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黄玮
受访者：屠岸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近日，当9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现身上海思南读书会，用英文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读者仿佛同时看到了诗和远方。
对这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而言，写诗和译诗，是毕生的事业，也是心灵栖息的方式。在接受记者专访中，屠岸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的文化。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
爱上了莎士比亚
上海豫园，九曲桥弯弯，在微风里。
93岁的屠岸故地重游。步移景换间，收藏在他生命中的上海往事，随风而至。最先脱口而出的是，“1949年9月25日，我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光辉的一页》，歌颂新中国即将成立。”直指他心灵的栖息之地——诗与诗意。
而他栖身上海，始于1936年。作别故乡常州，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3岁的屠岸在这里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黄浦江畔的岁月，就像命运在他身体里埋下了两颗事业的种子，在日后长成茂盛的丛林。
初到上海的一个冬夜，冷极。少年屠岸辗转难眠，索性起身，直抒诗怀：“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这首《北风》，成为诗人屠岸的起点。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读光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的书籍，让屠岸的目光越过重洋，顿时开阔。“我经常看表兄的《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选》，最后反而是我爱上了莎士比亚。”
不过，遇见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要到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在一家旧书店，他发现了一册英文原版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看了注释，我更能理解莎士比亚诗的内容了，就产生了翻译的想法。”这个想法，正是翻译家屠岸的出发。
记者：莎士比亚的诗句最初划过您的生命时，带给您怎样的心灵触动？
屠岸：读到那些诗句时，我被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思想征服了。他的十四行诗音韵优美，形式整齐，内容精粹，思想深刻，我太喜欢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开始翻译莎翁十四行诗。
记者：翻译西方诗歌，使您的诗歌生涯有了两个传统：一个是纵向的东方继承，一个是横向的西方移植。
屠岸：我的诗歌启蒙，来自我的母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教我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等等，从那时起我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
当时，母亲总是先解释诗文的内容，再自己朗诵几遍，然后叫我跟着她吟诵。我像唱山歌一样跟着吟诵，对内容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从吟诵中得到乐趣。母亲教我的是“常州吟诵”，2008年这种吟诵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这个“非遗”的三位代表性传人之一。
记者：这些抑扬顿挫的吟诵，在不知不觉间铺陈出您生命的诗歌底色。
屠岸：直到今天，我仍喜欢吟诵着诗歌入睡，无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生命的慰藉与激励，让我倍感美好。就像我的友人打趣说的那样，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药，我服的是“诗药”。
“盗取”文化的火
这个世界读书日，恰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
屠岸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者的身份受邀来到上海，为读者讲述自己与莎翁跨越时空的“交往”。
莎翁十四行诗共154首，1609年在伦敦出版。上世纪30年代起，其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译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问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在翻译之余，屠岸还以自己诗人的感悟，为每首诗撰写了言简意赅的“译解”，进行解读。
66年来，屠岸译本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被打磨，历经他500余次的修改，积淀成为一部经典。他“执迷不悟”地说：“对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66年来，这个由打磨和诗意合力完成的漫长陪伴，也成为出版界一桩文化事件。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不断再版，迄今为止累计印数达60多万册。今年，该译本又以“最中国”的样貌面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线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这里，宣纸、繁体字、竖排，线装书所散发的中国文化韵味，和莎翁十四行诗所绽放的西方文化光芒，跨过时空的千山万水，高处相逢。
或许，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屠岸深情而执著地在中西文化之间跋涉、游弋的一个写照。
记者：听说了您与莎翁的“交往史”后，有读者这样感叹道：一个人一生中的近70年都在翻译莎翁十四行诗，这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屠岸：上世纪40年代的那个版本，有的语言比较陈旧，有的比较单薄，所以我要不断进行修订，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为什么如此之难？
屠岸：诗歌的翻译，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节奏之美，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难就难在这里。比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接就指出，诗歌不能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认为，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说法，未免绝对化，但说明了译诗之难。
记者：但翻译又是必须的。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的，“诗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表达方式。它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信仰着他们共同坚守的人类命运。”只有通过翻译，这种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实现。
屠岸：中国古语说“诗言志”、“诗缘情”，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人们的情和志都是相通的。因此，诗歌的翻译有它的可行性。当然，在翻译中它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优秀的翻译家则能把原本的东西尽可能地多保留一点。
如果诗歌不能翻译，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李白、杜甫，对吧？鲁迅称翻译家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文化的火给不同语言的人们，以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
在我看来，真正要译好一首诗，需要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合一。拥抱原诗是一种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译者要把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体会对方的创作情绪。有时翻译得不成功，就千方百计去找那个表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适用于押韵的字词，就像追求爱人一样，最后终于追到了，是一种精神狂欢。
记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本修订过程中，您也是千方百计，比如，向卞之琳先生请教。
屠岸：我第一次登门讨教卞之琳先生是在1962年。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当时他亲自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给我做示范。卞先生主张诗歌翻译要在“形”上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并形成了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以顿代步，韵依原诗，亦步亦趋。他的翻译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次，我还借用卞先生的借书卡，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阅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我根据书中的各家注释和卞先生的翻译主张，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修订后的版本，卞先生认为更加谨严、光润。
记者：这样的与诗坛大家的交往，本身就像一首诗。类似的交往多吗？
屠岸：我与一些大诗人都有过交往。比如，艾青先生，还有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晚年时，我去拜访他，他送给我一首小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那时，他已经九十好几了，但是又发出了诗的亮光。
一株饱经沧桑的大树
友人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屠岸时，屠岸递过来的名片上，头衔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不由肃然起敬。
屠岸写过，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那么情真意切。
而更多的是屠岸独自一人为了诗歌而苦苦吟咏、彻夜推敲的情节，由漫长的时光一一记录与见证。
1943年夏，屠岸到江苏吕城农村过暑假。流连乡野的一个多月里，50多首诗“喷薄而出”，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白天我在田间、河边观察，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我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个深夜，屠岸边写边情不自禁高声朗诵起来，念至“天地坛起火了”这句诗时，他激情饱满的声音，惊醒了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恍惚中，沈大哥真的以为哪里着火了，急忙从房间里奔出来。待弄清事情原委后，沈大哥直呼他“诗呆子”。
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之后，“诗呆子”开始尝试着写十四行诗。1986年，《屠岸十四行诗》出版。卞之琳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诗人郑敏认为他的诗“让哲理穿上布衣裳”。
诗歌，不仅让屠岸赢得了绰号与赞誉，获得了沉醉与狂喜，更让他人生的磨难得到了悲怆的诗意支撑。“文革”时期，在干校劳动，他双手割着高粱，心中默诵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起来，一步步地往前。身体困顿于田地间，惟有心随着诗远行。
现在看来，13岁那年的《北风》，吹啊吹，直到如今93岁的高龄，诗歌宛如屠岸命运的风标，艰难但优雅，始终充满向往。80年来，诗人的创作环境一再变化，而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却像一株饱经沧桑的大树，日复一日地挺拔、坚韧、苍翠。
记者：同样是面对诗歌，创作和翻译有何不同？
屠岸：翻译要凭悟性，写诗要凭灵感。没有灵感，硬写出来的诗，是没有感情、干巴巴的，是伪诗。
记者：真正的诗歌是要表达情感的。
屠岸：对。我有一个原则，写不出来时，就不硬写。
记者：在您心目中，诗歌意味着什么？
屠岸：就像我在诗集《晚歌如水》的序言里所写的，我未曾受过牧师的洗礼，但诗歌就是我的宗教，缪斯就是我的上帝。也就是说，诗歌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记者：您以怎样的虔诚面对自己的宗教？
屠岸：本着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内宇宙与外宇宙是相通的，血肉相连的。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记者：诗歌的生命，可以向大众传递出什么？
屠岸：写诗除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还要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给读者带来好的影响，要写真善美，不要把坏的东西给读者。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您用3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济慈和济慈的诗歌与您精神的契合，是否比奖项更具功能性和意义？
屠岸：是的。在英国诗人中我最喜欢两位，一位是莎士比亚，一位就是济慈。而在这两者中，我又更亲近济慈。
济慈只活了25岁，他22岁得了肺结核，我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对我来说，济慈就像是一个异国异代的知己，我们好像穿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
济慈提倡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我深受其影响。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他的诗歌。2001年，我去伦敦，拜访了济慈故居，并把我翻译的《济慈诗选》送给了济慈故居。我又去了罗马，拜访了济慈临终故居和济慈墓。
记者：这是对诗人的致意，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屠岸：是的。诗歌之美，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
从生活的真实当中长出来
年过九旬的屠岸，精神矍铄，神态儒雅，笔耕不辍。
他的平和与儒雅，让他看似一座宁静的山。但实际上，有岩浆在其中奔涌。
不知道他经历的人，难以想象他命运的波澜起伏：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共产党、投身秘密地下活动，“大饥荒”中肺病复发不得已切除一侧肺叶，“文革”时被抄家、蹲牛棚、下干校，改革开放后受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之职……
不喜欢诗歌的人，看不到他性格中激情的一面：一种由持久的诗意酿就的激情，一种不妥协地追求美和生命力的韧劲。“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作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
因此，至今这位老者身上依然有着新鲜的激情与生命力，依然具有一种由内而外投射周遭与社会的能量。
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曾有几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举行一次诗会，并以小外孙的名字命名为“晨笛家庭诗会”。全家聚集一堂，诗意勃发，屠岸的“常州吟诵”古诗词必是最受欢迎的节目。
2011年，北京推出公益项目“四号诗歌坊”，让经典好诗亮相北京地铁四号线。屠岸的作品《纸船》搭上了地铁四号线，使得诗意的传播具有了崭新的速度。
对于诗意在中国大地上的栖居，屠岸始终关注。有时批评，有时鼓励，都是因为对诗的热爱。看到有人以创新之名，颠覆诗的形与神，他坚决反对：诗是要变的，但万变不能离其宗。诗的创新不能背离真善美这个根本，不能超越应有的底线。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谈及女诗人余秀华的“横空出世”，他不吝赞美：一个脑瘫病人能坚持写诗，很不容易。她有诗智，很不简单。
记者：今天，信息爆炸、科技突飞猛进、全球一体化这样的时代潮流滚滚而来，诗与诗意何以安身？
屠岸：这些时代新特征，确实给诗歌提出了新的课题。当下的诗坛，确实也不那么繁荣。但是，诗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只要人类不灭，诗歌就不亡。我相信，诗歌的精神会有更发扬光大的一天。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
记者：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世事变迁，但唐时的风，宋时的雨，总会以今天的方式继续着。比如，近些年来“工人诗人”频频成为诗坛的新闻性话题，那些浸润着汗水的诗句直指人心。
屠岸：是的，现在出现了一批草根诗人，他们在工厂里、工地上劳动，也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感情。诗歌在民间，这是传统。不少大诗人，都是从民间来的。比如，济慈就出生于底层家庭，家境非常贫困，但他的诗非常卓越。
记者：诗歌在民间。
屠岸：诗歌要反映生活，是从生活的真实当中长出来的。诗人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他的诗就空了。今天的这些民间诗人，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很优秀，但是有很多是比较优秀的。我想，他们的这些诗歌会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痕迹。
记者：您如何看待诗歌对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影响？
屠岸：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的精神，是很可悲的。
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这个民族的灵魂将是喑哑的。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