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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莹:书写“芳村”故事

2016-11-14 15:01:00来源:青年报     作者:李金哲

   
书写“芳村”故事,70后代表作家付秀莹认为,这无疑是一种宿命使然,一个人永远走不出她的童年,她也永远走不出她的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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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标为荷花淀派传人其实是愧不敢当  我愿意用中国人独有的审美写中国心事

  
  被访者:付秀莹
  
  采访者:李金哲


  书写“芳村”故事,70后代表作家付秀莹认为,这无疑是一种宿命使然,一个人永远走不出她的童年,她也永远走不出她的芳村。付秀莹谈及最新长篇小说时表示,《陌上》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也不是优美的田园牧歌,仔细谛听的话,你肯定会听到悲怆之声,还有悠长的叹息。


  付秀莹,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著有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等。曾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法等国文字。长篇小说《陌上》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


  □本期对谈嘉宾 付秀莹


  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


  1 把我标为荷花淀派传人,大约觉得我是河北人,文字似乎有一些意思在。其实是愧不敢当,我把这当做一种激励。


  李金哲:在您最新长篇小说《陌上》的书封上,您被称为“荷花淀派传人”,荷花淀派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流派,它乐观、浪漫,具有抒情诗的意味。既是传人,您受过怎样的影响?


  付秀莹:我硕士是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的,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是现代文学方向。因为专业关系,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较为整体的认识和理解。我是河北人,在河北无极县的一个小村庄出生,长大。在我的小说里,就是芳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是一个重要流派,影响很大。作为这一流派的前辈,孙犁先生赫赫有名,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他的文字素朴,清新,纯粹,是那种繁华落尽后的真淳和地道。浪漫,抒情,淡淡的忧愁,却哀而不伤,有一种大气象蕴藏在里面。


  我的长篇《陌上》书封上,所谓的荷花淀派传人的说法,其实是出版社的意思,大约是觉得,我是河北人,地域的关联,而且,我的文字似乎有一些荷花淀派的意思在。其实是愧不敢当。我把这个当做一种激励和鞭策。孙犁先生的很多作品我都是读过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铁木前传》等,他的文字仿佛陈年老酒,是越读越能品咂出醇厚的滋味来。茅盾说:“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李金哲:对于这一流派的语言风格您如何看待?结合您的作品谈谈您“传”了什么,又突破了什么?


  付秀莹: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有着鲜明的语言风格和艺术个性,明丽,清新,朴素,柔美,有着抒情诗的风味。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随笔更为魅力无穷,通透沉着,朴实大气。见性情,见学养,见胸襟,古朴遒劲。贾平凹说:“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于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


  无技之技方为大技。仿佛盐融于水,不见形迹。又仿佛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现在很多小说,技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技法纯熟,活儿做得也漂亮,可就是不能给人以触动,更谈不上共鸣,总之就是无法打动人心。这样的小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当下的有些小说,问题就是,写得太像小说了。我曾经在《文学报》有一篇访谈,标题就是,付秀莹:我不是技术派。编辑很厉害,一下子就点破了我心事。如果一定要说继承,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我可能是学到了一些皮毛。至于突破,我的笔下,可能有一些疼痛在里面。有痛感,还有时间感和命运感。比如《陌上》,我力求在日常之外,有一些超越性的意味在。


  2 在审美偏好上,我大约属于古典的一派。喜欢隔着帘子听雨,独上高楼看月。喜欢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李金哲:轻快朦胧的意境,欢笑与淡淡的人情忧伤,一草一树皆风物。读您的小说,俨然一派乡村生活图景,是美的享受。您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到,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抒情的传统里,您也被称为“抒情诗”小说家,对此您能展开谈谈吗?


  付秀莹:孙郁先生在其《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一书中曾经这样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传统:“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传统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学中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说,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并列,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中国文学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抒情传统。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中,对于我,好像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是对传统反叛而向西方学习。但依然有一脉,奇迹般保留下来。这恐怕是得益于传统根脉强大坚韧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方式,因而能够引起更多的共鸣和回响。


  孙伏园曾问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满意的是哪一篇。回答是《孔乙己》。问为什么最满意?鲁迅说,因为《孔乙己》“从容不迫”。钱理群以为,鲁迅喜欢魏晋风度。但细想之下,鲁迅觉得,《药》和《狂人日记》“太逼促”,而《孔乙己》则“从容不迫”,因为《孔乙己》的叙事更接近于中国传统,也就是这个抒情传统。在审美向度上,我更钟情于这个传统。因此,我的小说可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抒情性。


  有读者从《爱情到处流传》时想到了沈从文的《边城》,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抒情诗传统。我们都同属于这一个文学传统,笔调,气味,对小说的理解,审美的相近,艺术追求的相似,都使得笔下的文字气息相投心意相通。沈从文说,情绪的体操,深以为然。注重情绪的流动,水漫坡地一般自然无拘。因为生活时代不同,教育背景有异,沈从文先生文字的天真之气,自然之气,淡而有味,有时候还有白话文中少见的奇崛的新鲜感和陌生化,是我十分喜欢的。


  沈从文的故乡是凤凰,边城,成了他文学地理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边城,更多的拥有着原始的朴素的古意,而荷花淀则是清新柔美。在沈从文《边城》中,我们几乎看不见时代背景。而孙犁的《荷花淀》里,时代背景也不明显,而是隐藏在故事背后,仿佛舞台上的幕布,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在这巨大的幕布上凸显出来。


  李金哲:品味“陌上”这一书名,我想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语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您的小说是否也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躬耕文化的影响?


  付秀莹:我承认,在审美偏好上,我大约属于古典的一派。喜欢隔着帘子听雨,独上高楼看月。喜欢把天涯望断,把阑干拍遍。喜欢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喜欢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我对这些几乎是一见钟情,遂成痴念。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脉的精神因子,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仿佛是文化密码,几乎是一个眼神,就立刻心领神会了。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什么是传统,这就是传统。我们置身于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承续和发扬,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我的大学本科专业其实是英语,对于外国文学,也有所了解。现在我们很多作家,声称不读中国文学,我以为,这是另外一种偏见。对于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视而不见,却对外国作家作品如数家珍。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总在想,在大家都向外奔向大世界的时候,在众人都争先恐后国际化的时候,我更愿意向内转,转向我们自身的传统文脉,用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方式,写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曲折,写出中国故事,写出中国人在大时代中的隐秘心事。


  3 生活永远走在想象力前面。小说要做的是如何进行艺术提炼和艺术处理,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世道人心。


  李金哲:您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就是内容,就是思想,就是审美,就是情绪,就是文化,就是风格,就是作家的思维方式——语言几乎就是一切。”在这个语言全球模版化的时代,您是怎么保持自己语言独特性的?


  付秀莹: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先生的话。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应该是一种常识了。但遗憾的是,当下很多作家,把这个常识都忘记了。我在文学刊物做编辑多年,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很多作家,包括很多名家,笔下的语言称得上面目可憎。如果一篇小说,它的语言令人不忍卒读,或者味同嚼蜡,还怎么可能论及其他呢。审美,意蕴,格调,气息,力量……所有这些,根本都谈不上。在语言上,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对于汉语言,我几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那么多汉字排列组合,它们之间的节奏,速度,色调,气味,温度,明暗关系,相互揖让,顾盼有情,十分的耐人寻味。当我们说一个作家语言有个性有风格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很高的褒奖和赞美。问题是,当下很多作品,如果把作者姓名隐去,只看文本,我们几乎是分不清彼此了。这样一种同质化模式化的语言和叙事,对创作肯定是巨大的伤害。


  李金哲:对于语言您近乎信仰,以至于有评论认为您是重语言而轻情节的,是小说,但又像散文。您是如何把散文和小说进行相互渗透的?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付秀莹:只是一味追求故事,而忽略小说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是舍本逐末。故事当然重要,但是在当下这个多媒体时代,资讯极大丰富,方便快捷,如果只想猎奇,获取好看精彩的故事,手机新闻上天天层出不穷,有很多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生活永远走在想象力前面。小说要做的,是如何对庞大复杂的生活进行艺术提炼和艺术处理,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世道人心,明了人性的秘密。很多小说家都有这样的故事焦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好故事并不等于好小说。甚至有很多时候,故事结束的地方,才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讲,文无定法。个人以为,故事情节淡,更注重情绪流动和内在审美意蕴的小说,从“格”上来说,似乎要高一些。对读者的审美要求也相对更高。那些强调故事抓力,靠情节设置来吸引读者的小说,也很不错,但相对更容易做到。让读者在故事的牵引之下一路狂奔,直奔故事结局而去,这是很多小说家擅长干的。但我更偏爱另外一种,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我不屑于把读者紧紧抓住。我宁愿把读者放开,给读者松绑。让他们在我的文字里时时流连不去,甚至驻足停留,长久回味。一个有自信的小说家总是不愿走熙熙攘攘的大路,他宁愿选择人少的小路。有挑战性,却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


  4 对于北京我依然有着强烈的异乡感。我其实是幸运的,我有故乡,有家园,芳村是我的精神根据地。


  李金哲:您的小说辨识度很高,还因为“芳村”。从短篇小说《旧院》开始,到《跳跃的乡村》《爱情到处流传》,再到《陌上》,读者都会找到一个熟悉的文学地标“芳村”。就您而言,为什么单单是“芳村”?它是一个具体的村落还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


  付秀莹:芳村是我的故乡,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那一段时光在我的生命中弥足珍贵。多年以后我开始写作,写芳村,几乎是一种本能。她是我的灵魂安居之所,血脉相连的故乡,精神的策源地,故土,家园。也是诗意和远方。这一文学地理的灵魂,是爱。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芳村,倒不如说,是芳村选择了我。我想代芳村写出她的前世今生,写出她的精神奥秘。现实中的芳村,发生了剧烈变化。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芳村的变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乡土中国的变化。她虽是藏在华北平原一隅的一个具体的村落,但同时她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


  李金哲:据了解您长期生活在北京,您是用什么办法把城市的喧闹和浮躁气息都藏起来了?相对而言,《陌上》这部小说,则给人一种恬淡的感觉,这是否是您在文字里建构起来的“桃花源”?


  付秀莹: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喧嚣是少不了的,也常有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破有立,难免有惊慌和不安。但好在,我的幸福之处是,我还有故乡,有芳村。在异乡漂泊这么多年,我总是把在芳村之外的生活叫做漂泊。虽然,在世俗意义上,我拥有了北京这个城市所应该拥有的所有象征之物:户口、房子、稳定的工作,看上去,我已经毫无障碍地融入了这个城市。但对于北京,我依然有着强烈的异乡感。


  我其实是幸运的。我有故乡,有家园,芳村是我的精神根据地。我跟朋友说,我是一个有根的人。这是一种甜蜜的炫耀吧。因为有根,我走得再远,也不是无家可归。枝叶伸展得再远,也不会干枯。这样一种有根的感觉,令我在喧嚣的京城中,觉得内心安宁,妥帖。灵魂有了栖息之所,所谓的肉身,也会变得沉静镇定,宠辱不惊了吧。


  在《陌上》的写作中,我一直处于一种躁动和宁静两种情绪的纠结中。躁动是创作激情的驱使。而宁静,是白纸黑字落地生根的宁静。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陌上》应该是我在文字里建构的桃花源。但《陌上》写的是当下的中国乡村,是现在进行时态。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我试图写出这种剧烈变化中的人的精神处境,写出他们内心世界。其中一定有这个时代的波光云影,在这波光云影中,大约可以见出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山河巨变。因此,《陌上》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芳村的命运,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陌上》也不是优美的田园牧歌,仔细谛听的话,你肯定会听到悲怆之声,还有悠长的叹息。


  李金哲:您现在在北京居住20多年了,城市的生活如何?再次回到家乡时,您有何感受?


  付秀莹:以物理时间计算,我的城市生活肯定比乡村要长得多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如果说,乡村是我的过去时态,那么城市,则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我身处其中,每天与她晨昏相对,耳鬓厮磨。虽然,我常常念及乡村的美好,然而,我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现代城市的种种便利之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想,我该如何与城市相遇?在城市生活浩浩荡荡的河流中,我的文学想象,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斑驳丰富的城市生活,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映出大时代的投影。我试图在乡村叙事之外,逐渐建构属于自己的城市叙事美学。在一次访谈中,关于城市和乡村,我曾经有过一个不太妥帖的比喻:如果把乡村比作梦里念里的情人的话,那么与城市,则是日夜相守的世俗夫妇。一个是舌尖上的那一滴蜜,一个是餐桌上的一碗粥。无论是蜜,抑或是粥,她们都无私地喂养我们的身体,并且滋养我们的灵魂。


  每一次,从北京到芳村,都有一种魔幻般的不真实感。巨大的差异,强烈的颠覆,熟悉而又陌生。又爱又痛。百感交集,一言难以道尽。


  5 一个乡村妇人的内心经历,并不比都市白领经历的少。她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苦苦挣扎,左右彷徨。


  李金哲:您把“芳村”定义为“乡村”而非“农村”,一字之差,就审美而言,这中间情感和意境是否也有差别?


  付秀莹:乡村,在我看来有更多的意味在里面。泥土,草木,田野,屋舍,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比起农村,我更喜欢说乡村。总觉得,乡村这个词有一种自带的诗性,她包含了我对于家园和梦想的全部想象。农村,强调的是似乎是农,农耕,农人,农活,农家。这个农字,恰恰是现在的芳村所缺乏的。一些东西正在渐渐消逝。一些东西可能终究会烟消云散。


  李金哲:在“芳村”中,我读到不少从孩童视角观察到的世界,这是一个鲜有世俗评判的世界,所有的情景都是淡淡的,但是又不缺乏趣味与欢乐,偶尔也只是一点点忧伤而已。在选取角度上,您选择孩童而不选择成人视角是否别有考量?


  付秀莹:童年视角是我比较偏爱的,尤其是在芳村书写的时候,用的比较多。这可能是源于我的童年经验。我在芳村度过了完整的童年时代。当我书写芳村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选择童年视角,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对芳村进行重新打量和观照。是谁说的,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的童年。我深以为然。


  李金哲:从孩童的视角出发,“芳村”中的人都在诉说自己的心事,您如何看待这些在乡村伦理传统下生活的女人们的精神世界?


  付秀莹:在芳村,至今还生活着我众多的亲人。那些小说中的女人们,其实就是我的姊妹,我的母亲,我的左邻右舍,我的乡亲们。她们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我总是忍不住对她们的人生牵肠挂肚。因为关痛痒,所以才有切肤的爱和疼。在时代的风潮中,一个乡村妇人的内心经历的,并不比都市白领经历的少。她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苦苦挣扎,左右彷徨,那一种进退失据和惊惶不定,令人痛惜。


  李金哲:您文境是内敛的,但有些人物确是放浪直白的,他们的性格跃然纸上,您觉得是芳村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还是因为这些性格,才有了芳村?


  付秀莹:在《陌上》里,翠台就是一个很正的人物形象,端正的,传统的,有着中国传统所具有的诸多性格特征。这样的女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比如我们的母亲,就天然地被赋予了这些人格特点。温良恭俭让,贤淑而朴实。但往往这样的人物形象会因为缺乏个性而显得平庸。另一类,如《陌上》里的望日莲,瓶子媳妇,春米等。尤其是望日莲这个人物,有一点邪气在里面,妖媚的,放荡的,风情万种,在男性世界里如鱼得水。有读者说望日莲这个人物写得光彩熠熠,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可以说芳村塑造了望日莲,也可以说,望日莲成就了芳村。


  6 写中国故事,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汲取养分,所谓的继承和延续,发扬和光大,全赖于此。


  李金哲:在这些心事背后,您写到“都过去了”,这是一种释然,也是“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中国风度”。这其中没有道德批判,让我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谦卑、忍让、守家、勤劳、温和、智慧。您怎样看待中华优良传统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里,母亲和四婶子那一场较量,其实是难分胜负的。在世俗意义上,母亲胜利了。父亲重新回归家庭,与母亲厮守一生,携手白头。而四婶子,终身未嫁,孤独终老。而在精神意义上,胜负不可深究。母亲对于这场婚姻危机的应对,其实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髓,隐忍,克制,包容,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一种处理情感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理想,饱含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经验和心灵秘密。什么是中国故事?这就是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同中国人独有的审美经验和情感奥秘分不开的。写中国故事,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汲取养分,所谓的继承和延续,发扬和光大,全赖于此。


  李金哲:与您书写乡村之美不同的是,现实中乡土正在萎缩,人的行为人情都在发生着变化,您描写的“生产队、记工分、派活、纳鞋垫、看露天电影”这些乡村生活都不复存在,您希望读者看到怎样的社会图景?


  付秀莹:首先我的小说并不都是描写的乡村之美。关于乡村的书写我大约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追忆,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一部分里,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暌隔,乡村的苦难被过滤掉了,呈现更多的是纯净的诗意和伤怀之美,比如《爱情到处流传》《旧院》《锦绣年代》《笑忘书》等。另一部分,是对当下乡村的书写,如《六月半》《迟暮》,包括最近的长篇《陌上》等,以《陌上》为例,因为触及到严峻的现实,这里面有很沉重很尖锐的疼痛感在里面。乡村的消逝和新变,引发了我们新的乡愁。这乡愁不是那乡愁。这种乡愁有很痛切的东西在里面。不仅仅是芳村,也不仅仅是中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相信这句话。


  李金哲:如今您书写“芳村”已经五六年了,未来您会继续给读者讲芳村的故事吗?


  付秀莹:像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的童年,我也永远走不出我的芳村。芳村的故事我肯定还会继续写。也很可能,芳村的书写将会伴随我一生的创作。即便是写城市,芳村也会默默站立在城市之外,在她应该在的地方。暗中相助。暗自汹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


  青年作家系列访谈由鲁迅文学院协办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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