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惯常于戏剧创作的陈彦出版了第二部小说《装台》，这是他继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力作。

　　采访者：陈春平 闫文青 

　　被访者：陈彦

　　陈彦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

　　这从他近年来创作的被誉为“西京三部曲”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剧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把一个个陕西本土故事，讲得恢弘大气，从容感人。

　　2015年，惯常于戏剧创作的陈彦出版了第二部小说《装台》，这是他继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力作。今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装台》入选年度5部长篇小说排行，位居榜首。紧接着，在“中国好书”评选中，又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

　　从戏剧创作到长篇小说创作，陈彦成功转变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吸收人。

　　陈彦的作品里讲的或许是一户山民的故事，一个西京城里的故事，但其实也是在讲一个陕西的故事，一个中国的故事。

　　小视角也能看到大映象

　　小人物里有很多十分挺拔伟岸的脊梁

　　记者：您所讲的故事大多着眼于小人物、普通人物，比如《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持守正道，以顽强和坚韧面对生活的困苦，您为何总以这样的视角切入?

　　陈彦：因为我对他们熟悉，作家最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得心应手。我们创作，总是希望透过现象，看到社会与人生的本质，小视角、小切口，未必不能看到大映象，关键是看我们是否洞穿了我们所书写的生活。如果熟悉的仅仅是表象，写出来的也仅仅是表象，书写的意思也就不大。在一个以精英主导着社会话语权的时代，小人物往往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其实小人物里有很多十分挺拔伟岸的脊梁，一个又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就是这些脊梁撑持起来的，而这些细胞，这些脊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只要正视他们的存在，你就能在其中发现正道、持守、坚韧、奉献、牺牲、利他、仁爱、包容、责任、担当，这些精英词典里的生命活体注释。

　　记者：看过您作品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无论在戏剧创作中，还是在小说里，您都是一个擅长于讲故事的人。您觉得，把一个个陕西本土故事讲好有哪些前提条件?

　　陈彦：戏剧的特性，就是要会讲故事，让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感，融入到精彩的故事当中去。但有一点，不能为故事而故事，把故事讲好，讲精彩，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知，进行有吸引力的发言，如果一味去编织故事，而放弃了对历史与现实本真生命的关切，勘探，那这个故事的精彩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是胡编乱造。我想小说也是一样，尽管有多种写法，但注重故事性，依然应该是它重要的创作原则之一，世界文学经典，绝大多数都证实了这一点。你即使有再深刻的社会思考，人性拷问，历史把握，哲学观照，没人有兴趣翻阅，也总是个事。无论要写好陕西故事、还是中国故事，还是人类故事，前提是要把它搞懂了，要做很丰富的阅读准备，还有生活准备，除了这些，好像也再没什么好办法。

　　应注重文化产业集合效应

　　陕西还需要提升按规律演进的历史动作

　　记者：从《西京故事》到《装台》，你在戏剧与小说两个领域都获得了专业与读者的双重肯定，这在当下颇为不易，其中的创作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陈彦：不敢这么说，只能说有一部分观众、读者抬爱而已。要说规律，就是老老实实地去写，不赶热闹，不追风潮，首先看这活儿，我能拿动不，拿不动，不敢硬拿，会出笑话的。《西京故事》是我把这群人追踪了很多年，才下笔的，先写了舞台剧，觉得了解的生活库存，只动用了一部分，还剩了好多精彩的东西，有些不舍，就又搞成了长篇小说。《装台》的生活，是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二十几年的总积累，准备写它，也有八九年的时间，因为我还有其它工作，创作时间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其实业余有业余的好处，你可以通过多姿多彩的生活视阈，打开更广阔的生命天窗。业余写作的特点，就是活儿干得慢一些，不过，慢有慢的好处，回嚼的多，有些地方就能琢磨得深入些、细发些。总之，我的个人经验是，创作得把所有的热闹、急躁、欲望、活动都关在门外，用无形的绳子把自己捆起来，捆扎得越死越好，有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自己捆起来的粽子，没有人能帮了你的忙，也不要说你有多苦多累，关紧你的门窗，把苦和累诉说给自己听，能最终解开绳索搭救你的，只有你自己，那就是把那个要你命的作品完成了。

　　记者：陕西拥有厚重的文化资源，但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上，似乎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在您看来，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

　　陈彦：这是一个大题目，陕西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是文化资源大省，我们没有开挖的资源还很多，需要进一步进行整体谋划，科学谋划，按文化事业发展规律谋划，按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谋划，可以是历史断代式的集中推出，文学艺术、文化事业产业整体发力，比如说对周秦汉唐文化的一个全面助推。北京就比较注重对明清文化的篦梳、打理。这几年，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陕西是有起色的，但沉睡着的还很多，比如民间文化，还处于地摊状态，没有形成像云南民间文化那样对全国乃至世界的冲击力量。还有关中文化，资源十分丰厚，哪一个宝藏开挖出来，都是能形成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文化事业产业集合效应的。山西对晋商文化就做了有响动的集体出发。我们还需要提升按规律演进的历史动作，而不是无处不在动弹的热闹活动。

　　文化自信在于有持续的后继力量

　　有经得起生命质检的优秀成果积累

　　记者：今年，您的《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也成为陈先生最后时光的珍贵纪录资料。在您看来，作家该如何找到在大时代中的定位，又该如何纪录这个时代?

　　陈彦：陈忠实先生在这方面是个典范。一部《白鹿原》，被誉为民族秘史。陈忠实是不可模仿的，甚至包括一切作家，几乎都是不可模仿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生存环境不同，认知事物的天赋灵感与后天生命介质不同，因此，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我们只能高扬他的文学精神。每个作家的写作，其实都在寻找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定位，也在不同程度记录着这个时代，可以是深度的，广度的，也可以是迂回、策应的，总之，要根据自己的天赋与生活积累、读书思考积累去记录。

　　记者：你曾创作过电影剧本《司马迁》，也对玄奘的传奇充满兴趣，但从西京故事三部曲到《装台》，这些年呈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的更多是现实主义的题材，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你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创作选择的，接下来你的创作计划有哪些?

　　陈彦：我始终有现实题材创作的冲动，所以就在这方面写得多一些，我也有历史题材创作的准备，那要看时机。我们生在当下，总是想对当下发言，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我们的欢乐痛苦，我们的感奋悲愤，我们的挚爱憎恶，我们的倾慕鄙视，我们的高蹈悲悯，重重叠叠，日月交错，想放下这种思考，书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正在写作的一个长篇，还是现实题材，叫《主角》，不一定能写好，但写得很认真，放不下。

　　记者：在创作戏剧与小说时，都能感到你对创作内容与技法的自信和表现力，你觉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陕西该如何能够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真正讲好属于陕西的故事呢?

　　陈彦：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文化大省之大，在于自己要有扛硬的东西，无论哪个领域，一提起来，都可以如数家珍。陕西在这方面，是有自信心的，但如何在新的文化建设中，继续、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有精神定力，需要我们戒除躁动、浮华，需要尊重规律，需要呵护人才，需要敬畏，需要沉潜，需要寂寞，需要守常。文化自信，自信在我们有持续的后继力量，自信在有真正经得起生命质检的优秀成果积存;陕西好故事，好在千锤百炼的锻打、淬火之中，好在经久不衰的内外皆认的生命流播形态。

　　陈春平/文 闫文青/图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