会有改动,不宜贸然、零星改动。等公布成为国家正式语音规范后再全面落实。”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记者:能否请您讲讲《近代汉语词典》编纂的缘起?
江蓝生:自黎锦熙先生1928年首倡近代汉语研究以来,特别是自吕叔湘先生1978年创建学科、培养队伍、加强资料建设以来,近代汉语的研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形成规模,成果丰硕。其中词汇研究的成绩相当可观,攻克了许多“非雅诂旧义所能赅”的俗语词。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诗词曲语汇研究、禅宗语录词汇研究、佛典词汇研究、白话小说词汇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了一大批专书语言词典、断代语言词典、历史方言词典等,还出版了两部近代汉语词典,这一切为本词典的编纂打下了必备的学术基础。
学术研究需要前赴后继,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推进。1997年,白维国先生和我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扩大语料范围,力争穷尽性地搜集有关资料,编写一部体例更完善、收词量更大、释义更精准、举例更可靠、学术性更强的近代汉语词典。大型语料库的建立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了可能。我们的编写宗旨是:要编成一部汉语词汇史性质的工具书,全面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的面貌及其动态演变,要让这种“史”的理念贯穿全书。根据这一旨趣,我们详细地拟定了收词、释义和配例的具体要求和体例,诚邀业内专家共襄此举,承蒙他们热情支持,此事说干就干起来了。
记者:《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历时18年,其中主编白维国先生为这部词典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却不幸在去年下半年去世。此外,《近代汉语词典》的编写者团队中,还有像王锳先生这样的作者,为词典也付出了很多,也是在去年去世的。编纂词典实属不易,能否请您谈谈编写者为这部词典的付出?
江蓝生: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编纂词典也不例外。词典是个系统工程,其中收词、释义、配例是三个最重要的环节,为了在这三方面都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就要在搜集和阅读海量文献基础上进行选择和归纳。拿收词来说,要根据词典的定位、规模确定收哪些词、不收哪些词,收词还要注意系统性和平衡性。本词典挖掘了许多以往漏收的词语和义项,是通过阅读浩繁的文献,下了像大海捞针那样的工夫才搜集到的。
要根据大量的语料归纳词义、分析义项,是一项学术性很强、非常细致繁琐的工作。首先要读懂文献,不能曲解妄猜,也不能图省事而因循旧说,而要反复揣摸、比对、验证,以致有时编写一个词要花上好几天工夫。本词典抉发了很多新义,提出了许多新解,这背后都有编写者深思熟虑、精于辨析的心血。
再说配例。编纂词典,语料是基础,甚至对词典质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些词典在编写时为了贪图方便,将现成资料明抄暗引,例句都是老面孔。而这部词典则不然,编写者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文本》、《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语料库,对每一个词条都进行了电子文本的检索,获得第一手语料,这样做耗时费力,但却能防止书证滞后和遗漏,又能找到新的别人没有使用过的例句。词典中一条条贴切的书证,凝结着编者们辛勤的劳动。
意大利学者J.J.斯卡利格(1540-1609)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都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
记者:目前关于近代汉语的上限问题,学界的争议还存在吗?《近代汉语词典》的上限定在初唐的根据或者考虑是什么?
江蓝生: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分期,不是历史学上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的汉语。汉语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而白话文献的大量出现可追溯到唐代。吕叔湘先生是用白话作品出现的时代(尤其是变文的出现)作为划分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界限的,因此他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但从词汇和语法的角度看,往前定一些更合适,因为变文中的很多白话词汇和语法成分在唐初诗文中已经出现。黎锦熙先生虽然把“近代语”的上限定在宋代,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唐五代一些接近语体的资料排除在外。可以看出,各家对近代汉语上限的分期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十分接近,而且其分期的标准原则是共同的,即以口语的实际状况作为分期的依据,没有本质性的分歧。
记者:近代汉语的研究是不是开始得比较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江蓝生:因为传统语文学、训诂学主要为解经而用,是“经学”的附庸,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作品自然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成为研究的对象了。现代语言学是要研究语言演变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因此反映实际口语的近代汉语文献比与实际口语脱离的文言更有研究价值。把近代汉语作为汉语史研究的一个时期是从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个里程碑。
记者:除了《近代汉语词典》,近代汉语研究目前获得主要研究成果还有哪些?以及还有哪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江蓝生: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方面的专题论文数以万计,专著也有几百种,研究生论文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也很多。这些研究反映了汉语在这一时期演变发展的面貌,也揭示出一些深层次的语言演变规律,对于溯源追流加深对古代和现代汉语的理解,对于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元代汉语明显受到蒙古语的影响,这对研究语言接触的机制规律很有意义。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特别是跟现代汉语方言的深度结合还不够,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比较少。
记者:现在报考语言学的研究生,需要学习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里的古代汉语应该是广义的。那为什么近代汉语没有单列出来?是没有必要吗?
江蓝生:实际上专业名称叫汉语史,其中再各有侧重:上古、中古、近代。研究近代汉语的研究生越来越多。不管研究哪个阶段的汉语,都要对汉语的发展史有个全面的整体的了解。以古推今,以今测古。不了解近代汉语(一千多年),单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会有很大局限。
记者:如何看待语言的雅俗之分?是精英和大众话语权的争夺吗?这种抗争在历史上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和趋势可循,例如是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有关?
江蓝生:语言因使用者文化程度、身份、场合(文体)不同而有雅俗之分。雅俗各有其风格和表现力,竞争的是表现力,不是阶级、阶层。语言是全民交际工具,不同阶层的人(包括不同性别)会有各自的语言风格。这个不叫“抗争”,应该叫“竞争”和“影响”,互相影响,互相补充。
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总是互相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并不均衡,一般是强影响弱,雅影响俗。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弱。有人说: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近些年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表现。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1930年代的上海话(尴尬、弄堂、阿飞、瘪三、拆烂污、寻开心、大块头)、改革开放后的粤语(埋单、搞掂、生猛、靓女、焗油、炒鱿鱼)有不少词汇进入普通话。但是,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普通话,进入主流语言。比如东北方言“忽悠、指定(肯定)、唠嗑儿(聊天)、嘚瑟(炫耀;显摆)”等。普通话和方言、雅与俗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记者:有种说法:语言每30年就会产生变化。但现在网络词汇的生命往往会很短,而且变化的频率也加快了很多。能请您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从长远来看,网络词汇对汉语的发展会有何影响?
江蓝生:语言的变化跟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社会变动大,横向交流接触多,语言变化就大。语言本身并不存在30年一变的周期性,在封闭的环境中语言几百年也没有多少变化。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诗学》)在当今这个思想活跃、个性张扬的时代,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感到日常语言的单调、贫乏,就借助网络这个自由的平台和土壤,大展身手,突破某些语言规范的束缚,竭力加大语言的表现力,使得语言发生变异。网络语言中有许多超出汉语语法常规组词造句的情况,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名词直接作动词:别忘了伊妹儿我、回头电话你、雷人;
(2)名词直接带数量补语:百度一下、网恋一把;
(3)名词直接用作形容词:很淑女、太喜剧、特现代;
(4)新兴程度副词:巨好看、超乏味、雷震憾。
网络语言的这种超常变异主要是为了应对交谈便捷的需要,满足求奇求新的心理需要,有的如“伊妹儿你、电话你”的句子显然受了英语的影响。“雷人”的“雷”本是名词,这里转用作动词:使人震惊。其实,名词转用为动词,古已有之,语法学上叫做词类活用。
网络词汇变化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活变化快,新事物新信息层出不穷;网络词汇生命力短主要是它超常规、不规范,有的过于粗俗,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可,因而自生自灭。
网络语言是现实自然语言在网络上的变异形式,它在几亿网民中使用,必然会对汉语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一些有表现力的语汇、格式或用法会被吸收到全民语言中来,增强民族语言的活力,如“酷、雷人、给力”等已成功赢得社会的认同,有的已经在正式的字典、词典中占得一席位置。但是,由于网络语言一定程度偏离了全民通用语言,有的表达意思并不准确,有的格调不高,因此,它的传播必然受到限制。在官方文件、新闻媒体和学校教学中应该避免不加选择地使用网络语言、语汇。同时,语言的社会功能也能促使网络语言进行自动的调节,使它跟全民语言的距离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大浪淘沙,是金子才会留下。
记者:《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已于近日与读者见面。有文章对比了今年公开征求意见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有些字音并未发生变化,例如“下载”的“载”还是读去声(四声),除“作坊”读zuō外,其余都读zuò不变,包括“作死”、“作揖”、“作弄”。但是这些未修改变化的读音和现实生活中的读音已经有所不同,那能请您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修改读音的原则吗?
江蓝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尚未正式公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或许会有改动,不宜贸然、零星改动。等公布成为国家正式语音规范后再全面落实。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它要贯彻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不能随意修改已经过规范的读音。只有当少数规范明显不合理、完全不符合实际时才会做一些权变的处理。如“荫”《审音表》统读yìn,这样“林荫道、树荫”只能写成“林阴道、树阴”,现实中群众不认同、不贯彻。“荫”自古有平去两读,《现汉》保留了“荫”的平声音。但这种改动只是极个别的。
有些常用词如果都按《审音表》和原字注音就会跟北京话实际读音不一致,不像真实的语言,《现汉》在少数变读词后面括注了北京话的实际读音:二流子èliú·zi(口语中也读èliū·zi);正经zhèngjīng(口语中也读zhèngjǐng)。对某些字词的古旧读音酌情加括注:骑(旧读jì)骑的马:坐~。
有些生僻地名字的读音不清楚,我们就到当地实地调查,根据语音演变规律和文白异读等情况定音,态度非常谨慎。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内页。
记者:从学术志向、学术方法或者学术目标以及学术背景上面来讲,您这一代的语言学家和您老师吕叔湘那一辈的语言学家以及下一代的语言学者有什么不同吗?
江蓝生:前辈学者生活在国家备受列强欺辱的时代,学术的根子是爱国。他们大多有幼学、家学的底子,又多有留学外国的经历,学术素养高,古今贯通,中西兼晓。可称为通专兼备,大师辈出的一代。
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大学生,入学门槛高,文化基础比较好。但当时学术环境、学术信息封闭,社会实践和政治运动多,认真读书的时间不够,学术的底子不厚。改革开放后奋力补课,急起直追,社会实践的磨练使他们分析问题、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较强,其中有一些人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一代处于信息开放的时代,注意学习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意识强。硕士、博士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学术起点较高;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人才成长,研究领域大大扩展,是有望开拓中国语言学研究新境界的一代。需要注意克服急功近利、食洋不化的倾向。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