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安哥

　　采访者：崔莹

　　受访者：提安哥

　　在近年来的博彩公司诺奖赔率榜上，非洲作家提安哥的位置一直居于前列。也许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位非洲作家很陌生——很多人会问，提安哥是谁。但在西方，提安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西方对他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很多大学还专门开设了研究他的课程。

　　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是西方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发起者之一，也是牛津大学后殖民文学研究系列丛刊主编。她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1995年）一书在学界享有盛誉。在书中，她详细论述了提安哥在后殖民文学中的地位、在后殖民理论方面的贡献。55岁的博埃默出生在南非，父母是荷兰人。因个人经历与非洲有关，她也成为最早研究提安哥的西方学者之一：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提安哥，博士论文也涉及提安哥。

　　近日，围绕提安哥的写作，记者对博埃默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提安哥最大的贡献是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理论

博埃默 拍摄：Ana Brígida

　　记者：你从何时开始读提安哥的作品？它们在哪些方面最吸引你？

　　博埃默：1983年在南非读本科时，我选修了一门非洲文学课，老师推荐了《一粒麦种》。那是我第一次看提安哥的书。当时南非还在实施种族隔离，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书中涉及非洲本地人身份缺失的问题，对关心时政的我影响很深。后来我又读了提安哥的《血色花瓣》，其中也涉及非洲本地人身份缺失的问题。

　　提安哥吸引我的，是他能塑造出栩栩如生、充满立体感的非洲农民和茅茅起义者形象。他的描写非常有说服力，让读者沉浸于自己从未经历的事件和情景。

　　记者：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你如何评价提安哥？

　　博埃默：当时及现在，我都会将提安哥称为“民族主义作家”（Nationalist Writer）。在作品中，他想象了整个国家，塑造了各种人物，描述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和相互关系。

　　1995年我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英文版刚出时，这类“书写国家”（writing the nation）的后殖民文学非常流行，而提安哥是这类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一粒麦种》和《血色花瓣》尤其重要。

　　记者：在你看来，提安哥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博埃默：提安哥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理论。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殖民化他们的思想。此外，提安哥关于殖民思想的分析，以及如何去殖民化的观点，也是他对后殖民理论的最大贡献。

　　提安哥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殖民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是思想的无意识，这不仅和人们在什么学校读书、被什么政府统治有关，也和他们的日常思维方式有关。

　　记者：同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相比，提安哥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

　　博埃默：提安哥不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也是重要的小说家。他能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通过小说创作来呈现自己所思考的那些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完全不同。

　　记者：提安哥、库切、阿契贝、索因卡……在你看来，这些非洲作家身上的共性是什么？

　　博埃默：无论人在非洲还是定居海外，他们无疑都认为非洲很重要，非洲问题很重要。他们认为非洲不是世界的边缘，非洲的各个国家并非只有一个模样，非洲是一个存在多种情况、拥有多元历史的复杂、广阔之地。这个前提是这些非洲作家的共性。

　　提安哥将“东非”标注在了世界文学地图上

　　记者：在《黑色隐士》中，提安哥呼吁国家团结——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现在的非洲。在《血色花瓣》中，提安哥对非洲农民充满悲悯。他提倡用文学来改变社会。用文学参与政治是后殖民文学的特点之一吗？

　　博埃默：是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分很多角度。功能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是抗争的武器，可以以此反抗压抑人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文学作品有足够的说服力，就能改变人们的思想。

　　后殖民文学研究圈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正是因为参与政治，文学才彰显了自身的价值。

　　记者：你如何评价提安哥对非洲文学的贡献？

　　博埃默：毫无疑问，提安哥是非洲文学的巨人。我认为，他将“东非”标注在了世界文学地图上。

　　提安哥一直很激进。他的创作表明，小说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被当作社会和文化抗争的武器。此外，他塑造的角色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性格复杂多样。

　　记者：提安哥的写作对其他非洲作家的影响有多大？

　　博埃默：非常大。他的影响遍布各地。他是母语写作的开拓者，强调了非洲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英雄”——即使一个人存在自我矛盾，不一定纯粹，他仍然可以成为英雄。

　　记者：你本人也是来自南非的作家。提安哥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博埃默：提安哥沿袭了英语写作的传统，又有自己的创新。他曾借鉴康拉德的作品，改编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这一点给我很多启发。我也写过一篇论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提安哥写作《一粒麦种》的影响。

　　记者：提安哥常援引《圣经》。他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基督教的价值观，而这正是由殖民者传到肯尼亚的。他也曾在不同国家受教育和工作。这样的文化“杂交”对他的写作影响有多大？

　　博埃默：正是提安哥首先指出，在非洲地区传播的基督教，本身就是“杂交”的产物，特别是在俄塞俄比亚传播的基督教。

　　提安哥接受了殖民教育，成为基督教徒。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一书对他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他后来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将基督教教义抛至身后。他将一些从基督教获得的价值观带进了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是一种“移植”（transplantation），而非杂交。

　　基督教的价值观都蕴含在故事里。提安哥从基督教中深刻地学习了这一点：可以通过讲故事来教育大众。提安哥也把他的思想和想法这样表现出来，他用小说来教育大众，实现社会变革。

　　提安哥和阿契贝都没有错

　　记者：提安哥指出，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丢失了语言就等于丢失了文化，因此他“向英语告别”，开始用母语写作。他的这一做法被其他非洲作家广泛支持和模仿了吗？

　　博埃默：并没有。他的这一观点充满争议，引发的讨论持续至今。和提安哥恰恰相反的是阿契贝，他一直用英语，即殖民者的语言写作。一些非洲作家也用法语这样的“通用语”写作，他们的作品也不需要翻译。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提安哥是母语写作的成功者，他捍卫母语，提倡母语，这很重要。但阿契贝也没有错。在一次非洲作家研讨会上，当提安哥提出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时，南非作家路易斯·恩科西站起来，故意开始说祖鲁语——在座的很多作家根本听不懂，不得不依靠翻译。恩科西只不过想表明：殖民者的语言已经是“通用语”。

　　记者：你呢？作为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

　　博埃默：我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现在我依然用母语说梦话。母语为我和我来自的那个文化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我非常强烈地视英语为自己的第二语言，我也认为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提安哥的这个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记者：为表明反殖民立场，提安哥改掉了自己“殖民色彩浓厚的名字”詹姆士·恩古吉，用回原名。很多非洲学者、作家也这样做，将其作为重新获得所丢失的文化身份的方式。你如何看待人名与其身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对此如何评价？

　　博埃默：人名蕴含了一个人的身份，就像是他从哪里来的标签。改名也是提安哥所坚持的捍卫母语、捍卫本民族语言的内容之一。

　　在学术界，关于改人名的讨论不多，但关于改城市、街道和社区名的讨论很多。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去殖民化的重要内容，提安哥本人也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这类讨论一直持续至今。比如印度孟买从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Bombay”改成“Mumbai”，南非一些城市也已经改回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名字。人们不必再接受殖民者赋予的城市和街道名，他们可以自己做选择。

　　后殖民写作越来越充满国际性、过渡性和异域性

　　记者：提安哥本人的思想是否有矛盾之处？

　　博埃默：没有任何人的观点不存在矛盾。多年来，提安哥一直提倡和坚持用母语写作，抵制英语写作。但用母语写作的前提是，需要很优秀的翻译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矛盾出现了：必须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作品才能被这样重视。对很多新作者而言，用英文写作更有优势。提安哥本人也是从英文写作开始的。此外，即使是有提安哥那样的地位，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出版经纪公司，帮着把他的作品推广到世界各地。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提安哥本人一直在美国生活。在他的民族性和他的海外生活之间，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我想，提安哥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观点、关于去殖民化的主张，就他目前的处境而言是不适用的——他并不在肯尼亚生活。美国的很多好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课，像提安哥这样的作家在美国工作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就你观察，后殖民写作有哪些新趋势？

　　博埃默：我认为后殖民写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国家”（national）化，而是越来越充满国际性、过渡性和异域性。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提安哥在内的一些后殖民作家主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写作，为自己的国家鼓与呼。当代后殖民作家写作的主题更宽泛：爱情、移民故事、旅行故事、回归故土的故事……他们更关注在海外的、远离故土的主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某些后殖民作家的政治观点也在改变——他们不再像以往那么激进，那么充满革命性。二三十年前，提安哥会说出“用笔当枪炮”的话，但他现在不会这样说了。我觉得原因是现在的世界更加全球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多，没有一个国家能再是孤岛。国与国之间必须合作。

　　记者：在国际上，后殖民文学研究目前处于怎样的局面？

　　博埃默：后殖民文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非洲还是其他地区的。过去的每一天里，我们都在抗争，好让更多人接受这些后殖民作家。

　　下周牛津大学会请索因卡来做讲座。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的非洲作家，今天距当时已经有30年了。你无法想象，在大约30年前撰写有关提安哥的硕士论文时，我费了多大的功夫去争辩他的重要性。如今提安哥已经受到很多重视，但我们还需要继续抗争。

　　（编辑：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