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姜梦诗
被访者：梁鸿
梁鸿说，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重回乡村，去寻找、解决、实现自己的乡愁，找到精神的依据地。“乡愁是每一个现代人的追寻，却又很模糊、遥远。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多少，它的整体机能健康度，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重建乡村生活可能使我们的乡愁有更为广阔的寄托，会使大地、山川河流、植物再次成为我们心灵的温暖。艺术家的回归或能给我们的乡愁提供一种出路。”
文学家只能展现问题，永远找不到办法
作者：您新出了一本随笔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梁鸿：新书叫做《历史与我的瞬间》，分“归来与离去”、“文学在树上的自由”、“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三辑。第一辑里面有我的一篇长文，叫做《艰难的“重返”》。这篇文章有两万字，是我2013年在美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的。为什么叫《艰难的“重返”》？我希望反思这几年重走梁庄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和所受到的局限。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思考，当我们在重写乡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潜在视野，我们背后有什么样的知识背景。我们每一个文学家都在塑造现实，只是看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塑造，看谁的塑造更贴近。
另外一篇同名的《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主要思考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同处。我在里面也举了一些小例子，是我当年毫无知觉的小事情，但今天反过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大的历史元素在里面，只不过是这些元素都被遮蔽掉了。这需要你重新打开你自己，才有可能把普通的日常生活所包含的历史性呈现出来。
作者：可是之前听说您的“梁庄”还会继续写，而且是以虚构的方式。
梁鸿：现在《上海文学》杂志正在连载我的《云下吴镇》，我已经写到了第十篇。这个吴镇就是之前写的吴镇，只是从一个相对实在的吴镇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但也不是绝对虚构的，我自己还是想找到一种适合来表达和展现的文体，而不是框在现有的文体下。为了写这个新的作品，我又回到我们那个小镇上，考察得非常仔细，比如说这条路上有什么商店，有哪些人，虽然是虚构的，但我想写得仔细一点。
作者：之前写梁庄的时候，您就说想创造一种文体，现在还是这样，为什么？
梁鸿：我自己是搞文学理论的，我深知每种文体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标准的、被别人认可的文体，但我自己要做的恰恰就是摆脱这种文体。我最大的想法就是使用的这种文体跟所描述的生活之间最为恰切。至于它是否符合理论、是否是大家通认的一种标准，我一点都不想考虑。
我觉得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跳出某些框架的标准。你只有按照自己的框架，才能找到跟你要描述的生活最恰切的方式。“梁庄”大家都说这是非虚构，但当时我写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非虚构，我只是觉得这样最合适。
作者：您最初写梁庄的时候，说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苦闷，觉得该写一写自己的故乡。那现在这么多人看了您的书，您有没有觉得放松了，有没有缓解当时苦闷的心理状态？
梁鸿：其实是更加苦闷了，更加困惑。因为你看到了复杂的生活，看到了生活内部的纠结如此之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书写者，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一丁点的问题。但是这种困惑又使你更加有力量，你看到了距离，感受到了这种清晰的存在。它与那种虚无、泛意、困惑是完全不一样的。由问题到虚无，可能会更加刺激你思考。一个文学家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法，你的任务是把这个多面性的问题展现出来。
作者：这种纠结能归结到乡村问题上吗？
梁鸿：我认为不是这么简单。一个群体的存在是历史性的积压。它还包括自身的心理、精神上的问题。长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它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点。所以不只是一个原因造成今天这样子，没这么简单的。
作者：梁庄的村民会看你的书吗？
梁鸿：因为这本书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年轻人都看过这本书，年龄大的人也会听他的孩子们讲，我的村庄里面的人并没有因此对我有特别大的批评，当然也会有潜在的不满，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对我表达愤怒。反而年轻人非常高兴，觉得终于有自己的亲属来写自己的故事。
作者：那他们有什么改变吗？
梁鸿：农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还是比较难以唤醒的。他们的生活不能说艰难，也有比较有钱的，但他们的精神始终是在一个层面之下的，你不可能通过一本书就唤起他们全部的自我意识。我觉得这需要社会的合力，我这两本书是合力之一，不是全部。但我想有一天他们会慢慢地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存在，包括他们如何去寻找到自我。
作者：刚才您讲座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我非常有感触，就是说我们现在写的乡村都逃不出鲁迅的这个框架。您是怎么处理的？
梁鸿：鲁迅的话语是有局限的。一方面他是使用的文人语言，文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框架，它会把很多东西框出去。我并不是批评鲁迅，鲁迅是最早把农民作为主体来写作的人，他影响太大了。这个是积极层面的，他意识到农民是千百年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主体。鲁迅让农民进入了文学史，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一百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如果你还按照鲁迅的路子来写，那只能说明你是不长进的，你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来重新叙述你所面对的村庄。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有问题，所以我是对这个层面进行反思。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没有摆脱鲁迅的注释，我们也没有摆脱社会的成见。
作者：那怎么样才能摆脱呢？
梁鸿：那可能还需要自身的洗涤吧。首先自己不断地涤荡，来回地思考，这一定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