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施战军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最能够反映世道演变、文化思潮、民情风俗的文化样式，同时，也最具有陶冶人心与引领社会风气的精神力量。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文学以期刊杂志为载体开始集中涌现，不仅在印刷史，更在文学史与文明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期刊杂志就居功甚伟。文学革命的先声，便是首见于《新青年》。此后，以《小说月报》《创造季刊》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刊物，与时代同频共振，从理论批评、翻译介绍，到创作实践，全方位地参与到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直接影响与引导了新文学的发展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与批评家，都有活跃于期刊杂志的经历与背景。可以说，期刊杂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真切看到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看到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脉动——这正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期刊、做“文学期刊掌门人”系列对话的原因。

　　记者：你们活跃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前沿，刊发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现任主编，你如何理解传统？

　　施战军：我们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茅盾是首任主编，他写了一个发刊词，界定了《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与任务，直到现在，这个发刊词仍对《人民文学》具有指导意义。从茅盾开始，历经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李季、张光年、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一直到我的上任李敬泽，我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现文学的人民性与时代性，服务人民大众，富于时代气息。我们曾发表过不少优秀作品，参与了文学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刚刚复刊的就勇敢地登载了一系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的作品，其中包括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实实在在地引领了“改革文学”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把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摆渡”进了当代文学史。我们也素来有志于做这样的摆渡者，把真正优秀的作品选出来、传下去。

　　真正的文学刊物自诞生至今虽只百年左右的时间，但与文学史的关系实在密不可分。没有文学刊物的铺路、奠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厦是建不起来的。

　　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新潮》推出了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名家。茅盾、郑振铎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推出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中篇处女作《灭亡》、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再如，《语丝》《萌芽》之于鲁迅，《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之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新月》之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大半的内容，都与这些文学刊物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也一样，文学期刊是刊发优秀作品、推出实力作家、引领文学潮流、繁荣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直接参与了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与塑造了文学的形态，它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期刊的编辑队伍里，活跃着很多一流的作家与评论家。

　　记者：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甚至有人喊出了“文学已死”。你认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吗？

　　施战军：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已经没落了。其实，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真心喜欢文学的人都挺多。就整体而言，文学与文学期刊都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把巨大的热情投入文学之中，其实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那是文学能量在写作和阅读上共同的异乎寻常的大爆发。反倒是到了今天，随着这种热情的消退，文学回归了常态。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留下来，成为文学坚定的支持者与建设者。

　　我们需要看到，文学是折射时代风貌、塑造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支点，文学是火炬，是灯塔，这种意义与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今天办文学期刊，首先就应树立对文学的自信。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娱乐至死、颓靡不振、精神碎片化等，这个时候往往正是文学上呼唤大家、呼唤大作品的时候，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家、作品多多出现，以深沉疏朗的文学表达，鼓舞一代青年，引领天下风气。

　　记者：你们其实在从事一种文学观的建构工作，这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施战军：一方面，人民性是我们的根与魂，文学创作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融入生活、融入时代，这是最重要的标准。我们倡导“非虚构”文学，正是希望作家走到人民中去，走到生活中去，而不要向壁虚构。

　　另一方面，要有经典意识。过去的60多年里，我们发表的、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品，数量不少，我们今后还将朝这个方向努力。编选文学作品，就应立志为时代发现经典、留下经典。经典作品常常无法从市场上立刻显现出来，反而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吹尽黄沙始到金。

　　记者：诸如黑幕小说、盗墓小说一类的通俗文学，一直很有市场，但我们为何要坚持纯文学的路线？

　　施战军：通俗文学更有读者，历来如此。即使是在“五四”时期，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那样的类型化文学，也是最走红的。那时候，鲁迅想介绍外国文学，就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结果只卖出去几本。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就去写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那批“五四”作家，都坚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影响到了后来的青年。他们是真正心中有读者的作家，就像巴金所说的那样，“把心交给读者”，他们不是为获得钱财，而是想把最真最美的东西捧给读者，用强健、理性的文化去影响读者。我们真应回望那些大作家的足迹，同时也审视自己的创作，这样，当今的大作家、大作品才能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给文学以时间、以尊严。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纯文学的路线，立志于为人民大众办一份代表国家文学审美水平的杂志。如果我们刊发黑幕小说一类的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肯定很有市场，但我们不可能那样做，就是因为，文学期刊承担着社会精神建设的功能，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强健国民精神的塑造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期刊不能完全市场化。

　　记者：以前，社会热点、文学话题常常是通过在各种期刊杂志上讨论、争鸣而扩展出去的。现在，则常常在网络上形成。文化热点更加趋俗化、从众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

　　施战军：文化的推动和建设肯定不是通过制造热点来完成的，需要的是耐心、恒心的有序养成，需要长期建构起来的民族精神与自信力。从大的国家文化战略角度看，文化的大气势大气象，是文脉沉稳、气质刚健、面目清新的文化元素的集成体现。真正的热力是一种持久魅力的表征，需要更加内在地挥发，而文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文学是经由写人写心来面对社会和自然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希求文学成为社会的热点源、文化的热闹场，是小看了文学的功能。文学期刊更多承载的应是文学审美方位上的人文文化，文学指向的是世道人心。

　　记者：人们往往喜欢以代际划分作家，如今“90后”作家已经登上文坛，你对现在的年轻作家整体印象怎么样？

　　施战军：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须重视创作的梯队，我们设立了一个“新浪潮”栏目。我们还特别注意从期刊外的渠道发掘优秀作者，马伯庸、张发财、陆蓓容等等，就是这样被我们找来的。

　　年轻作家，尤其“90后”，势头很猛，路子很正，写得很好，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稚嫩。他们看的书比较庞杂，阅读的手段和资源呈现多元特点。他们比兄姊们少了些偏激，看问题比较中正客观。我对他们的文学未来有信心。

　　记者：浸泡在文学编辑与评论的环境中，你觉得当代文学创作还存在哪些不足？

　　施战军：一是现实感和真切度不足。有一种写作者，不做踏实、扎实的创作准备，反倒是先入为主地抱定一种观念来写作。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多么大的规模，多么丰富的生活，但不少作家写这个题材，写到最后却面目相似，无非就是说进城农民工是受欺负的，他们的收入是被老板盘剥的，甚至比知识分子还喜欢沉浸在灵与肉的苦闷中……这可能也不假，但肯定不是真实生活的全部。不断互相重复地写这么几点，其实是在一厢情愿地设计、想象别人的生活。哪怕是稍微动动脑子，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仅仅是一个苦接一个苦，怎么可能会有千万人年年进城来务工？所以我觉得，不能满足于以概念化的想象去揣摩自己的写作对象，而应该老老实实地深入和体恤写作对象的实情和心思，这样才能写得真切、写出精彩。

　　另一个问题，是当代作家的生成性和力量感较弱。当代作家往往擅长写陷落的人，而不擅长写站立的人或成长的人。世界上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抚慰心灵和陶冶精神的品性——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不仅会写人的陷落，更会写人在陷落后的挣扎与站起，会展示向上的精神力量。可我们一些作家的作品，却是一陷到底，只能看到乱七八糟的尘世泥潭、零落无序的精神征象，以及病态无望的人物群像。作家精神建构的自觉和能力远远不够，所以不能在作品中展示生长和担当的力量——这样的创作现象值得反思。

　　（实习编辑：葛润）